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兩會」釋放的信息來看，無論是備受矚目的「大部制」改革還是對經濟增長新動力的熱議，均離不開經濟戰略轉型這個核心命題。
顯然，本輪「大部制」改革的標誌意義，不在於政府機構的減並，而在於能否通過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達到既要簡政放權，更要釐清政府、市場與法治的關係，通過配套改革確保政府在市場中的行為邊界不越位，以構建服務型政府。
無疑，要約束政府干預市場的衝動，唯有加大對政府行為的監督。換句話說，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才是中國經濟轉型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
至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有效經濟增長從來都是基於資源優化配置的內生性選擇結果。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於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所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數。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
當經濟處於下行區間時，以政府為代表的市場主體首先需要思考並應對的是：如何在糾正資源錯配的同時通過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動力，而非放大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型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還需審慎看待，以防止變相「投資依賴症」的發酵。
城鎮化固然能讓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進而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而這一切無論如何也離不開投資的帶動作用。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員眼中，城鎮化進程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帶來基於投資乘數效應的GDP增長。
其實，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城鎮化經驗已告訴世人：城鎮化程度並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與人居環境，理應是政府施政的著力點之一。何況這些年來我們城鎮化過程中出現了諸多為了推行城鎮化而強行圈地進而破壞既有生活環境的逆人居與生態行為，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所以，城鎮化儘管可以助推經濟增長，但也有其內生的機理，不能一味強推。
從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動力來看，也許，中國自1980年以來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週期或許將告一段落。在經濟規模躍上8萬億美元台階之後，中國既要做好適應中等速度增長的政策與心理準備，更要擺脫既有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盡快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使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產業升級的關鍵要素。
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理該是人力資本增值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近年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速度處於不斷減速態勢，戶籍人口老齡化嚴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內地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增至1.78億，人口老齡化水平達到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
中國在人均收入水平尚處於中下等發展階段時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能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技術進步與技術應用方面進展相對滯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資源消耗，致使全要素生產率（TEP）在1995年以後就處於低增長期。
儘管從人力資源供給的角度來看，最樂觀的估計是未來15年，中國廣大農村地區仍會每年向工業部門轉移600萬至700萬的產業工人，但真實世界未必會兌現這種靜態假定。
因此，中國一方面應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優化人力資源在各行業間的配置；另一方面，亟須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現狀與市場的期望顯然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固定資本投資率總體上呈現增長態勢，但在衡量資本配置效率的關鍵性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方面，卻出現下降態勢，說明投資效率呈現邊際遞減；另一方面，作為考核企業經濟活動重要指標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也不容樂觀。
不僅低於拉美國家，也不如印度。即便在上海，其全員勞動生產率已從1990年的9940元/人提高到2008年的139605元/人，但紐約在2002年就有116001美元/人，東京早在2000年就達到了146526美元/人。全員勞動生產率的偏低，表明中國企業職工創造價值的能力不高。
不僅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經濟增長結構還患上了對外來直接投資（FDI）以及出口的依賴症。過高的經濟外向度造成了國外需求的波動直接影響中國工業和經濟增長的相應波動。對外資的依賴還使整個工業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產業空洞化局面，削弱了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主動權。
中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無法迴避的要素依賴是人力資本積累的較低增值水平。在轉型的關鍵期，盡快改變對投資的慣性依賴是政府和企業亟需求解的命題。而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盡快改變社會一般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之間的相互脫節現象，保持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持續供給，則是適應經濟轉型的關鍵之舉。
因此，從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出發，保持適當的投資規模是必需的，但根本著力點應是建立健全資本組織與動員體系，保持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持續供給，以及建立相對完整的自主創新體系。
未來一段時期，我們應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紅利，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特別注意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而在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應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和高質量的技術改造引領產業結構整體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