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1月12日，第一個公開召開的春運鐵路票價聽證會始，自此以後聽證會在全國普遍展開。但如今老百姓卻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召開「供水價格聽證會」，水價漲了；召開「供電價格聽證會」，電價上調了；召開「供暖價格聽證會」，供暖價格一漲再漲……現在的聽證會似乎全都陷入了一個怪圈——逢聽必漲、每聽必漲。再加上今年以來的油價、水價、天然氣等的不斷漲價，讓聽證會更是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些都不僅讓人們質疑，時下中國還有沒有不漲價的聽證會？
聽證會如何變成了「聽漲會」？
聽證會本來是一個西方社會的舶來品，是一種給各個利益相關方公開表達觀點和利益訴求的平臺。但如今一些聽證會卻成了形式主義，「作秀」成份大大超越聽證會本身所應具有之意義。在聽證會制度設立之初，大家一致認為這種制度可以在某種意義上最大程度地聽取民意，從而捍衛普通公眾的利益，同時限制行政權力的濫用。但後來大家才慢慢發現，有些聽證會很大程度不過是為民意塗脂抹粉的工具。
試想如果維護聽證初衷，那麼漲價聽證不能獲得通過就應是常態，可現實當中我們看到的卻相反，漲價聽證輕鬆獲得通過才是常態，一些「聽證會」幾乎變成了「漲價告知會」。公眾什麼時候聽過「聽降會」？如果這聽證會，開，也是漲；不開，也是漲，除了讓聽證會成為漲價合法化屢試不爽的工具之外，有什麼積極意義和實際作用？何況既然要漲，那漲就是了，何必還要扯虎皮做大旗，通過聽證會的外衣製造一個合法的藉口，民眾又不是傻子。
難怪民間會笑談稱聽證會有兩種，一種是聽證會，一種是中國的聽證會。更有人把「聽證會」當成近些年流行使用的「小姐」、「同志」等詞語一樣來褒貶。連笑話段子都不放過「聽證會」。比如有，路人甲：聽說你今天參加聽證會了啊？路人乙：你才參加聽證會了呢，你全家天天都參加聽證會了呢！更有趣的是對於「逢聽必漲」，有官員曾經出來糾正：不是「逢聽必漲」，是「逢漲必聽」。拜託，別玩兒文字遊戲了好嗎？
誰在「代表老百姓」參加聽證？
時下，風景區門票漲價、鐵路票價、水、電、液化汽等等漲價，有關方面都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相關官員、群眾代表等各類人士召開一個聽證會。而如今之聽證會，有一奇特現象是，參加聽證會人員都大談漲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洋洋灑灑，理由充足，論據充分，好不熱鬧，卻鮮聞「反對漲價」之聲或有太多不同意見出現，讓一場聽證會成了漲價論證會。這真是前所未有之奇怪現象，到底是誰在代表老百姓參加聽證會？
聽證代表作假，這在聽證會亂象中其實一點都不稀奇，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讓內部人士來冒充消費者；可像成都這樣，連「托兒」都是固定的，比如「聽證專業戶」———成都老太胡麗天，7年來報名參加全國、四川省和成都市的40多場聽證會，被選上23次。被網民們稱為「史上最牛聽證代表」，更有人稱其為成都聽證會的「最牛群眾演員」。試想，如果在遴選消費者代表時，絕大多數代表說不定已經被利益集團「買通」，由這樣的鐵桿漲價支持者來「代表」消費者，我們就不會奇怪每次聽證會都能在外界一片反對聲中，收穫動輒百分之百的漲價支持率。
一方面這些不能代表一般老百姓的「代表」混進了聽證會的現場，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能夠代表低收入群體的代表，卻沒有一個人能夠走進聽證會的現場。拿前幾年在濟南的一場聽證會來舉例。在24名聽證代表中，有消費者9人，人大代表3人，政協委員3人，專家學者2人，經營者1人，其他利益相關方1人，政府部門5人，其中八成同意漲價，即使在9名消費者代表中，也只有2名在校大學生表示反對。而在參加聽證會的代表中，沒有一名低收入聽證代表參加。
政府豈能既當運動員又是裁判？
不僅如此，行政聽證的組織者，往往與聽證申請人關係密切；參加聽證會的代表，也往往由組織聽證的政府機關來指定；在第一次聽證會中持反對意見的民意代表往往被排除在二次聽證的代表名單之外……而由於對聽證會的立法形勢滯後，且各地普遍由政府有關部門強勢主導，行政機關的最終裁決使得聽證會近似於法院的終審判決，即使反對意見再多，一般也無能為力，因為聽證會的那些參與者已經「代表」所有人表示同意了。
我們都知道公共產品價格調整中，消費者協會難有利益沾染，如今卻有政府的利益牽涉其中，甚至很大程度上與水務、電力等部門具有同樣的漲價衝動。更何況，聽證會的主持者價格管理部門，多半就是漲價規則的制訂者和維護者，可以試想，由一個本身就想漲價的部門來召開聽證會，在監督與規範條件下並不有效的前提之下，其勢必想方設法為漲價創造有利條件。
如此看來，聽證會的主要功效在於為政府主導的「漲價」政策提供合法性，如此豈不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又一翻板？老百姓早就看透了這套把戲，從一開始政策早已定下，然後再假惺惺地開個聽證會，以展現民主精神和謙和姿態，最終各位代表上場支持漲價，讓「漲價會」成功勝利召開。至此全國上下各個領域，現在一概如此玩這種把戲。
有沒有最終不漲價的聽證會？
真正的聽證會，應當讓消費者唱主角，而不是所謂的社會精英反客為主，在那裡強姦民意。如果由電視臺全國直播，群眾簡訊投票，或者網上投票，聽證會的通過率，還會有如此般的成功奇蹟嗎？但如今利益集團已經習慣了這種漲價模式，要讓聽證會真正的產生作用，必須先理順聽證會背後那些複雜的利益糾葛，剔除壟斷企業在民生領域的獨斷專行，放開市場經營，公平競爭，同時公開成本、財務運營，然後再來談什麼民主聽證。
比如在美國，漲價的聽證會事關公共，主辦方不得禁止媒體進行報導，一般都有電視臺現場直播，並及時反饋公眾意見。美國城市治理的成功所在，主要得益於各級政府的決策，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在一定形式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均衡考慮各利益集團訴求的。像中國搞的銀行收費，出租車計費聽證，在美國由於銀行和出租車都是充分競爭的行業，價格由市場決定，因此無需召開聽證會，聽證會也無權決定其價格所以。更何況任何一個議題的出臺，政府或議會僅僅作為「代言人」出現，進行公平博弈，不是「大包大攬」或「一錘定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