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一些滯留東歐國家的德裔戰爭孤兒得以重返家園,共產情報機構則讓間諜頂替孤兒身份潛入西方國家。而當時聯邦德國對東歐陣營的和解政策,也為間諜滲透提供了良機。
德國和波蘭在二戰後於1970年重新恢復外交關係，當時波蘭的情報單位已經摩拳擦掌為諜報任務做好準備。仿照上世紀20年代起蘇聯的做法，東歐國家的情報單位也嘗試讓特務頂替孤兒的身份潛入西方國家。這些孤兒最好能擁有德國血統，並在西方國家的某處擁有失散的家人，因為這樣能增加可信度，提升任務成功的機會。
波蘭國家紀念研究所的歷史學家布爾哈克（Władysław Bułhak）解釋，早在上世紀60年代，波蘭的情報中心便向過去的德國人居住區的地方情報單位下達指示，令其尋找可供利用的「孤兒命運」。
布爾哈克表示，東歐和西歐的政治交流正好有利於特務的滲透。「這不是一般性的操作方式，而是受到嚴密保護的做法。他們由情報單位的特別部門負責管理。」
系統性招募
特務人選必須能說得一口流利的當地語言，因此他們偏好在德語系學生中尋找新人才。波蘭籍的耶日·K(Jerzy K.)便是其中一人。波蘭情報機構在他前往萊比錫大學唸書時找上了他。耶日接受了這份工作。他頂替了一名陌生男子的身份，後者的母親是德國人，她在逃離波梅拉尼亞時將兒子「海因茨」留在兒童之家中，這個孩子最後由波蘭籍的養父母撫養長大，並被取名為雅努什。波蘭情報單位相信，雅努什本人不會知道自己的身世，因此讓特務使用雅努什的身份。
接下來這名即將冒名頂替的間諜接受了近3年的培訓：為了掩人耳目，他在波蘭擔任兩年的教師，以便在受調查時能拿出可信的履歷。1977年，他透過紅十字會找到了雅努什的母親，假扮她的親生兒子。這場天倫重聚的結局相當不幸，因為德國籍母親在與兒子團聚不久後便心臟衰竭而亡。但這名間諜順利假冒她的兒子，來到不來梅定居。當地聚集了許多來自波蘭和其他蘇聯國家的移民。
兩個海因茨
波蘭間諜耶日·K接受採訪
耶日·K的官方姓名為海因茨·阿爾諾（Heinz Arnold），他在不來梅的移民辦公室工作，並在業餘大學擔任德語教師。不僅如此，他更是社民黨成員，還參與慈善事業，藉此知道了許多德國軍備工業和出口的信息。耶日·K最感興趣的是，來自東歐的外國移民入境時會受到哪些審查；因為相關情報能幫助東歐國家，為間諜的潛入工作做好萬全準備。除此之外，他也在波蘭的反對團體中刺探情報，這些團體在海外向波蘭境內的「團結工會」（Solidarność）提供支持。間諜耶日·K取得了無數的個人資料。
在他進行諜報任務的同時，人在波蘭的雅努什本人毫不理解，為何他被拒絕出境，並且定期遭到軍方盤問。1984年，他也開始透過紅十字會尋找親生母親。德國方面因此發現，兩名男子在尋找的生母是同一人。直到1985年3月，該名波蘭間諜的身份被揭發並遭到逮捕。3個月後，真正的雅努什在波蘭死去。
柏林格利尼克橋上的間諜交換
政治考量與間諜交換
聯邦德國檢察院則繼續調查該名波蘭間諜。但長年任職於柏林和不來梅憲法保護局的雅赫曼（Lothar Jachmann）表示，最終事件並非尋正常的法治模式解決。」當年如果捕獲間諜，人們會考慮如何在政治上利用此事。這是冷戰時期常見的做法。」
當年，雙方政府或情報機構都希望能贖回被對方拘禁的情報人員，所以兩國會試著進行間諜交換。
1985年年初，在戈爾巴喬夫（Michail Gorbatschow）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後立即推動間諜交換。不久後， 柏林的格利尼克橋上舉行了兩次壯觀的間諜交換行動，雙方共互換了40名間諜。
當年的不來梅市長科施尼克（Hans Koschnick）表示：「如果不換回身份被揭發的間諜，那些尚在執行任務的間諜便會士氣低落。在這點上，無論是蘇聯的克格勃（KGB）、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德國聯邦情報局（BND）和前東德國安組織（Stasi），想法都是相同的。」 科施尼克說，這在東西方都是密而不宣的操作方式。
1986年2月11日，耶日·K走過柏林格利尼克橋上,重獲自由
冷戰的產物
間諜耶日·K的遭遇也是如此。在被拘留十個月後，他在1986年2月11日悄悄走過了格利尼克橋。這名波蘭人是冷戰時期最後一名被交換的特務。
之後他繼續在情報單位工作，喬裝成從事外貿的生意人。1989年他離開了情報機構。近30年後，西德廣播電視臺播出了相關的記錄片，這名前波蘭間諜再一次面對了自己的過去。他表示，從事間諜活動是因為自己樂於冒險的精神。雖然他已不再從事諜報工作，但是耶日·K相信，如今仍有許多在冷戰時期取得假身份的間諜在活動。「如果不這麼想，那就太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