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所述吳敬璉的憂慮是害怕亡黨，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鐘南山對環境生態的憂慮是超階層的人類生存層面的憂慮。本文將分析另一種憂慮，即擔心「文革」捲土重來，再發酵為暴力革命的憂慮，這種憂慮以導演馮小剛的發言為代表。
*中產階級的怕與盼*
在文藝界別小組討論上，馮小剛建議當局在電影題材審查方面，應該具有戰略眼光，希望可以「拍文化大革命這種題材」，「用來反省」。以下是他的一段原話：「如果不讓現在年輕人瞭解文化大革命，瞭解紅衛兵的暴動帶來的災難，再發生暴亂的時候，大家還是會呼的一下起來，大家會覺得拿磚頭砸玻璃是件過癮的事。」
其實馮小剛想談的更深一層的意思，在「兩會」這種政治T台上不適合表達，但他在別處表達了。時尚傳媒曾發表一篇對馮小剛的採訪「人生能有幾個18年」，值得一讀。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這部影片，讓他對中國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升華。其中，他特別提到地主與農民的關係，並根據採訪，在影片中設計了一個地主家在飢民劫掠下灰飛煙滅的細節。以下是馮小剛的感悟：「其實這些看似孤立、看似荒唐的事情，都可以從我們的民族性裡面找到答案。這是我拍這部電影最核心的原因，也是《溫故1942》這部小說最核心的內容。這部小說顛覆了我對歷史的想像。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民不聊生的情況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你看完小說或者電影《一九四二》會發現，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我們都是災民的後代」。
上述場景，在中國歷史上每逢大災難時期、或者王朝末喪亂之際，都會反覆出現。唐末農民起義，詩人韋莊寫的那句「天街踏盡公卿骨，內庫燒為錦繡灰」，幾乎是所有王朝更替的寫照。地主被集體消滅是1950年代中共的土地改革（包括此前中共在解放區的改革）中的經典場景。大概是採訪中的故事再現了這些史料中的場景，2011年9月 11日，馮小剛在網易微博上發表了一段微博：「人們天真地認為，殺了村裡的地主，農民就過上好日子了。經過土改的實踐，地主的人頭嘁哧哢嚓地落地，農民擺脫窮困了嗎？還是鄧大人的改革開放解決了農民的溫飽。現在，殺地主的邏輯似乎又深入人心了。地主們小心自己的腦袋吧。留給你們的中秋節已經不多了。我真不厚道，大過節的嚇唬有錢人。您吉祥！」
馮小剛在這裡說的「地主」，當然不是指1949年前的地主，而是指改革以來通過各種渠道富起來的人們。他這種擔憂是不是憑空虛擬？當然不是，仇恨富人與成功人士的情緒瀰漫在中國上空各個角落，任何不麻木的人都能感知到。這是吳敬璉說出「我們是體制內的不想革命」這句話的大背景。何謂「革命」？毛澤東早就說了，「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民族性與民族記憶*
吳敬璉與鐘南山的勸諭有明確的對象，即中國政府。但馮小剛是對民族性的反省，因此，他的勸諭幾乎是面對所有人。
我本人的「幸運」與痛苦，在於我很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可怕的「民族性」。1968年我親眼見過湖南邵陽縣「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殘殺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屍體。後來我才知道，「文革」時期這種集體屠殺不止發生於邵陽縣一處，在廣西、湖南道縣及湖南、廣西、廣東三省交界處均有發生——這不同於馮小剛印象深刻的飢民暴亂，因為飢民暴亂是中國歷朝歷代長盛不衰的故事，人吃人的現象史書不絕。這是非戰爭時期一部分自認為政治地位優越的國人為彰顯自身優越性，而對另一部分政治賤民的肆意屠殺。
由於沿資江漂下的死者遺體表明，他們在死前都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這使我從此非常在意當地貧下中農們使用的酷刑是從哪裡學來的？後來才從參加過調查邵陽縣屠殺的鄉賢陸芒的《老虎坪紀事》裡得知，1950年冬天，邵陽縣酈家坪在土地改革之時，就曾發生過類似的殘殺。以後隨著「文革」（廣西吃人的那段醜惡歷史讓人驚心）、土改的許多史料相繼被挖掘出來，尤其是20世紀中共領導的數次農民運動的各種史料，我很清楚我們這個民族的宿命是什麼。
其實，「殺地主的邏輯深入人心」並非近年才產生，第一，它有歷史沉澱。且不說歷代農民起義的動員口號，就說半個世紀前山東臨城抱犢崮一幫土匪傳唱的歌謠。這幫土匪憑藉險要地形，作惡多端，甚至劫持火車上的中外旅客。這些土匪自編一首詩證明自己的行為符合「道義」：「上等人們該我錢，中等人們莫管閒，下等人們快來吧，跟我上山來過年」。葉劍英女兒記有一事：「文革」時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散場後滿地金條，據說是紅衛兵抄家時搶來的。由此可見，「搶掠文化」從未絕跡，只要一有機會，這一潛藏在國人心中的魔鬼就有可能誘發出來。第二，它有中共建政以來的階級鬥爭教育與現在還未放棄的馬克思「資本主義剝削論」做為理論基礎；第三，它有現實誘因，因為中共權貴集團及官僚們（小至村長）瘋狂聚斂早已到了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小至搶奪土地房屋宅基地，大至毀壞生態環境。「上等人們該我錢」，是權貴掠奪民財這一事實導出的自然結論，早已深入人心。與其前輩不同的是，今天中國的社會底層已經能夠用馬克思理論及毛思想等意識形態語言表達得更精緻。
在一個社會上升管道暢通的社會，底層會想方設法上進，讓自己能夠躋身為上中層社會的一員，如中國上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葉；但當社會上升管道嚴重阻塞，紅二代、官二代與富二代成為社會身份的符號，一個參軍指標都要被掌權者拿來賣錢的社會，生活於絕望之中的底層失去了期盼，剩下的就只有仇恨。「屌絲」一詞代表了沉澱於社會底層的受教育者的自憐、自傷及對社會的嚴重不滿與仇恨。很多人擔心中國可能會發生「茉莉花革命」。其實，如果中國真能通過「茉莉花革命」轉型，哪怕是付出利比亞那種短期內戰的代價，都可能是未來中國最好的結局。
1949年政權鼎革時，雖然滿是戰爭創傷，但中國這塊國土上，山是青的，水是綠的，天是藍的。目前，遍佈全國的癌症村與籠罩中國上空的霧霾提醒國人，我們其實已失去了家園，這家園不僅是精神意義上的，還是物質意義上的。恐怕不少人都在心中暗問：王力雄 《黃禍》一書的結局，會不會成為中國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