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我也曾有過強國夢。50年前，當我還是個初中生的時候，我立志要當科學家，要為中國的富強奮鬥終生。作為中國人，我希望自己能為我們古老的民族和國家徹底擺脫百年恥辱而重新跨進先進國家之林貢獻力量。（見《寫在世紀之交（64）》，載《中國之春》1993年4月號）
可是，隨著歲月的流逝、閱歷的增長，我的科學家夢、強國夢日漸淡化。因為我耳聞目睹、乃至親身經歷了太多的痛苦與災難，而這些痛苦與災難基本上都是人為的，是不應該發生的，是理當消除的，因此，我越來越把消除這些痛苦與災難當作我的理想，當作我的夢。我越來越意識到，比起讓中國成為強大這個遠大、美好也多少有些抽象的目標，克服在我們身邊時時發生的具體的罪惡更為重要。
事後想來未免感到荒誕。我做強國夢的時候，正是大飢荒年代。那時，我雖然不知道在農村有大量的農民被餓死，但我至少知道周圍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吃不飽。世人多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少的是像我們那樣「人在苦中不知苦」。
十幾年後，我的理想改變了。我在1979年發表的《論言論自由》裡寫道：我們的理想是：通過我們頑強不懈的努力，讓言論自由的原則真正深入人心，在中國紮下根來；要徹底消除因言治罪，文字獄，思想罪。我們的子孫後代，應該生活在這樣的土地上，他們能自由地想、自由地說、自由地寫作。那時，他們可能會奇怪，怎麼還會有這種時代，單單是說了幾句話就招來殺身之禍？
比較我前後兩個理想，前一個理想是為了實現一種善，後一個理想是為了消除一種惡。我並不是說善不值得追求不值得奮鬥，但我認為，消除惡比實現善更優先，更重要。
後來，我讀到20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Popper）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我和波普不謀而合。
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的英國思想家邊沁（JeremyBentham）提出過一個響亮的功利主義的口號：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不少人看來，這個口號非常好。不論是個人，尤其是國家，政府，都應該把這個口號當作自己的目標。
然而，波普對此提出異議。波普指出，承認道德迫切感的基礎在於對苦難和痛苦的迫切感。因此波普建議，「把功利主義的公式‘旨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簡稱‘最大幸福’改為‘所有人的最小量的可以避免的疾苦’這個公式，簡稱為‘最少疾苦’。」波普說，這種簡單的提法可以成為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當然不是唯一）。因為「從道德觀念看，痛苦與幸福是不對稱的；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對受苦難的人給予幫助並使之避免痛苦，都比增加幸福要迫切得多」。
舉個例。一個旅遊團乘坐巴士出外旅遊，途中有一個人心臟病發作。在這時，你是為了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繼續照原計畫旅遊，置那個心臟病人於不顧呢，還是臨時改變行程，耽誤一下大多數人的旅遊時間，首先把病人送到醫院搶救？
正確的答案無疑是後者。這就是苦難和幸福不對稱，這就是減少痛苦比增加幸福更重要更迫切。
波普還指出：「對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這個公式的進一步批評，就是指出它在原則上假定有一架永遠使用的衡量快樂與痛苦的天平，使我們可以把痛苦視為快樂的負量。但是，從倫理的觀點看，痛苦不能由快樂來抵消，尤其是一個人的痛苦不能由另一個人的快樂來抵消。」
不妨還是用上邊的例子，假如旅遊團置心臟病人於不顧，照舊按原計畫旅遊，結果那個病人由於沒得到及時的治療死掉了，其餘的人則圓滿地實現了旅遊的願望，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這次旅遊，因為它增加的幸福（絕大多數旅遊客如願以償）大於造成的痛苦（只有一個人死了），因而從整體上講還是成功的還是好的呢？當然不能。
再有，波普說，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什麼是惡？什麼是痛苦？大家的看法比較一致；可是，什麼是善？什麼是幸福？那就難免見仁見智，人言人殊，此一時彼一時，眾說紛紜了。
因為人的慾望無止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也可能追求不同的東西。我們很知道怎樣做能使別人不感到痛苦，但是我們很不知道怎樣做能使大家都感到幸福。
例如福利制度。福利制度並不是使人幸福的制度，而只是消除痛苦的制度。因為良好的福利制度，無非是給人的衣食住行提供基本保障，使人們免於缺吃少穿，缺醫少藥的痛苦－－這只是消除痛苦，談不上增進幸福。所以波普認為，政府的首要之務，應該是消除罪惡，消除可以避免的痛苦，而不是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獲得幸福應該留待個人去努力。
波普特地提醒我們，如果政府把追求「最大幸福」或某種很高調的善當作它的目標，那就很可能導致專權導致壓迫。因為他們要全力推進偉大理想的實現，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他們就要集中權力，統一步調，排除干擾，清除異己。那些想在人間建立天堂的人之所以每每造成了地獄，原因就在這裡。
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撰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公認為反對極權主義的經典之作。他的思想對我們認清所謂「強國夢」一類理想陷阱大有裨益。
且以所謂強國夢為例。乍一看去，強國夢很好，但凡中國人，大約很少會不贊成。可是稍微深入思考下去，問題就出來了：強國，什麼是強國？什麼樣的強國？用什麼方式強國？在這些問題上，大家的看法很可能不一樣，而且還很可能針鋒相對、水火難容。
美國是強國，納粹德國何嘗不是強國？希特勒治下的德國，經濟發展迅猛，在西方國家中率先走出大蕭條；主辦柏林奧運，不僅奪得金牌第一、獎牌第一，而且其雄偉氣派前無古人；廢除凡爾賽和約，一雪戰敗之恥。納粹德國的官員遠比今日中共的官員清廉，貧富差距也不像今日中國那麼觸目驚心。要說恢復民族驕傲，改善民生，恐怕很多人都會把納粹德國奉為成功的榜樣和強國的典型。
但是，納粹德國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嚴重的政治迫害，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對異議人士的殘酷迫害，等等。因為這些苦難並不是政府消除不力，而是政府蓄意製造，所以它尤其不能原諒。既然一部分人的痛苦不能用另一些人的快樂相抵，罪惡不能用所謂功勞相抵，因此，無須等到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我們就應該認定，納粹政府是罪犯，是邪惡的化身。
這就是我為什麼不認同強國夢。因為強國的概念有重大歧義，某些人心目中的強國很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地獄。我認為，中國夢首先應該是消除人為的罪惡－－從結束文字獄、言論罪做起。我想，在這一點上，大家總該是沒有分歧的吧。如果你連這一點都否認，那也好，那等於是自己揭開謎底，讓我們提前知道了你的強國夢到底是什麼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