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道「六君子」人們總會心生敬畏，而這裡的「六君子」卻是一幫逆潮流而動的反面人物，跟歷史上前五起的「六君子」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作吹鼓手。袁世凱因出賣戊戌六君子而功成名就，可他卻沒想到自己導演的「六君子」的粉墨登場，竟成了他身敗名裂的轉折點。
袁氏稱帝竟為打破宿命論，楊度成為「太子」欽定參謀長
自袁世凱在1913年竊取辛亥革命果實以來，國內外即有中國將有共和制改行帝制的謠言，但袁屢次發表談話，否認其事。特別是1915年6月，他對馮國璋的一席話，講得痛切至極，感慨萬千。他說：「自《新約法》頒布以來，總統的權利提高到跟皇帝毫無區別，除非為兒孫打算，我實在沒有做皇帝的必要。而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不滅亡的朝代，每個朝代的末代皇帝，總是沒有好下場的，即使為兒孫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災難留給他們。」馮是他的心腹大將，他對自己人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局外人自然不能不信以為真。袁、馮談話在上海報上發表後，關於袁帝制謠言頓然沉寂下來。
誰也沒有想到，當袁氏把話說絕的時候，帝制運動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僅僅隔了一個多月，鼓吹帝制的籌安會就大吹大擂地公開出場了，「六君子」也再一次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
據深知內幕者說，袁之所以急於要做皇帝，正是為其兒孫打算。他篤信宿命論及星象之學。袁家上代人沒有一個能夠活過58歲的，而在這一年(1915年)他已經活到57歲，此時不創基業，更待何時!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認為征服了國民黨後，他在國內便呼風喚雨，一無敵手。國外他所畏懼的也只有日本一國，他已送給了日本一份厚禮，相信日本不會再出面來干涉中國改行帝制。這便是他為什麼一定要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的原因。
袁籌劃進行帝制時，在未正式公布前，對外界絕對保密。他的大兒子袁克定是他進行帝制的唯一參謀長。他的乾兒子段芝貴因為接受任務太多，發覺了些許蛛絲馬跡，袁不得已也讓他參與了帝制的籌劃工作。此外，他的老朋友徐世昌，老部下段祺瑞，老幕僚張一麐一干人等，都被他瞞在鼓裡。但也有一個例外，楊度卻是帝制運動的知情人。
楊度之所以能夠知道帝制問題的一切內幕，主要依靠兩個人：一個是「太子」袁克定，一個是公府內使夏壽田。楊度自1907年投靠袁世凱以來，就為袁氏父子出謀劃策，深得袁克定的信任。如果說袁克定是他父親的參謀長，那麼楊度就是袁克定的參謀長。1915年的春天，在袁克定私下設宴拉攏梁啟超時，就只有楊度一人作陪。袁克定生平最討厭徐世昌，曾一度背著徐在別人面前呼之「活曹操」，而楊度也深恨徐世昌奪去了他的「新朝首輔」，對其咬牙切齒，無時無刻不想把他轟走。楊度跟夏壽田的關係，也非同一般。夏壽田字午詒，湖南湘潭縣人，王湘綺的門人，與楊度有同鄉同門之雅。夏做公府內史(袁世凱將總統秘書改稱「內史」，秘書長改為「內史監」)，就是出於楊度的大力推薦。當時，公府內史監阮忠樞是一支老槍(煙癮很重)，又經常出差在外，尋花問柳，不大過問內事。袁的老幕僚、內史張一麐素來就強烈反對帝制，此時被袁甩在一旁。夏則每天按時辦公，對袁更是唯命是從，阿諛奉承，朝夕不離袁的左右，因此一切機密文件均出自他的手。當時，有人向徐世昌詢問時事，徐總是冰冷冷地回答說：「你們何不問夏壽田夏內史去!」這短短的一句話，說明袁對夏信任之深。夏每天下班後，一定到楊度家吃晚飯，對於府中的一切動態，隨時向楊匯報。有時袁交給楊的某些任務，也由夏轉達。這就是楊度能夠知曉袁氏機密的特殊原因。
拉名流不成退而求其次，功利熏心促成籌安會「六君子」
1915年8月，楊度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組織籌安會，自封為理事長，讓孫毓筠任副理事長，嚴、劉、李、胡四人為理事，這事的順利通過，就是以夏午詒為中介而得到袁氏父子點頭的。除楊度外的這五個人中，有兩個全國知名的學者：嚴復、劉師培，三個老同盟會會員：孫毓筠、李燮和、胡瑛。除嚴復是袁氏父子所賞識的人才之外，其餘四人都不怎麼符合他們父子倆的要求，只因當時的大名流、大學者都反對帝制不願「上山入夥」，而袁又急於要做皇帝，不得已而求其次，這便是籌安會能夠迅速成立的直接原因。
楊度物色這五個人為籌安會的發起人，也是用過一番心機的。孫毓筠自1913年交卸安徽都督定居北京以來，與同盟會的關係日益疏遠。隨後袁便聘他為公府高等顧問，月支津貼八百元。袁開的工資這在名譽職中算是偏高的待遇。1912年7月，袁提名他為陸徽祥內閣的教育總長，由於其自身原因並未獲臨時參議院通過。這一時期，孫毓筠的表現越來越下流，竟與章太炎、張紹曾、王庚等人發表聯名通電，痛罵臨時參議院為「姦府」，公然主張袁氏獨裁。在國民黨二次革命期間，他曾組織國事維持會，名為調和南北之矛盾，實為替袁氏獨裁而效力。袁進行帝制活動時，先後任命他為約法會議議長和參政院參政。從此他就鞍前馬後完全倒在袁的一邊了。他早年在南京因事被捕時，楊度曾經營救過他，因此他對楊頗有好感。此次楊找他列名為籌安會副理事長，當然也是得到袁的同意。
劉師培雖以當代學者聞名於國內，但他早年因利益之熏背叛過民主革命，做過兩江總督端方的偵探，並非一位貞操氣節之士。1915年，袁聘他為公府諮議之職，這在公府閑職中並非是一個顯要的職位，他卻引以為無上光榮，上折拜謝袁的任職之恩，咬文嚼字，諂媚阿諛，醜態畢露。
1915年3月，楊度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不想卻在政界博得了「曠代異才」之名。劉師培看到如此情況暗自欣喜，也寫了《國情論》和《告同盟會諸同志》兩文，以表示自己不甘落後。
「六君子」之中，只有嚴復列名於籌安會，是由袁氏父子直接點名的。起初袁克定想拉梁啟超入夥，任憑袁軟磨硬泡梁就是不為所動，於是他就想找嚴復來代替。因此楊度三番五次到西城舊刑部街嚴宅去登門拜訪。嚴無奈隨即表示默認。過了幾天，他的老朋友馬相伯跑來規勸：「又陵(嚴復字又陵)，像楊皙子、孫少候那班人，年紀都還輕，他們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偌大年紀，又何必多此一舉!像我七十老翁，早已無意於攀附權貴了。」此時嚴已登名黑榜，要想在籌安會上除名挽救也已來不及了。
「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那時是個仕途不濟、窮極無聊的失意軍人。1913年「宋教仁案」發生時，他曾到北京來活動，也曾以調和南北的矛盾為自己的使命，致電相勸黃興適可而止。此次因生活困難，又從湖南到北京來觀光，後便被楊度拉進了籌安會，做了一名無足輕重的配角。
胡瑛在早年參加民主革命時，頗有暴烈之風。自1912年遷居北京以來，經常同楊度來往，風氣所熏，豪氣早已不似當年。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曾到上海會見黃興，苦口婆心勸其不要起兵反袁。此次受楊誘惑加入了籌安會，也是理所當然。
肅政廳不解袁帝意上呈文，一朝計謀討伐聲中萬古空
籌安會成立不久，就動員全國各省在北京的同鄉組織所謂公民代表請願團，向參政院請願變更國體。1915年9月6日，袁派楊士琦代表他向參政院發表了關於變更國體的宣言。但在九月九日，肅政廳全體肅政史向袁上了一道公呈，請袁迅速取締籌安會。呈文寫道：「自籌安會成立以來，雖宣言為學理上之研究，然各地謠言蜂起，大有不可遏制之勢。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會議議會長，彼等倡此異說，加以函電紛馳，號召各省軍政兩界各派代表加入討論，無怪人民驚疑。雖經大總統派員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表意見，然人心並不因此稍安。揆厥原因，無非以籌安會依然存在之故。應請大總統迅速下令取消，以靖人心。」從這道呈文看來，肅政史們顯然沒有看懂袁氏宣言的真正意圖，錯誤地認為他是反對籌安會的。
袁看了這道呈文，內心雖然不痛快，但又不便發作。他親自擬稿批答說：「世界各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國情為建設，以達其鞏固國家，保全種族之宗旨。中國當君主時代，歷禁討論民主政體，而秘密結社，煽惑不絕，一旦爆發，更無研究之餘地。前車之鑒，可為寒心。講學家研究學理，本可自由討論，但須具有界說，不可逾越範圍。著內務部確切考查，明定範圍，示以限制。」
袁在回覆中公然稱許籌安會「六君子」為講學家，他自己也提倡言論自由，內務部當然不會再有誤解了。9月16日，該部呈書回覆袁氏說：「政談集會，本為講學家研究學理之資，其界說屬於言論。從前君主時代，於討論共和之政論，深閉固拒，故其原理未易曉暢，而其說輸入人心，乃醞釀於秘密煽惑之中，一發而不可收拾。易地以思，可為殷鑒。是則關於言論，不妨任其自由。該會發起人皆學識閎通，聲望卓著之士，於此討論界說範圍，亦已鄭重聲明。倘認為有擾亂秩序之虞，自當加以限制，以保公安。」
這道呈文明確看出了袁氏的立憲意圖，並加以發揮，進一步稱「六君子」為「學識閎通，聲望卓著之士」，並說他們已自定界說的範圍，當然沒有另加限制之必要了。
這時候，袁對帝制的問題雖然還在遮遮掩掩，態度曖昧，但是全國人民反對籌安會，反對帝制的聲浪已是鋪天蓋地，響徹雲霄，達到了不可遏制之勢。其中有兩個人呼聲更為尖厲，一是賀振雄，他上書肅政廳，主張嚴拿楊度等禍首，明正典刑，以正國是。一個是李誨，上書檢察廳，控告楊度等叛逆昭著，動搖國本，懇准檢察廳按法懲治。袁為保障「六君子」的安全起見，在他們每個人的家裡派武裝警察二人守衛。後來查明，賀振雄並不是什麼不避斧鋸之誅的英雄豪傑，他想一鳴驚人，憑藉此事以求顯達，楊度隨即派人拉攏，給他在籌安會挂了個名義，月支津貼若干，他就不聲不響了。李誨是湖南省議會議員，是李燮和的兄弟，當時在長沙辦《湖南公報》，他也不是什麼大義滅親的好漢，經其兄李燮和從中斡旋，也就不再有所表示了。
9月19日，梁士詒另組「全國請願聯合會」，在安福胡同掛起了招牌，並於當日聯合「各省代表」向參政院舉行變更國體的第二次總請願。自此以後，「請願聯合會」成了帝制運動的中心，籌安會不免相形見絀，楊度只得於10月15日將籌安會改名為「憲政促進會」，想在袁世凱登基後，在立憲問題上另作文章以求重用。但不久雲南起義爆發，隨後以日本為首的日、俄、英、法、意五國又向袁提出干涉中國帝制的聯合警告，袁氏的帝制夢大勢已去，這個「憲政促進會」也就無疾而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