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北京的「兩會」雖然只是當局展示立法機構和統一戰線陣容的「精英聚會」，但還是能夠激起全世界媒體的興趣，因為無論是代表們的衣著、舉止與提案，還是他們面對記者的答問，都可算是輿論對他們的一次大考。微博對「兩會」代表的風評，更是民意的真情流露。
2013「兩會」代表表達的焦慮與期盼中，鐘南山、吳敬璉與馮小剛三位的發言，以及民間因「國五條」出臺而產生的稅收焦慮，恰好反映出中國人對中國前景的多重憂慮，即中國人對未來十年的怕與盼。
體制內的人「怕革命」吳敬璉資格老，是黨內尊重的經濟學家，這是他接受採訪時願意觸及「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這一話題的底氣所在。這篇採訪被冠以「我們這些人是體制內的 不想革命」之標題，倒也直擊要害。採訪較長，集中談了兩點：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及可能的危機，其中有一段話是概括性的：「現在有兩個問題繞不開：一是舊的增長模式繞不開。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十幾、二十幾年了，問題愈演愈烈。從淺的方面來說，就是造成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從更深層面說，造成了勞動者的收入提高緩慢。靠大發鈔票來支撐增長，造成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通貨膨脹壓力正在持續走高，我們現在的貨幣流通量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過100%的國家都很少。二是權力介入經濟領域以後，腐敗愈演愈烈，現在已經深入骨髓。」
這篇採訪的新看點是他談到最近這一年才形成的「改革共識」：「我所謂的共識就是：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必須重啟改革。過去我的一些言論在網上反對的人比贊成的人多，這次90%的人贊成，這就是我說的共識。「我們這些人是體制內的，我們不想革命，希望穩定，……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能夠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還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條。」
吳先生談的兩個問題並非新話題。我多年以來一直在研究這些問題，心中已經有答案。且不談腐敗這一已經無法治癒的政治之癌，就說這經濟增長模式問題，中國政府也曾想改，廣東省在2007年開始就考慮「騰籠換鳥」，結果是老鳥相繼飛走，另覓新巢，新鳥卻未見飛來。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國的制度環境導致管理成本偏高（其中含有與政府溝通的高昂成本）；稅收政策、土地價格、勞動力成本等變得越來越不利於投資者；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是個世界有名的知識產權侵權大國，30年的經濟發展更多的是養成了一批投機家，而不是自身的技術力量。在環境損耗不計入企業成本與廉價勞動力這兩大「優勢」喪失之後，自2008年起，引領經濟的「三駕馬車」先後熄火，就剩下房地產一項在拉抬中國經濟。這是近幾年北京不惜飲鴆止渴，投放天量貨幣刺激經濟的內在原因。
我相信，中共高層內部將來就算形成了「改革共識」，但在確定改革方向與突破點，仍然是見仁見智。目前習近平的主要任務是接管權力，逐漸消除內部利益紛爭。估計改革話題要進入他的議事日程，還得等到李克強的「新城鎮化」玩不轉了之後。畢竟，底層的「暴力革命」還並未成為現實，只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環境恐慌：超越階層的社會共同恐慌
環境恐慌是本次會議上不少代表的共同憂慮，鐘南山的憂慮最徹底。由於深感中國生態環境即將陷入崩潰，鐘先生在人大分組會議上的發言是「GDP第一 還是健康第一」。鐘說，「以前還覺得環境問題比較遠，只需要兼顧一下，現在已經不是要兼顧的問題了。當人的生活基本要素受到威脅時，環境問題已經變成危機了」。微博上流傳他的發言中有「管你什麼和諧社會，管你什麼綱領的，人最關鍵的一個是呼吸的空氣，一個是吃的食物，一個是喝的水。這些都不安全，什麼幸福感都沒有！」
環境污染對人的體健康的傷害，確實是一個緩慢、逐漸浸潤的過程。中國人目前的富裕是中國五千年以來所未有，但這是通過嚴重透支中國生態環境換來的，這種過度透支使得今後的中國也將面臨五千年以來未曾面臨過的困局：國在山河破。不僅本國的資源已經無法支撐國民的生存，中國成為一個世界上的資源（包括糧食、石油、鐵礦石）進口大國，而且國人在基本生存方面面臨水、空氣與食物的安全問題。
我曾從制度成因上剖析過，中國的環境污染是「公地的悲劇」，主要原因是腐敗政府與無良企業為牟利而共謀造成，但民眾在生活垃圾處理上的隨意性也是部分原因。不過，中國生態環境破壞之嚴重，已經不能通過懲罰貪官與無良企業主而得以還原。已卸任的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終於承認：「恢復淮河本來面貌，成本超過造紙廠創造GDP的數萬倍！」
儘管這次有不少代表都談到「帶毒的GDP」的危害，但從中國的現狀來說，這種認識與呼籲已經太遲了。生態環境是一個社會的生存基座，對環境的憂慮是超階層與超政治的。但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未意識到，目前這種自我蹂躪造成的「國在山河破」，有各種難以治理的重金屬污染與化學污染，遠比以前戰火燃燒過後那種「國破山河在」的局面難應付萬倍。如果後人要總結，是這一代中國人為了賺錢而喪心病狂地毀滅了中國人的生存根基。
中國高層並非沒有危機感。我個人認為，2013「兩會」的「簡樸新風」就是北京不想再刺激民眾的對立情緒。比如降低伙食標準，從原來每位240元減少為150元；會議主管部門專門就代表著裝下發通知等等，都是不想公然展示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去幾年，代表們身著昂貴的貂皮大衣、名牌西裝，攜名牌包與愛馬仕皮帶、迪奧眼鏡這些行頭招搖過市，無一不讓P民們聯想到祖國的各種資源被劫掠一空，化成了精英們的豪宅、豪車與豪華行頭，還有那海外以億為單位計算的巨額存款。當局者總算認識到：就算反腐是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持久戰」，至少不要再為底層民眾的仇恨情緒澆上一桶汽油吧？這是習李元年「兩會」比胡溫第二任期內數次「兩會」要明智的地方。我至今也不明白，中國精英們何以會愚蠢到在「兩會」這個最不應該炫富的政治T台上展示自己的豪奢；也不明白胡溫何以沒想到這種刺激的後果是什麼。他們好像全然不記得，「兩會」代表還掛著「民意代表」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