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的標語（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譚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們相識於一九九七年。我和陳敏之先生應黃德志女士之邀，編輯了《顧准日記》一書，但出版受阻。當時擔任《書屋》主編的周實，介紹我認識了運作過《中國左禍》一書的譚合成。譚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說通了經濟日報出版社社長初志英，為自己承擔投資風險，迅速推出此書，知識界爭相傳閱，堪稱一時盛舉。
譚先生學工出身，並酷愛寫作，他的報告文學在八十年代就名動三湘。當時，中共高層老人重掌國柄不久，在各級政權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還未達到，餘悸猶在，所以強調徹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學界看準了文革題材的轟動效應，所以也十分熱心組織和投入這方面的創作。作為大型文學期刊《芙蓉》的編輯，譚先生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採訪良機，以官方身份深入道縣，全方位採訪一九六七年發生的大規模殺人慘案。譚先生採訪時，道縣慘案善後工作尚未結束。這使他不但可以查閱全 部原始檔案，而且可以採訪大量當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親屬，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後二十多年間，他又幾赴道縣，補充調查，全方位、多層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資料。這本題為《血的神話》的大作，長達五十萬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有各方面數據的詳實統計和分析，有對大量個案的生動描述，如實地記錄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可以說，為這起不能掩蓋也不應遺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觸目驚心的墓碑。
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大屠殺
道縣事件發生於文革期間。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道縣全部十個區，三十七個公社，都出現了濫殺無辜的暴行，被殺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殺三百二十六人，佔全縣總人口百分之一點一七。受道縣影響，殺人風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區其餘九縣市，全地區被殺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逼自殺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致傷致殘二千一百四十六人。年紀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殺人的同時還伴隨著抄沒財產、強姦妻女等暴行。一時間，屍體漂滿了瀟水。血腥之氣長久不散。
讀完這部大著，掩卷長思。我不能不思考，這種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文革前期擔任四十七軍軍長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黎原將軍，當時曾和華國鋒等人採取緊急措施，制止了殺人風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起因是一個造反派組織將縣武裝部的武器搶劫一空，並在縣城打死工人、農民各一人。引起各地農民群眾紛紛組織‘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展開大規模的殺地主及其子女的殺人活動。後來，地主家庭成員也起而報復，一時間，雙方互相殘殺，越殺越眼紅，並波及到江華、江永等縣。」
但是，譚合成告訴我們，一九八四年，處理殺人遺留問題領導小組就調查清楚「被殺的九千多人中，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無一人有過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於辯白，說自己無罪。」「這段時期，道縣破獲的七大‘反革命組織’經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說，所謂敵情根本不存在。而殺人過程中也不是兩派互相殘殺，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殺沒有資格參加運動也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政治賤民。黎原寫回憶錄時早已不在湖南工作，憑藉的還是一九六七年的印象。而譚合成的答案，則建立在反覆調查和比較鑒別的基礎之上。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野蠻征服曾經一再發生。殺戮男性，佔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慣用方式。類似的血腥的屠殺，也曾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一九六七年的道縣事件，雖然在行為方式上有相似之處，但主導性的理念不是對異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的大屠殺。
暴力土改四七年殺人二十五萬
中國共產黨進行階級鬥爭，源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國奪取政權以後，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演變為治國之道。他把人劃分為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富農和貧農、雇農，剝奪資本家、地主、富農的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中國共產黨是列寧在中國扶植的秘密政治團體，最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主張和政治實踐，曾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共黨人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體現了青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解和發揮。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是中共的革命內容。抗日戰爭時期，因為國共合作，一度改行減租減息的溫和政策。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從解放區到全國，再度開展土改運動。其間打死、逼死的地主富農難以數計，僅一九四七年幾個月內，在北方的幾個解放區就死了二十五萬人。一九五零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經試圖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評。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執政黨革命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道縣殺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補課」。當時的殺人風，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繼續和重演。不同點僅僅在於決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級幹部，而是出自縣、區、鄉、村幾級基層政權。掌握縣級領導權的是人武部，實施者是人武部、紅聯和區、社、大隊三級領導班子的三位一體。當時介入殺人的國家幹部有四百二十六人，佔全縣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農村基層幹部有四千六百六十五人，佔全縣基層幹部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參與或支持過殺人的地方幹部， 被追究刑事責任數年以後，又重新入黨，官復原職，有的還得到提拔和重用。他們本來就是執政黨的自己人。
暴行駭人聽聞至今未得到清算
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縣在文革中首創。毛澤東稱讚「好得很」的湖南農民運動，農民協會就掌握過生殺大權。一九四七年，領導解放區土改的劉少奇曾經主張，組織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農會各派法官，土改期間每村都搞一個，給他們殺人權。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也曾經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權從省下放到專區。並提出一般城市殺人至少應達到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五，敵情嚴重的地區可以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區亦可突破，但不可超過千分之一點五。那場運動實際殺人為七十一點二萬人，佔當時五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最高領導人預先確定殺人的百分比，已經埋下了大規模錯殺無辜的隱患。當今世界，許多文明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國家執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國大陸近年將死刑的核准權上收最高人民法院。這是靠近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譚著告訴我們：如果基層官員握有生殺大權，且無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後果是多麼可怕！
道縣慘案，放在人權意識有所覺醒的今天，可謂駭人聽聞。但對於這種暴行的反思和檢討，在中國大陸仍然困難重重。歷史的傷疤仍然被權力有意地粉飾。在全球範圍內，希特勒等種族主義狂人的大屠殺受到了文明人類的一致譴責，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階級的名義進行的大規模殺戮，只在部分歐洲國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對紅色高棉前領導人的審判剛剛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殺害無辜的政治運動，上自建國初的土改、鎮反，下至一九七七年對王申酉、李九蓮、鐘海源、史雲峰等一批政治犯判處死刑，許多歷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譚合成先生正是清理歷史的先行者之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遮蔽國恥，四維不張。中國應當有更多的歷史學家和作家，承擔起清理歷史的使命。讓中華民族的復興，真正建立在人性尊嚴的基石之上。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者為北京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