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銀行依靠兩大騙局(confidence tricks)生存。一是，銀行告訴客戶他們可以在需要的任何時候取走現金；二是，政府承諾會在任何出現問題的時候介入。塞普勒斯的問題則表明，有時候這兩個承諾是得不到兌現的。這種背信做法既對該國80萬居民帶來了麻煩，也給銀行過多、政府過度負債的地方提供了令人擔憂的先例。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做才能挽回民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或者說如何達成一個更可靠的替代方案。
欺詐就銀行本身一樣古老。中世紀威尼斯的商人把存放在他們那的硬幣借出去；17世紀的倫敦金匠亦是如此。只要信任沒有被鑿穿，用短期資金為長期貸款融資的做法(這個過程被稱為期限變換)就可以幫助推動投資和增長。但這個體系天生就是脆弱的。
大蕭條危機催生了第二種騙局。美國人引入了存款擔保，實際上把政府的信用置於銀行信用之後。自那之後這種做法就傳遍了世界各國。據世界銀行，為銀行儲戶提供明確擔保的國家從1974年的12個增加到了2003年的88個。擔保額也增加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現在覆蓋了25萬美元的儲戶存款，而1980s早期只有4萬美元。歐盟提供10萬億歐元的大面積擔保--雖然存款擔保依然是各國政府的責任。對塞普勒斯，這個承諾是一紙空文。有擔保存款接近300億歐元，這正是該國總統承認其無法籌集到的資金數目。
塞普勒斯是個極端的例子，因為該國是國外資金的避難所：2011年底其銀行資產是GDP的八倍。國內銀行也幾乎完全依靠存款為自己融資，這意味著幾乎沒有股東和債券持有人可以吸收損失。儘管塞普勒斯最終決定不向擔保存款徵稅，但儲戶可能很難再相信政府的擔保。塞普勒斯可能需要實施某種形式的資本管制來阻止現金外逃。
從表面上看，塞普勒斯的做法助漲了目前正在推動的全球銀行改革潮流。銀行改革需要銀行通過增加股權（至於增加多少還存在爭議）以及持有更多流動性資產緩衝來為自己融資。若銀行垮臺，監管機構應該有能力讓它們安全地破產，而不是為其提供援助。這些改革完成後將帶來兩大好處：它們承認銀行很容易出現問題；以及，在事情出了岔子時，把納稅人的損失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然而，即便那時，政府給儲戶做出的明確承諾依然是格外的沈重。2011年底，FDIC擔保了近7萬億美元的存款，幾乎是美國GDP的一半。在緊要關頭，美國總是可以印刷更多美元，但這個選項不對塞普勒斯或歐元區其他成員國開放。更糟糕的是，存款擔保本身可能會助長金融危機。畢竟，儲戶知道他們最終會得到援助，因此不會花費精力區分風險銀行和安全銀行。銀行因此不會採取更謹慎的融資態度。
為借出長貸、借入短債的銀行提供擔保，政府有哪些替代選擇？激進的建議從來都不缺乏。英國經濟學家John Kay建議成立只能把存款投資到主權債券的"狹義銀行"（narrow bank）。美國學者Laurence Kotlikoff認為貸款應該靠同等期限的投資來融資。有些人則辯稱，電子對等借貸網路可以執行這一功能。這些建議有個共同的主題：不需要銀行參與到期限變換中。
上述觀點的反對意見主要有兩個：第一，類似銀行的行為不僅僅侷限於吸收存款的機構。良好的回報和及時獲得現金的承諾令人無法抗拒。雷曼兄弟在批發金融市場上成功地實施了這一金融伎倆，直到它垮臺。更近的是，交易所交易基金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幻覺，即從難以交易出手的垃圾債券中獲得即時流動性。期限轉換恐怕很難被扼殺。
然而，更深層的憂慮在於，銀行的欺詐行為跟幾個世紀的經濟增長深深地糾纏到了一起。我們根本無法得知，沒有了它們，現代經濟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吸收存款的銀行理所當然可以生存下去。若儲戶對銀行，以及對為他們背書的政府喪失了信心，這個體系就會崩塌。這並非沒有先例：吸收存款的銀行在威尼斯興盛了幾個世紀；但到了1600年，出現一連串問題後，這些銀行全部消亡了。銀行的騙局在塞普勒斯亂局中掀開了面紗，類似的危機恐怕還會再次上演，而且這種商業性的騙局會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