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運動一波三折，翻來覆去，一個幹部，一會兒是黑幫，一會兒是革命者；一項政策，一會兒是黨的英明決定，一會兒又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弄得人們莫衷一是，使得黨的權威喪失殆盡。政治上的不擇手段和實用主義，使人不可能維護真誠的信念。我在運動中聽說總部頭頭C講，在聶元梓的辦公桌裡，同樣放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種說中央某個有爭議的人物是黑幫分子、野心家、陰謀家，應堅決打倒；另一種說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據形勢拋出不同的材料，以撈取政治好處。當然，引起人們竊竊議論的還有毛澤東本人。比如，陳伯達給他當了幾十年秘書，1958年的廬山會議後替他寫文章大肆批判彭德懷，「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專門闡發他的「文革」理論。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站在林彪一邊，毛澤東馬上宣稱他和陳共事30多年，兩人從未很好地合作過。在次年1月底，中央又發出大量材料，說陳是叛徒、老牌反共分子。人們不禁要問，那麼為什麼要用陳伯達這樣的人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呢？他以前撰寫了那麼多文章批判彭德懷，批判毛澤東的其他政敵，還算不算數呢？
黨中央的專案組指控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還指控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我於1969年在學校聽到傳達關於他們的「罪行審查報告」時，就感到其證據根本不說明問題。即使其他人不善於懷疑，相信所公布的「罪證」，他們也會問，叛徒、內奸、工賊是怎麼當上了黨的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呢？一個黨和政府，如果它的大多數重要領導人都是「壞蛋」，它怎麼可能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呢？
有趣的是，相當多的紅衛兵和老百姓對於「文革」產生懷疑和牴觸，是從瞭解到江青的歷史和個人生活開始的。江青當過演員，嫁過若干個丈夫，曾經有過十分浪漫和風流的經歷。在「文革」中，從失勢的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愛議論江青這段「不光彩」的歷史，這種人身攻擊是對「文革」不滿的表現。這裡有可悲的一面，按照中國文化傳統，一個當過「戲子」，嫁過許多丈夫的人是不吉之物，是「禍水」。而中國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將們不敢指斥「昏君」，卻大肆抱怨和批評「妖後」害君誤國。在這種意義上，對江青的個人攻擊是不足論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江青把與她經歷相似的一大批人當成十惡不赦的壞蛋打翻在地，那麼人們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她的過去，就是合理的。她把30年代在上海文藝界與她共事的人全打成黑幫，又怎麼能期望人們對她有好印象呢？
當然，對於紅衛兵這一代而言，改變政治信念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文革」初期，為了煽動他們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把他們封為「革命小將」、「革命先鋒」，請他們到北京，上天安門城樓。而到了運動後期，不是指責他們犯了錯誤，就是把他們打成反革命，中學生則統統趕下鄉去。卑賤的生活，中國農村極度貧窮落後的現實，猶如給心靈中不滿的火種煽風、澆油。與我同齡的這一代人，其中大多數都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我的生活給毀了。」其中少數人在「四人幫」垮臺之後通過高考等途徑獲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但這種人既然能夠在艱苦無望的條件下堅持自學和奮鬥，他們就更不會淡忘那惡夢般的歲月。
1960年代初，以一部《歐陽海之歌》紅極一時的軍旅作家金敬邁，「文革」中莫名奇妙獲罪，在秦城監獄呆了七年多，40餘年後又以一部驚世之作聞世，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九思實錄書系」印行了金進邁新著《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讀來發人深思。
江青「文革」中接見紅衛兵時講了一段話：「革命小將們，我也是個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過為黨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罷了。你們不要把我看成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個共產黨員，其次，我是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八億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當官的也懂，懂得的越具體：她的可怕不在於她「第一」是什麼什麼，也不在於她「第二」是什麼什麼，她的可怕，在於她「第三」才是什麼什麼。
江青自稱「我只是毛主席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個哨兵」，她手裡拿的是一支步槍，還是一顆原子彈？怎麼威力就這麼大，把全國、全黨、全軍，包括中央領導人在內，都給震住了。
1964年5月9日，作為對毛澤東一系列精神的配合，林彪對部隊文藝工作也作出相應指示：「無產階級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鬥志，瓦解敵人，消滅敵人，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
同年6月5日－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作為一個政治上有意識的行為，毛澤東觀看了《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現代京劇，並接見了全體演出人員。
江青在參加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不失時機地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所謂京劇革命，是毛澤東逐步成熟文化大革命輿論的一個重要步驟，而這又是江青全力以赴策劃和操作的。
正是毛澤東在上層建築領域內開展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政治鬥爭的巨大需要，給了江青嶄露崢嶸頭角的機會。江青在這方面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擅長。當她在這時順勢挺身而出時，一貫對她的公開行動給以很大限制的毛澤東，便不能乃至不願再予以限制了。
江青的「脫穎而出」，使得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個很大的進攻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