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老於右任在民國政壇上的地位和他在書法藝術、尤其是草書方面的造詣和建樹盡人皆知，然治陝西博物館史不能不提及的是他與西安碑林的一段特殊情緣。
於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號「髯翁」，晚號「太平老人」。祖籍陝西涇陽鬥口村，稱「鬥口於家」。1879年出生於陝西三原縣東關河道巷，後來讀書、應試均在三原縣，因此就著籍為三原人。
於右任早年書學趙孟頫，後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礎上將篆、隸、草法融入行楷，獨闢蹊徑，中年變法，專攻草書，參以魏碑筆意，自成一家。正因為如此，於右任對北魏碑刻情有獨鍾，並不惜重金搜求北魏墓誌。
洛陽城北的邙山景色優美，土層深厚，自古被認為是風水寶地，乃至有「生居蘇杭，死藏北邙」之說。北魏孝文帝實行改革，將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洛陽，將拓跋氏改姓為元，為表示改革的徹底性，明令皇親國戚死後均不得歸葬代北。這樣，北魏的宗室及貴族多葬於邙山。其墓誌多出於當時的書法大家之手，書法藝術成就極高。故而這一地區成為了走私盜墓者關注的重點，不少價值連城的墓誌流失國外。對此，於右任痛心疾首，與同樣酷愛金石的張鈁相約在洛陽一帶不惜代價，戮力訪購。雙方達成默契：得北魏墓誌歸於右任，得唐代墓誌歸張鈁。
經過前後20餘年悉心購藏，於右任耗資十餘萬銀元，購得歷代碑石墓誌四百餘方，其中北魏墓誌一百餘方。因為這批墓誌中有七對夫妻墓誌，於右任便將自己的居室命名為「鴛鴦七志齋」，這批藏石也被稱為「鴛鴦七志齋藏石」。
1935年10月11日，於右任由上海給在陝西主政的邵力子和楊虎城發了一份電報：「邵主席力子兄、楊主任虎城弟鈞鑒：我所藏鴛鴦七齋志石，計唐以上二百餘方，尚有《漢石經·周易》一方。現決送歸陝省公有，在西安集中藏處，擬以將來摹拓所得之款，補助三原民治小學經費。唯存放處所，得一妥當地方，即由二公酌定。」電報明確表達了將鴛鴦七志齋藏石捐贈給陝西的意願。
後經多方商議，決定在西安碑林專辟一陳列室保存和展示這批藏石，於是便有了今天的西安碑林第八室。這批藏石有了一個安身之處，於右任內心十分喜悅，1942年他在《鴛鴦七志齋藏石目錄序》一文中寫道：「往余積年藏石四百餘方，而南北遷徙，每有散佚。二十四年（1935年）春，始聚而贈至西安碑林，建閣庋藏，以餉士林」。關於這批藏石的價值，於右任描述道：「於征伐官制諸端，可補前史疏漏，于氏族可考南北播遷之原委，於文辭可增列代駢散之別錄，於書法可知隸楷遞變之途徑。」指出了墓誌在研究歷史、民族遷徙、文學及書法方面的巨大作用。
於右任捐贈的碑石墓誌後經核查，共計318種，387石。在此之前，西安碑林中唐以前的碑刻很少，墓誌收藏也不多，《鴛鴦七志齋藏石》入藏碑林，彌補了碑林藏石的缺憾，大大豐富了碑林的內涵。
於右任捐贈的藏石中，有一件值得特別關注，即他在給邵力子和楊虎城的電報中提到的《漢石經·周易》一方，今稱「熹平石經」殘石。
《熹平石經》製作於東漢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歷時九年，立於河南洛陽原太學門前。由當時著名的經學家蔡邕牽頭，共24名經學家一同完成。內容為《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是中國歷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經。《熹平石經》集漢隸之大成，被奉為書法的典範，漢字字體由隸變楷的過渡，《熹平石經》起了橋樑的作用。從三國時期起，《熹平石經》在歷經了無數次的浩劫之後，幾乎毀失殆盡。1931年，於右任從洛陽古董商手中買到這塊《熹平石經》殘石，1936年運抵西安暫存文廟。當時日寇已逼近潼關，並開始對西安空襲。受命保存《熹平石經》的省考古會委員長張扶萬先是將其埋藏於碑林東院，1939年10月又挖出，乘騾車冒險出城，歷盡千辛萬苦，將石經運回家鄉富平縣董南堡村，吊掛在家中一口枯井內，並要求家人不准隨便開啟井蓋，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張鵬一病逝於家中，臨終前一再囑咐家人要悉心保護石經，一定要完璧送歸於右任。抗戰勝利後，張鵬一之子張午中唯恐石經發生不測，寫信給於右任一位好友張文生，希望其將殘石盡快設法運走，後來這位故友將《熹平石經》殘石運至陝西三原縣民治學校，不久又轉運到於右任之侄於期家中。1952年，陝西文管會派人從三原運回殘石，重新安置於碑林，結束了其十幾年的漂泊生涯。
於右任一生愛國愛民，自奉節儉，清正廉明，他的詩、詞、曲均有很高的造詣，曾寫下不少寄託國家民族興衰之情的詩篇。晚年他滯留孤島時，對大陸情念頗深。1962年1月24日，於右任作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其鄉思之苦，溢於言表，成為千古絕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