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上臺，一個記者會就顯示一貫的高度集權的「計畫政治」，精密控制，滴水不漏。政治改革不著一字，就如癌症患者動手術，改不改，必死無疑，單等突發事件來到。
十八大之後的「兩會」已經達成這樣的一致意見：依舊「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核心就是高舉黨旗，習李和胡溫高度一致，驚人一致。這意味著：對習李的任何期待，就像對胡溫的任何期待最後都落空一樣，黨還在領導著國家，國家還在控制著社會，黨通過國家管理著社會，奴役著民眾（黨就是國家的主人，控制著所有財富，惟一的支配人就是黨）。
政權與民眾的關係天天惡化，有朝一日，黨民矛盾激化到不能維持的地步，壓力到了不能承載的程度，政權到了崩潰的地步，長期缺乏自組性的社會也會隨後陷於混亂局面，最後成也是五不搞，敗也是五不搞，老路、死路、邪路到了最後一個死角，寧要崩潰，不求新生；寧肯失敗，不容改革。
習李政權：維穩好似癌症開刀
該如何形容當下的習李政權呢？將「維穩壓倒一切」繼續下去，但維穩的結果就是維不穩，不是穩定壓倒一切，而是一切壓倒穩定（其實質是最大地破壞穩定）。鄧小平時代是改革壓倒一切（主要是經濟改革），實質並非其高調中的穩定壓倒一切（「六四」之後的政治口號），如今偏偏是害怕不穩定，維穩高於一切，任何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政治改革已經淪落成行政機構改革，經濟改革也變成了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的盛宴。
在鄧小平時代，政治改革異化為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並非他不想，而是他看到政治改革的極大風險，索性就把邁向政治改革的步子給退縮回去了，只剩下半吊子經濟改革。改革改到今天，政府越來越富，官員越來越飛黃騰達，折騰民眾起來到了極端的地步，所以維穩成為他們壓倒一切的任務，江澤民、胡錦濤的二十四年，基本上是走鄧小平開闢的路子，不是新路，實際是老路，也是死路。
到了習近平、李克強接班，依然不敢走政治改革之路，改革就好比對一個癌症病人動刀子，刮骨療毒，把惡性腫瘤割下來。眼下看，這個癌症重病人還在挺著，身上並沒有動刀子，當然，現在已經是重病晚期了，動刀子已經沒有用了，只能等死了，維穩決策就是等死，不死不結束；維穩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哪個環節哪個地方突然出現突發事件，導致整個系統失靈，就像高速行駛的火車脫軌一樣。只有突然事件才會讓其提前終局，令人治制度終結，這樣的突發事件當然是很難預料的，一旦發生，就將是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
政改免談，七千億預防突發事件
因為一個非民主政權，到了最後關頭，總是計畫完美，應變不足，一旦遇到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必然一敗塗地。所謂計畫都是事先預定好的，比如北京市公安局一年的公共安全支出近三十三億，全國累加經費一年或超過七千多億，這麼多錢能辦什麼事情，都是事先預料或推算好的，預期內執行預案。可是若遇到了特大突發事件，彷彿進入一個雷區，三十三億如同打水漂，甚至多一倍的錢也不能搞定。
或者年度計畫裡已經多支出了三十三億，另外三十三億或三百億或三千億就成為空頭支票，那麼這就是最後關頭，他們就驚慌失措，疲於應對了。遇到足以影響到全國穩定的突發事件，又沒有錢來應對，只能牆倒眾人推。那麼什麼才叫最後關頭，一年突發事件幾十萬起只是某個特大突發事件的前奏，突然引發一起具有全國效應的特大事件，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前面說的火車脫軌，或巨輪撞上冰山，或火山爆發，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卻無能無力。這就是最後關頭，用一句歌詞形容就是撞上南牆「不死不甘休」。
假如你還對習李新政有指望，看看三月十七日李克強首任總理的第一場答記者問吧：記者要問什麼，幾乎一清二楚，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鳳凰衛視，輪流上場，問什麼，怎麼問，怎麼回答，比盲人摸象還容易，政改免談。惟一有問過勞教制度的改革，李克強不過是一句話簡要帶過。
李克強記者會精密控制習以為常
這裡面透露出幾個細節說明維穩機制無比精緻：一是所謂答記者問，問題基本上都是內定好的，李克強及其智囊班子有充分準備；二是外國記者十分配合，不問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及時間表，不問敏感又難以問答的問題，對於眼前敏感複雜的釣魚島即中日關係問題，中朝關係、中國與南海爭端國，如菲律賓、越南等隻字沒提；
三是有可能會問敏感問題的記者，萬萬不可給他們提問的機會，不給新總理難堪；四是李克強繼續溫家寶的行政管理路線，沿其既定政策，甚至不偏不倚，不越雷池，主抓經濟，帶動就業，至於環境保護、空氣品質、食品藥品安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基本上沒有能力徹底改變或根本改變，真正利國利民的大規模減稅也難以在權貴中形成共識；
五是包括李克強在內的中共高官，除了會當官之外，別的事情都不會做了，當官只會說官話，打官腔，剛愎自用，長於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明知自己聽到的是官話、假話、套話，也不能不聽、不看，習以為常，最後當了五年或十年總理，什麼事情也難以做成，就像溫家寶一樣灰溜溜地熬到退休養老。
六是李克強所謂精兵簡政一看就是幌子，但從發改委這個小「國務院」來說，就有四名正部級的中央委員，公安部有三名中央委員；新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局長是原廣電總局局長蔡赴朝，黨組書記是原新聞出版總署書記蔣建國，兩個正部級和十八大中央委員；鐵道部撤銷，但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是正部級，原部長任董事長，全民所有者企業，但不隸屬國資委，同樣是超級的「鐵老大」。
精兵簡政：既不換湯也不換藥
新組建的國家海洋委員會下屬執行機構國家海洋局掛牌中國海警局，局長兼海警局政委，正部級的公安部副部長兼中國海警局局長，單這幾個部門就是正部級人員增加，機構擴增，經費也隨之增加，李克強約法三章中提到的一條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這可能嗎？還不包括一些常設的臨時機構的人員編製增加，維穩經費等公共安全保衛開支只增不減，所以說攤子越鋪越大，越破壞穩定。
這等於說李克強一邊踏進國務院大門，一邊無可奈何地打自己的耳光，既不換湯也不換藥。這種從上到下的集權制度，本身就是腐敗和權力尋租的平臺，徹底腐敗，上行下效，比如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力到任一年未滿，已經突擊提拔官位一百多人，經常在公安分局局長、各支隊支隊長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下派一個派出所所長或大隊長（一個所長職位不少於二十萬元）。
事後人們才知道是上面有人——「空降兵」。官職基本都是上面定的，搞定上面什麼位子都有可能，君不見二○一三年「兩會」，國家信訪局局長「空降」地方當省長，國務院副秘書長「空降」到下面當省長、部長，甚至中紀委的副書記、秘書長都能「空降」到地方當省委書記，可見「上面」的權力有多大，利益又有多大。
政改不政改，黨都會突然死去
自上而下高度集權的「計畫政治」是中共的命根子。計畫就是確保，如期，就是萬歲萬萬歲，計畫讓習近平當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就一定要計畫成功；李克強當總理也是如此，甚至當年人大會議通過一個《物權法》，也是中辦下達紅頭文件「確保」人大會議通過。形象地說，如此中共特色的計畫政治就好比一列負重火車行駛在鐵軌上，當鐵軌已經磨損、斷裂，來自上面的指令依然是「計畫通過」，於是只能危險通過，結果人人分攤。
這個政權不可救藥，黨是最大的破壞穩定的源頭，雖然改革停滯，但黨不會計畫自己會突然死亡，但事實上已經沒有別的任何可能，黨這個怪胎只能任其夭折。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這個政權在極大壓力之下，被迫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當然這是最好的結果，但對黨來說是最壞的結果，一旦政治制度改革，黨就沒有任何立足之地，不政改，黨會突然死；政改，黨也會突然死。
蘇聯的共產黨還有戲嗎？東歐共產黨呢？共產黨在國際社會有什麼好名聲嗎？要知道在臺灣鳳凰涅盤的是國民黨，新生的是民進黨，獨獨不是共產黨。共產黨只能死，政權只能崩潰，別無其他生路。所以，不用什麼「計畫政治」，中共特色的計畫政治都會落空。中國一旦實現憲政，保障法治和民主自由，不再有維穩，就能穩定；不再有「五不搞」，就能政治繁榮，經濟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