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越來越多的精英通過移民渠道，獲取他國永久居民權或國籍。在他們看來，優質教育、清潔空氣、安全食品、資產轉移、安全感，都將在移民的彼岸得到。移民，也因此常被人看作是「人往高處走」。但近日有媒體報導，有白領為了移民，賣房賣車跑到國外去賣水果、開雜貨鋪、火鍋店，在異鄉備嘗艱辛。那麼，中國移民在異國到底過得怎樣？現代快報記者採訪多位移民者和業內人士，瞭解他們在異國生存、打拼的經歷。
「你應該像小鳥一樣長上翅膀，四處飛翔。」南京人Lucy至今牢牢記得，媽媽從她上幼兒園時就叮囑的話，而她也是個有力的踐行者。從南京到北京上學，再移民到澳洲，如今擔任澳大利亞澳新置業投資公司亞太區總經理職位的她，已經成為其他移民者羨慕的、「能打入外國人圈子的那部分人」，對此，她笑著輕描淡寫地回覆了一句，「可能因為我工作比較賣力吧。」同時，她也始終強調，「我的根在中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可能放棄，我時刻感覺自豪。」
能成為移民者中的一個「成功樣本」，離不開Lucy的勤奮吃苦，這也是每個移民者的必經之路。他們中，有的抱著「日子會慢慢好的」信念，埋著頭默默打拼堅持；而有的，則在漫長的不能適應的日子裡，痛苦並糾結著。
國企處長變身加拿大藍領
希望兒子將來回國發展
人物：Jeff // 移民方式：技術移民// 移民時間：1990年代
對於移民這件事，Jeff時常會假設「如果沒有移民會怎樣」。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Jeff趕上了第二次移民潮，當年在國內一家企業當處長的他，義無反顧地選擇技術移民加拿大。
「那會兒想得很簡單，覺得國外有更大的發展，抱著‘淘金’的想法，來到溫哥華。」現在，Jeff在當地一家公交公司供職，週三至週六下午3點工作至晚上12點，負責車輛的整修、保養。
和預想的不一樣，Jeff從一個「處長」變成了「藍領」。而因為勤勞，他又去考了個駕照教練執照，每小時收費35加幣。雖然錢掙得不少，但Jeff有時還是會「後悔」：「當初哪能想到國內發展速度這麼快，也許我不移民，光在國內買幾套房子，也能賺不少吧。」這種不平衡，在於Jeff看見了不少周圍新出現的「投資移民」：他們不用在本地工作，就能過上Jeff曾經辛苦奮鬥得來的日子。這一切新出現的差別讓Jeff覺得，現在國內掙錢多。「兒子準備回國發展，那邊機會多、平臺也大。」
Jeff現在一直籌劃的是，兒子回國發展，自己也要回國養老。「回國過上小日子，那種養養雞鴨，閑雲野鵝、休閑自得的田園生活。」每次Jeff說起自己的「養老計畫」，剛過去的新移民總會笑他「不現實」，「完全不瞭解現在國內的情況啊」。
相比上世紀80至90年代的第一波以依親、打工為主的移民潮，第二波移民大多和Jeff一樣，選擇的是「技術移民」，而這一批人是懷揣著典型的「異國夢」漂洋過海的。他們通過勤勞致富，取得居民身份或國籍，為的是下一代的發展或是自己的追求。
而在2005年、2006年之後，第三次移民潮逐漸轉為「商業移民」「投資移民」。這波人的「國門出走」大多為了孩子教育，或是在國際浪潮中的商業便利，甚至只是諸多領域的安全感。
相比「前人」，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投資移民」這批人，要相對輕鬆很多，壓力也少了不少。
「每一個移民出了國，都會有一至三年的‘陣痛期’，這很正常。」南京僑業投資諮詢服務有限公司的業務總監袁先生自己就是「過來人」。上世紀90年代「義無反顧」地去了加拿大，對於剛去時的苦深有體會，「但日子會慢慢好的」。他接觸的絕大部分客戶，最終都能實現理想中的「安居樂業」。還有很多通過國外再深造，能迅速獲得當地的經驗、積累人脈、打開圈子。
他不否認，也有一小部分人，由於個性或其他原因，「混不下去」。「該不該移民，不能一概而論，這是個開放命題。」袁先生說，他覺得移民到國外過得好不好，和「北漂」「南漂」之後過得好不好是一樣的，「看個人」。
黃皮膚女性的「逆襲」
五年時間做到亞太區總經理
人物：Lucy // 移民方式：技術移民// 移民時間：2002年
Lucy是南京人，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畢業後，她就來到南京一家廣告公司，主要與外國公司接洽，在中國地區投放廣告。Lucy覺得，讓自己移民生活直接受用的語言和人際交往能力，和在這家企業6年的工作經歷密不可分。
2003年發生非典時，Lucy已經做到了部門經理的職位。這項突如其來的、傳播迅速的疾病，一下阻撓了銷售人員出門拜訪的步子。Lucy和所有人一樣，在這場「戰爭」中飽受恐懼，以至於哪怕非典陰影已經散去，她還是毅然決定移民。「高密度的人群、惡化的環境，使我產生了憂慮。」此外，抱著做一個「跨國人才」、提升自己眼界的決心，Lucy在申請移民的同時，申請了南澳大學的MBA課程。
2000年前後，澳大利亞技術移民政策相比如今寬鬆許多。澳方根據申請者的年齡、雅思、學歷、職業評估、工作經歷進行綜合打分，兩年後，也就是Lucy拿到MBA文憑的前後，她的移民申請被同步批了下來，「感覺特別幸運」。
如同每一個「光鮮背後是心酸」的故事一樣，Lucy也有自己的一段奮鬥史。不過，和很多從底層開始打拼的移民者不同，Lucy憑藉著自己的國內經驗、國外文憑，以及過去工作中認識的熟人引薦，輕鬆地在墨爾本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可儘管如此，打開市場、贏得客戶、在澳洲本地人中掙到一席之地，還是需要個人的努力與智慧。
對Lucy來說，她犧牲的是睡眠——在剛去澳洲的2005年到2010年這五年時間裏，她每天都是凌晨三四點才睡覺。剛到這家公司，雖然職務不高，但由於澳洲人不瞭解中國市場，Lucy有了很大的發揮餘地。「課後做的預習多，課堂上才能表現好。」因此，除了白天處理工作，每晚回家，她都會加班進行市場分析，努力幫助中國商人的產品或公司進入澳洲；甚至考慮到客戶的額外需求——比如關照到他們每個在澳洲留學的孩子，包括他們進行職業規劃、思考中學畢業後進入大學選擇的專業等。
從2005年開始，Lucy開始每三個月往返於中國和澳洲之間，平均每個國家住上半年。這樣長期地來中國出差，是Lucy和澳洲老闆努力爭取來的結果。「我的根在中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可能放棄，必須時刻回來。」她認為，中國的大國地位，是自己在國外受尊重的前提，以及她的民族優勢。對此，她「時刻感覺自豪」。2008年，她坐上了亞太區總經理的職位，這對於一個黃種女性來說，十分困難，更是異常難得。
Lucy在談到她的奮鬥時說，「我覺得必須這樣努力才行。」因為，在她所聽到、見到的移民故事裡，太多人過得淒慘——「他們的生活品質比在國內時低了很多，並且默認這種情況。」
比如三棵小青菜，幾年前的價格是3.8澳幣，大致相當於人民幣24元。很多中國人覺得很貴，就決定不吃了，或少吃點。「如果什麼都捨不得，幹嗎還來國外生活，沒有意義。」
80後小夫妻
一個接一個的「X年計畫」
人物：白小小// 移民方式：商業移民// 移民時間：2010年
白小小（化名）是常州人，生於1985年，算是移民中的年輕人。「當初在澳大利亞留學，畢業後，我留在澳洲工作，正巧趕上有適合我的移民政策，便和一個同學一起，兩家人一起移民了。」
白小小算得上是「商業移民」，和老公兩個人每人投入12萬澳幣，在悉尼開了個「通訊店」。「類似移動、聯通這樣，在澳洲，這些都可以加盟。」因為留學的緣故，白小小和老公對移民生活已經非常熟悉，談不上需要再磨合。「要說真有不適應，就是‘做商人’的不適應，不過這個跟‘移民’沒多大關係。」
現在，白小小回到了常州，準備迎接小生命的誕生。「我們在國內也有生意，老公已經回國工作。我們考慮等孩子大一點，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再回到澳洲，讓他接受西方教育。」
白小小並不覺得移民之後有多大不一樣，只是給自己多了個自由選擇的機會。「可以過中西方兩種生活，回國或是去悉尼都可以隨意，孩子也能瞭解、學習兩種不同的文化。」當初為了說服父母同意她移民，兩代人之間起了不少矛盾，可現在她選擇在家坐月子、回國生小孩，讓父母認識到，其實移民也不是說一去就不回來了。「長輩很難適應國外的生活，我帶爸媽去悉尼住過三個月，他們倒覺得人家那是個‘大農村’，人少、高樓也少，嘴裡嘟囔著‘還不如常州發達呢’。」
國門的開放，留學生的增多，讓很多像白小小一樣的年輕人選擇移民。袁總監介紹，在南京，每年成功申請到移民資格的，大約有千戶左右。移民投資的產業也有大有小，大到涉及幾千萬人民幣的房地產開發，小到開郵局、咖啡館、加油站、加盟連鎖店，一般只需要一兩百萬人民幣就能實現。
近幾年，前來他所在公司辦理移民業務的，以40歲以上的成功人士家庭為主，他們除了希望享受國外的空氣、食物、福利，方便國際間的貿易，最核心的目的，是孩子的教育。
這樣的家庭一般很少「連根拔起」，「主戰場不能丟，否則會喪失造血能力。」因此，很多都是丈夫兩地奔走，妻子陪著孩子在海外讀書，等呆夠了時間、「掙到身份」，就可以自由安排了。他們將其稱為「X年計畫」，為的是給一家人帶來一個保障。
而2010年之後，像白小小這樣的年輕的商業移民者日益湧現，他們的「移民模式」也有了自己的特點——很多人把孩子先送到國外上幼兒園，適應國外的環境及訓練語言；小學時接回國內，強化中文；小學畢業後再送回國外，繼續接受那裡的教育；寒暑假則兩邊「互竄」。
「21世紀一定是國際化的，」袁先生也是這一模式的實踐者之一。目前一家人都在南京，等大兒子小學畢業，他的妻子就計畫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加拿大。
一切為了孩子
女強人宅家變「煮婦」
人物：洪萍// 移民方式：投資移民// 移民時間：2011年
與Jeff一樣，每一個初來乍到的移民，總有一段難熬的「爬坡期」，特別對於人到中年，為了孩子而移民的父母們。
洪萍（化名）在國內有份很好的工作：忙碌、成就和高薪，為了女兒，2011年7月份，她開始了移民生活。「女兒從小獨立，15歲不到就去英國留學了，英國很難留下來，我們便選擇移民加拿大。」現在，女兒在加拿大一所名校上大學，她便跟著過去照料。「我們屬於‘投資移民’，在5年內住滿2年，就能保留‘楓葉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的俗稱）。」
2011年7月至9月，洪萍和先生一起抵達溫哥華，開始移民生活，感覺就像異國旅行一般，十分愜意。可時間一到，先生回國工作，洪萍才意識到，自己完全陷入了陌生的生活裡。
女兒在學校，和同學有正常的社交，而洪萍的生活中，卻只有女兒。「每天都會念她、管她，兩人不可避免地有爭吵、矛盾。因為我心理多難受啊，想著我在國內那麼充實，現在為了你來這，你還天天把我一個人扔家裡。」
11月份，先生飛到溫哥華見著洪萍，傻了眼。「當時精神壓力很大，長了一臉的痘痘，他看了直心疼。」洪萍說，後來女兒提醒她，「媽媽，你得找點事情做，幹點自己的事情」。「對啊，我從來在女兒心中都是很強的人，可不想被瞧扁。」
洪萍開始廣泛地參與社區活動，結識新朋友，參加義工組織。「我飯菜做得不錯，我們那有小夫妻移民出去，獨生子女不會做飯，我就教他們做包子、饅頭、餃子，大家一起去買菜。」
對於很多移民來說，克服異國的陌生感之後，回到國內卻又產生了新的不適應。
「一回來，哮喘又犯了。」現在在南京的洪萍半開玩笑地說道，「我們管這叫‘空氣咳’，從國外回來的朋友都犯了。我老公還念叨說，‘要不你買張機票回溫哥華去吧’。」
想想第一次從溫哥華「逃離」回國，洪萍高興得不得了，有一種「終於回家了」的感覺。2011年年底回國，2012年3月1日再去溫哥華，入境時，海關問洪萍「為什麼去中國」，洪萍自然而然地答：「回家啊。」「結果那人滿臉疑慮，因為他覺得我已經是加拿大居民，怎麼會說去中國是‘回家’，然後我改口說‘回去旅遊’，他才有一種恍然大悟的神態。」
去年春天回到溫哥華，洪萍第一次有了一種像家一樣的歸屬感。「呼吸那邊的空氣，看著美景，過著秩序井然的生活，覺得很喜歡。」這一次再回中國，洪萍在溫哥華的朋友都非常不捨得她，「現在還時不時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去。」
哪裡才是我的家？
移民雙重身份的不適應
在相距遙遠的國度間進行「身份」「時空」的轉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有些傻眼：到底哪裡才是我該呆的地方？
像洪萍這樣的父母們，在完成培養孩子的任務之後，總會產生出新的糾結。「回國了，環境、生活這些日常起居不適應；留在國外，情感上不適應，因為孩子上大學了，親戚朋友都在國內，太孤單。」
洪萍說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周然（化名），當年為了兒子移民溫哥華。周然熬過艱難的適應期後，守著兒子上了當地最好的男校、北美最好的醫學院，她釋然了，也迷茫了。「洪萍，我到底該呆在哪裡，哪裡才是我的家？」周然有時候會無奈地問一句。
Lucy的不適應，則體現在其他方面。每次回國，接觸國內的部分高端客戶，會發現他們對排場、奢侈品十分講究，類似的「攀比文化」和西方的節約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差異。「其實消費可以有其他方式，對於這部分人群來說，只要願意奉獻一點點，就能創造不同。」於是，她開始身體力行地把自己參與的，例如「清潔地球」、「活水行」、「溫暖一歲」、「iearth-愛地球」等公益行動，儘可能多地向朋友、客戶們宣傳，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並引導企業家們以公益行動代替奢侈型消費，讓一種「新的消費主義」在富人中流行開來。
留下還是回去？
後移民時代的糾結選擇
移民這個身份，代表著「新居民」，重新開始新生活，還是選擇葉落歸根，是很多人糾結的問題。
如Jeff，在國外生活了將近20年後，現在一直籌劃著回國養老的事宜。
像洪萍這樣的人，並不會修改國籍，畢竟父母、親人、朋友都還在國內。「但像我女兒這樣的，從小接受外國教育，她們就會選擇入國籍。」
而對於Lucy來說，則沒有什麼猶疑。相比很多女性，她已經見識了太多，並且實現了心願——獲得國際化視野。但她依舊覺得，還有太多東西沒學、沒做、沒體驗過。「我想趁著自己有足夠的基礎，想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同時，Lucy看好自己未來的發展，「在一個國際化、全球化的社會，差異性營銷至關重要，這是我的優勢。」這也是她一個小小的中國女子，在白人世界立足並獲得高級職位的原因。
但是，縱使自己已經在異國他鄉取得了成功，Lucy依舊客觀地表示，由於每個人想得到的東西不同，移民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很多人移民，衝著國外的潔淨空氣和怡人風景，但實際上，人並不是光靠空氣和風景就能生活」。她把職業發展的可能性放在考慮的第一位。此外，還建議有意向移民的人士，把這幾點思考清楚：為什麼要到西方國家去、有什麼優勢可以立足、自己的定位在哪、能為社會創造什麼。
「如果年輕人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社會，在國外做三等公民，沒有任何意義；人生這麼短暫，如果夢想無法實現，或根本沒有夢想，老了以後都沒有值得回憶的。」Lucy解釋，她說的「三等公民」並不是吃不飽、穿不暖。事實上，在那樣一個福利社會，溫飽並不用擔心。但是對於一個人來說，他還需要社會的肯定、認同，以及自我價值得到體現，「如果沒有體驗過事業成功的喜悅感，或為事業奮鬥的自豪感，那麼就很難得到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