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是德國著名的記者，《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記錄著他從1914到1933年的回憶。同時也揭露了許多人所不知的一戰後德國現狀，及希特勒因何崛起的內幕。書中詳錄一個人如何與國家機器戰鬥，納粹如何興起，甚至納粹對德國人所灌注的豺狼毒素，是如何讓德國人民去咬他的同類。
「那個國家運用恐怖的威脅，勒令該平民舍棄自己的男女朋友、拋開自己的想法來採納官方的論點。並要求他以自己不習慣的方法來行禮、按照自己不喜歡的模式來吃喝、把閑暇時間用於令自己深惡痛絕的活動、獻身於自己所抗拒的冒險行為，更進而逼迫他否定過去與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須不斷為上述事項公開表達狂熱的興奮與感謝之意。」--賽巴斯提安•哈夫納
於是，因為拒絕接受這些，他遂展開他自稱的以渺小的自我對龐大國家的「決鬥」。而本書即是「決鬥」的記錄。他只有透過這個記錄，始能讓自己的良知不被泯滅；但也因此，他才可留給後人如此一部偉大的心靈著作，讓我們得知一個時代的邪惡，其實是有生命的，它會在人們的鬆懈、冷漠與無知裡快速長大，最後讓每個人都無所遁逃。
哈夫納還有一段對德國士兵的描繪，非常傳神。「以往我只知道德國人善於貫徹軍令，但不知他們的民族性有這麼一個猥瑣的角落 ：『德國士兵和軍官在戰場上都勇不可當，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縱使政府要求他們向自己的平民同胞開槍，他們幾乎也永遠會服從這樣的命令。但如果要他們起而反抗當局，那麼他們就會膽怯得像兔子一樣，反抗的念頭才剛剛冒出來，他們就會像著魔似地，眼前立刻浮現一個槍決行刑隊的恐怖形象。』，也許我們都知道，也同意德國人之所以能橫掃歐洲，就是因為他們驍勇善戰。但他們對權威的畏懼，對既成法條的遵守，也是獨裁者得以存在鞏固的原因。他們對外人可以無限凶殘，但對權威篤信不移。滅絕猶太人是執行最高領袖的命令，但卻不能也不該懷疑領袖的動機。」
不單是德國底層士兵如此，這種向權威傾斜也可以在高級知識份子中得到印證，在《萊茵哲影》裡，作者也提出不少德國最富原創，傳世豐碩、影響力深厚的文人、哲學家也都有這種傾向。他們對政治權威的敬畏、順從，和我們對當今公共知識份子角色的認識，極端相反。
我們不一定對德國各種文化科學領域有很深邃的認識，但不能否認德國威瑪時期出現許多重要」和富有影響力的哲學家、科學家、音樂家，比如愛因斯坦、托馬斯•曼（Thomas Mann）、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萊希特、格羅皮奧斯（Walter Gropius）、格羅斯（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等等。這些大師級人物都在世界各領域發出巨星光芒。然而許多人都有著相同疑問，文明深厚精湛的德國，為何會出現如納粹此等充滿毀滅性的殘暴政權？!Peter Gay在討論威瑪共和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說法，正好和哈夫納親身經歷相互呼應，這裡有兩種德國的存在：『一個是瀆武好戰的德國，完全卑微臣服於權威，致力於侵犯他國，同時強烈拘泥於形式；另一個則是抒情詩般的，人文主義哲學的以及世界大同的德國。德國曾經嘗試走俾斯麥和施利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的路線，現在則是走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的路線。』威瑪共和走的是抒情詩般的歌德路線，文化璀璨的威瑪，雖然創造力充沛，但兩本回憶錄筆下都透露出政治紛亂、懦弱，經濟動盪、疲軟之狀，甚至暗殺頻仍。這個溫和的共和路線，顯得脆弱無能，所以短命正可以預期。因為好戰的德國：鐵血當道、效率鮮明、口號激昂、行動迅速，比起軟調、抒情的德國更孔武有力，且能解決屈辱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預期，這個充滿殺戮亢奮的政權會把他們帶到滅亡之境。
根據哈夫那的說法，是因為德意志民族缺乏『塑造個人生活，追尋個人幸福的生活』的養成。海德格爾的學生洛維特也曾記載著和哈夫納對德國的相同觀察，洛維特認為德國文化太過陽剛，缺乏溫坦的人性。他以義大利和德國的民族性做為比較，他認為在義大利的生活要比德國美好得多：『對義大利人來說，法西斯主義的選戰口號「信仰、服從、戰鬥」 只是一個修辭的口令，笑一笑就不會放在心上了；對德國人來說，希特勒所說的 「我的意志就是你們的信仰」，則是一句意義深邃，必須以義務視之的命令，然後再通過博學的德文學者的幫助，把命令詮釋為「追隨」、「忠誠」、「準備犧牲」』。洛維特他甚至開玩笑的說『德國的美德很容易招致怨恨，義大利人的狡猾則甚至可以贏得欺騙者的心』。我們可以藉此理解，為何法西斯在義大利的災害不會像德國那樣具有毀滅性。
納粹災難已從上世紀煙消灰滅了，但這樣的事大家還是會有著相同疑惑，災難還會來嗎？如果一個龐大的國家，這個國家機器沒有任何可以約制的力量存在，那麼統治階層可以隨時隨地的進行冷酷無情的極權統治；並利用一切精心策畫的統治威權消滅個人主權和意志力，那麼盜賊還是會回來的，並且以種種不同的形式或面貌展現出來。正如哈夫納所描述的，德國的一戰後政治模式，恰是以民主的偽裝面貌來進行實際的獨裁統治。早在希特勒之前，總理海因裡希?布呂寧為應付龐大戰後賠償所實行的高壓統治，正給了希特勒專制威權作濫觴。
阿倫特曾在二戰後寫下《責任與判斷》，探討希特勒時期德國人的道德責任。然而究其根柢，一個社會人民如果對於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持抱著「置身事外」、「事不關己」甚至有「幸災樂禍」的做法。那麼統治階層就能慢慢地藉由「洗腦催眠」、「團體生活」與「國族光榮」而被獨裁專制威權一步步同化。尤其是哈夫納在書中所提到的「被同志化的德國人」，至今讀來仍然讓人觸目驚心。如果我們再看看東亞1949年變局後歷史，我們不得不慨然，原來中西道德人性，竟是那麼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