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上週報導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中國政府要在未來10年內投入40萬億人民幣進行城鎮化。政府還將為此改革債市，以助籌資。
若此消息屬實，幾乎沒有懸念，「城鎮化」即將成為凱恩斯主義在中國開出的一朵碩大而妖冶的「惡之花」，徹底吞噬1978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並將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不是危言聳聽。錯誤地運用不合時宜的經濟哲學來制定經濟政策很可能帶來政權的劇烈動盪，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俯拾皆是：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使人們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產生了嚴重的懷疑，而當時德國政府保守的經濟政策使選民相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夠解決失業問題，後來希特勒政府上臺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災難；相反，在中國，蔣介石政府採取的極度通貨膨脹政策令其民心盡失，有力助推了共產主義力量的蓬勃生長。
應該說，凱恩斯主義並非異端邪說，它原本是西方經濟學家為瞭解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中的經濟週期問題而開出的一劑藥方。其理論簡而言之，就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蕭條的時期，由政府通過財政投資和花費來創造需求，以拉動整個經濟增長，從而熨平經濟週期。
「城鎮化」政策背後的經濟哲學就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需求管理，凱恩斯認為經濟衰退是由於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救治的藥方就是由政府代表納稅人花錢以創造需求助推經濟發展。中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把經濟增長的動力歸結為需求，即所謂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也稱內需）。他們認為，因為醫療、養老、教育體系不完善，消費在短期內無法拉動；出口也由於世界經濟危機歐美市場疲軟無法持續；因此，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投資。於是，在2008年中國政府一夜間放出了4萬億的投資計畫。2013年新一代國家領導人接班，中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改頭換面， 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找出了「城鎮化」這件好看的外衣。其實，與經濟刺激政策一樣，這是換湯不換藥的又一個凱恩斯主義政策，剝去外衣，不外乎還是政府主導以城鎮化的名義創造需求。
事實上，凱恩斯主義的目標並不是建立強勢政府的計畫經濟體系，而是希望在特殊時期藉由政府干預來完善自由市場經濟。但是，這個以救治自由市場為出發點的凱恩斯「藥方」實際上卻隱藏著一個極其危險而重大的副作用：政策實施的結果可能導致一個強勢大政府，隨之，人們的市場自由和政治自由被剝奪，人們的創造力和企業的活力隨之喪失。這一點，在凱恩斯理論面世之初就被一些敏感的媒體人和經濟學家所洞察。
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著名的評論家李普曼曾經專程趕赴倫敦與凱恩斯徹夜長談，據說，他立即為凱恩斯的理論和口才折服，但是，最終，由於懼怕凱恩斯主義的實行可能損害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這位視自由為空氣的美國評論家選擇了忍痛割愛，空手而歸。
貨幣主義大師弗裡德曼在其1980年代風靡歐美、日本的《自由選擇》一書中這樣批評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忘記了強勢政府對自由的危險；相反，他們被權利在正確的手中時的強勢政府可能取得的成績所誘惑」。
對於凱恩斯主義所帶來的政府巨額花費，弗裡德曼說，近年來的經驗使我們懷疑 「我們是否應該接受越來越強勢的政府授權一個叫做公務員的新階級來代表我們花費我們收入中的更大部分」。這樣下去，他預言：「早晚，或者比很多人預想得要早，大政府將把我們在《獨立宣言》中雄辯地宣稱的市場自由和人類自由的前景悉數摧毀」。
李普曼、弗裡德曼們絕非草木皆兵、因噎廢食，在實踐中，凱恩斯主義確實如鬼魅般吸走一個老牌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精髓和活力。英國的面積只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人口也只有河南省的一半多，但是，這樣一個小國卻憑著工業革命雄霸世界100年。然而，工業革命後，英國公共支出與日俱增，造就了一個大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更是走向了極端，進行了30年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實驗。實驗的結果非常糟糕，到1974年，英國政府被凱恩斯主義政策帶來了高通脹和高失業同時出現的局面逼到了牆角，通脹最高時達到24%。不僅如此，凱恩斯主義政策還導致了大政府、大國有部門，導致了企業活力的喪失，生產效率的下降，英國被美國、法國、德國遠遠拋在了後面。
1976年，英國首相詹姆斯.卡拉漢在工黨大會上無比沉痛地檢討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錯誤，他說：「過去我們誤認為我們能夠僅僅通過花錢走出衰退，誤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減稅和政府大量花錢提高就業率。我以我全部的真誠告訴你們：這種選擇不再存在。 以往這樣做的時候，其實就是向經濟中注入了通貨膨脹，每次這樣做之後失業率就會上升。財政部長大筆一揮就可以保證全部就業的虛幻出來的溫馨世界一去不復返了。」
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後，徹底拋棄了凱恩斯主義，並大刀闊斧地鐵腕矯正凱恩斯主義政策給英國帶來的弊病。其採納了與凱恩斯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哲學：政府的邊界後撤， 市場的角色加強。她以三種途徑實現這種經濟哲學：一是消減公共開支，二是去規則化，三是私有化。英國很多人相信，撒切爾夫人執政10年把英國引回了正確的軌道。
但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副作用猶如土壤污染，非常難以清除。至今，英國的凱恩斯主義後遺症依然明顯，比如公共部門過於龐大、生產效率降低、企業活力減弱、國家競爭力衰退等。亦因此，為了重振英國經濟，目前的卡梅倫政府不得不在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時期，依然堅持採取縮減公共部門開支、私有化、鼓勵競爭等反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
可見，即使是最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難以抵禦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副作用。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正在深水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還沒有啟動，在這個節點上，下如此重的凱恩斯主義猛藥，無疑是對以前市場化改革的巨大反動，勢必重新點燃政府官員「看得見的手」主導和配置資源的衝動，勢必造成低效投資、滋生官員腐敗；勢必將中國打回過去的計畫經濟的原點，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縮窄， 經濟活力喪失； 勢必造成貨幣的進一步超發，通貨膨脹率進一步上升……
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問題絕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需求不足」，而是動力不足、信心不足、自由不足、競爭不足。政府需要採納的應該是撒切爾夫人的經濟哲學，即：政府的邊界後撤，市場的角色加強。政府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 實現這一哲學的途徑是「按住政府看得見的手」，鼓勵市場競爭，讓市場自己尋找有效需求。城鎮化之類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與這一哲學南轅北轍，甚至背道而馳。
檢視國內外成功的經濟政策範例，無論是英國的工業革命還是鄧小平的農村經濟改革， 都不是通過政府臆造出一個所謂的「需求」來實現的，而是通過給企業和個人鬆綁，鼓勵市場的創造力來實現的。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農村經濟改革，同樣的農民、同樣的土地，為什麼在一夜間突然煥發了活力，使生產力突飛猛進？不外乎是讓農民承包了土地，一定程度地放開了市場、放開了價格， 其實就是解開了制度對人的創造性的束縛。 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如此，政府最大限度地從市場撤退，最大限度地給市場自由、鼓勵企業競爭，他們相繼廢除了限制進口糧食《穀物法》、限制利率的《高利貸法案》、限制運輸競爭的《海洋法》，政府撤出，鐵路、運河、道路、工業等全部私有化，用制度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創造力。這就是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所說的「制度紅利」。
中國的自由市場建設還遠遠不夠，因而也還有更大的制度紅利空間，如果進一步放開市場、鼓勵競爭，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吃苦精神，企業會如雨後春筍，創造力勃發，企業自己會找到最有效的市場需求。隨之，一定能在城市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吸引農村人口進城工作、定居， 到那時，城鎮化也就水到渠成。相反，如果政府臆造出一個需求，計畫出幾百個城市，再以城鎮化的名義搞一場投資大躍進，政府的邊界必然前逼，市場的角色必將進一步縮小。
非常令人驚訝，弗裡德曼在1980年之前已經準確地預測了中國今天可能走回頭路的結局，他在《自由選擇》中這樣說：「讓私有制的魔鬼從瓶子裡出來，即使限制在一定程度，也會帶來政治問題，早晚會導致更強大的權威來應對；而相反的結局，……, 市場體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是，他沒有預測到的是，這個「更強大的權威」將通過他的學術對手---凱恩斯主義的城鎮化政策來實現。真希望,10年40萬億城鎮化的消息僅僅是誤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