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推出財產公示制度時，基本上腐敗都還不算很嚴重。而中共腐敗已經到了最嚴重時刻，中共無疑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特別是，中共高層及其親屬幾乎無一例外的因權致富，更拖拽了這個制度的出臺時機。在清黨的壓力下，官員們把財產公布的「球」踢向了新上任的習近平黨中央。習近平接到這個「球」會如何呢？習很可能會按住「球」不放。因為如果他同意即刻推出這項制度，他會立即面對意想不到的麻煩和難以控制的後果。
關於反腐。習近平現在面臨的反腐形勢極為嚴峻，這是胡錦濤「擊鼓傳花」傳給他的一項沈重的政治負債。一方面，習近平必須還「債」;另一方面，習近平必須考慮其政治後果而不能不對還「債」有所顧慮。
習近平反腐有幾大顧慮。一是重大反腐政策出臺的時機相當不利。中共腐敗已經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從江澤民時代睜眼閉眼、縱容貪腐，到胡錦濤時代腐敗嚴重失控，整個腐敗態勢，已積重難返。而主流貪官們從這些年中共反腐的經驗中，看出了中共反腐的門道，貪官被整肅，大多是因為後臺不夠強硬，或者是因為政治上不幸站錯了隊;只要他們後臺強硬，政治可靠，就可以有恃無恐，繼續貪腐。這種狀況導致任何重大反腐政策的出臺，都有可能震動中共統治本身。
二是反腐面臨的挑戰愈發嚴峻，大多數知識份子和老百姓對習近平反腐持觀望甚至不信任態度。社會財富嚴重傾斜於少數權貴，貧富空前對立，民眾空前不信任政府。老百姓早已對胡溫反腐非常失望，知識份子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越發置疑。而迄今為止，習近平反腐並沒有端出能夠治標又治本的好辦法，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對習近平反腐不看好。
此外，習近平反腐面臨的阻力發生了不利於高層決策者的變化。在反腐的關鍵政策上，原是主要阻力的中共廣大官員現在改變了態度，把政策的難題，像踢皮球一樣踢給了高層決策者。而高層決策者卻左右為難。
習近平反腐在面臨的時機、挑戰和阻力方面，都發生了不利的變化。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至今出不了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項制度是一個可以事先防治腐敗的有效制度，歷來是兩會討論的話題。早在1988年，全國人大就曾提出立法動議，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韓德雲連續7年提交「公務員財產申報法」議案，但迄今20多年過去，所有這些動議均不了了之。
在這個制度出臺的時機上，反腐專家和學者認為，從國外財產公示的情況來看，各國推出財產公示制度時，基本上腐敗都還不算很嚴重。而中共腐敗已經到了最嚴重時刻，中共無疑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特別是，中共高層及其親屬幾乎無一例外的因權致富，更拖拽了這個制度的出臺時機。
而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和老百姓廣泛不信任，對這個制度出臺形成挑戰。多位反腐學者認為，在經濟形勢放緩的大背景下，目前全國出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可能性很小。去年在王岐山主持的中紀委會議上，反腐學者希望中央在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上，盡快給老百姓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但他們顯然並不樂觀。有人甚至認為，5年之內可能才會有說法。
而最詭異的變化是，官員對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的態度變了。在胡溫執政期間，幾個調查結果顯示，官員中的大多數，反對將自己的財產向社會公布。2008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體制改革專家王全傑表示，他曾作過一項關於官員財產申報調查，稱接受調查的官員97%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到了習李時代，官員階層對財產申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2013年兩會期間，《南方日報》記者就官員財產公開問題隨機採訪了40位省人大代表，有35名代表表示「贊成」，佔87.5%，無人反對，另外5名代表則稱不置可否。
官員對財產申報的態度為何變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習近平的整黨清黨似乎起了威懾作用。上述官員贊同財產申報時都眾口一詞地說，只要上級或中央決定，他們就會支持。在清黨的壓力下，官員們把財產公布的「球」踢向了新上任的習近平黨中央。
習近平接到這個「球」會如何呢?習很可能會按住「球」不放。因為如果他同意即刻推出這項制度，他會立即面對意想不到的麻煩和難以控制的後果。這些後果是：絕大多數巨富官員根本無法解釋他們的數額巨大的財產及其來源;會披露中共高層與利益集團千絲萬縷的關係：會進一步引發民憤和社會震盪，等等。
於是，習近平新領導班子，便成了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出臺的最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