《中國新聞週刊》最新一期刊登有關SARS危機發生十週年記憶與反思的長篇報導。報導認為，當年SARS的發生對中國政府重大信息披露起到了「重大促進作用，成為中國公共衛生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和里程碑」。
發生在2003年初的SARS之所以當時導致中國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和許多人現在患有骨頭壞死、肺纖維化和抑鬱症為主要症狀的非典後遺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SARS發生伊始，疫情真實信息被有關政府隱瞞，結果導致疫情沒有被及時有效地控制。北京律師和「後改革思想網」主編陳永苗認為，當年SARS的發生並沒有促使中國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所進步：
「非典(即SARS)疫情當時最終被披露是因為政府處於太大的政治壓力，被迫的。非典是一個很偶然和很特殊的案例，並沒有普遍性，不會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有所促進，因為重大信息披露涉及政治安全，政府害怕披露意外的東西威脅自己的統治。由此，當年的非典並沒有使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制度上的建設。」
當年的SARS發生與廣東。在廣東深圳的雜文家朱建國表示，他本人並沒有看到中國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因為SARS而有所進步。朱先生以廣東星期四一則相關消息和《南方都市報》評論版面的壓縮說起：
「我今天在報上讀到廣東有一個地方出現口蹄疫的報導。報導雖然說疫情現在已經非常嚴重，但疫情在剛剛出現苗頭時卻沒有信息公開。這就像當年的非典(即SARS)，最初也沒有披露，當疫情發展到無法隱瞞時，政府才向公眾披露。重大信息披露實際上比以前還差。十年前廣東的媒體環境多好。現在可好，《南方都市報》春節前每天有兩個版的評論，春節後就壓縮成一個版面。習近平雖然說政府要多聽聽批評，但我們實際看到的卻是評論和批評的版面卻越來越少。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口號與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的感受根本不一樣。」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永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現在中國的公共衛生機構很硬，建了很多大樓、購買了很多先進的設備，但觀念、制度、政策、人員等軟體則相對落後」;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自非典發生以來的十年，科研經費投入幾乎沒有什麼增長。陳永苗表示，中國政府並沒有從當年SARS爆發的程度與信息披露兩者間的關係中吸取什麼教訓：
「政府可能在個案上做得看上去挺進步，但政府並沒有將做得進步的個案像對待判例那樣，以其為標本，繼續往下走，逐步推進，是進步的個案成為普遍。《中國新聞週刊》的說法並不屬實，SARS根本不是什麼中國公共衛生史上的轉折點。」
深圳的朱先生認為，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中國只是制定了一批看上去很好看的披露程序，但實際上還要看領導的意圖行事：
「主要領導不開口，沒有誰敢披露重大信息。制定的信息披露程序是假的，是空的。這就像中國的《憲法》和相關法律都制定的不錯，但實際貫徹得如何？像深圳，市政府公開宣布，凡是在深圳有居住證的，民工子女都可以在深圳享受義務教育，但實際上沒有深圳戶口，深圳的公辦學校根本不接受你的孩子」。
《中國新聞週刊》有關SARS的長篇報導冠以「非典十年反思：專家稱隱瞞疫情慣性至今仍然存在」。按照以上朱建國和陳永苗兩位的觀點推論，中國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瞞報和謊報的慣性也仍然存在。
（原題目：SARS發生十週年反思 中國重大信息披露沒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