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期吧，鄧麗君的歌悄然傳進大陸，在中國大陸的「紅歌」中，鄧麗君的歌被批判為封、資、修的靡靡之音，黃色歌曲。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鄧麗君當時已走紅港臺、東南亞，電臺選播她的歌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大陸的革命邏輯，很霸道——境外的東西，通通打上了印記，資產階級的;流行歌曲更是靡靡之音，反動的。當時文革正瘋狂，栽贓，誣陷、揭發、批鬥、文攻武衛、人人自危……中國大陸籠罩在紅色恐怖裡。在風口浪尖上，走私唱片等於找死，沒人敢做這種事;唯有空中的電波，可以自由飛翔，無法禁止。膽子稍大又有收音機的，就能欣賞到好聽的歌，領略人家世界的精彩。
當時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聽鄧麗君的歌。儘管政治環境嚴酷，儘管必須偷偷摸摸，人們依然嚮往真善美，沒有停止追求的腳步。這種現象，今古奇觀!
鄧麗君，這個祖籍河北的漢族姑娘，她的如夢如幻的歌聲，適逢其會，從海外，越過政治高牆，飄進封閉已久的神州大地，迷倒了千千萬萬的聽眾。在她短暫的一生，曾經用多種語言，演唱過約三千首歌——歡樂的，悲哀的，輕快的，纏綿的，俏皮的，莊重的……幾乎窮盡了人的方方面面的情感。喜歡她的歌的，總能從中找到契合自己心情的，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鄧麗君的歌聲很溫馨，很親切，像鄰里女孩閒話家常。不是居高臨下的說教，更不是強制性灌輸，不顯山不露水的，毛毛雨潤物細無聲。由於既美妙又通俗，所以人人聽得懂，個個會著迷。她的歌唱對於人性的復甦和回歸，其實是一種充滿詩意的呼喚。也是一種另類的思想啟蒙。
大陸人長期被政治，被運動，被折騰，已失去了渾樸的天性，不知情為何物。而鄧麗君的歌曲，雖然內容豐富，萬象紛呈，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情。她所歌唱的愛情，親情，友情;她所歌唱的人生，家國，鄉愁;均可概括為或濃縮為一個「情」字。她用自己富有特色的嗓音，完美地詮釋內心對「情」的感受。她唱得甜而不膩，她唱得哀而不傷，她唱得艷而不俗，——溫暖，圓融，柔腸百轉，令人陶醉。
鄧麗君有一首《小村之戀》，聽來絕對別具意味——那亮麗的嗓音，顫動的音符，竟彷彿無數的金屬晶元，漫天閃耀。歌聲極富張力，聽到高音區，似有一股堅韌的衝勁，欲在黑暗裡帶著聽者破空而去。
後來邂逅《雪中蓮》，在萬籟俱寂之夜，閉目傾聽，同樣妙不可言。鄧唱得輕柔如羽，清新脫俗;感覺純淨無塵，特別空靈。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子，在月光下歌唱。真可謂此曲只應天上有啊!想像中，那飄的已不是潔白的雪花，而是自由的精靈;令你有出塵之想，也欲乘風歸去。
鄧麗君曾說過，最能理解她的歌的，是中國大陸的人。這話一點不錯。大陸中國人的確是她的知音，與她「心有靈犀一點通」。身為大陸人，在那個悲情的年代，一旦遇到鄧的歌唱，就不會想錯過，也不會想放棄，而是讓它留在生命裡。
鄧麗君憧憬中的大陸行，一波三折，未能如願。終成千古之憾。大陸億萬歌迷的瘋狂推崇，鄧麗君驟成風雲人物。其身份也隨之變得敏感，重要性陡然升高，她成了極有價值、又別具意義的歌星。海峽兩岸的執政者都意識到這一點，都想因勢利導，為己所用。
西岸頻頻出招，要邀請她來大陸演唱，給統一戰線加分。高層認為會轟動，一定反響很大。評估結果：利大於弊。這個「利」，就是借鄧麗君的登陸，給世界一種「人心所向」的觀感。為此，不但開出了誘人的價碼，甚至連演出的行程，都規劃得很具體;前後順序是：北京，上海，西安，廣州。地理方位的選擇，也照顧到東西南北。還答應在她的家鄉，舉辦一場超大型的演唱會，讓幾十萬人來聽她的歌。不難想像，此事如果能成，那盛況絕對空前，肯定會轟動全球。這對任何一個歌手，都有極大的吸引力，沒有誰能夠拒絕這樣的誘惑，鄧麗君也不能。
西岸打的如意算盤，東岸洞若觀火，斥之為統戰陰謀，包藏禍心。自從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大陸取代臺灣，兩岸在外交纏鬥中，臺灣已明顯居於下風。它處境艱困，不能再失分，以免影響島內的民心士氣。所以，極力勸阻鄧麗君去大陸。對峙中的海峽兩岸，各有政治盤算，把歌者夾在中間，左右為難。鄧麗君因在大陸瘋狂走紅，而變得重要;又因重要，而不能登陸。政治使人生顯得無奈。
隨著時間推移，臺灣開放探親，兩岸的人員往來漸漸增多，事情出現了轉機。西岸又頻頻邀約，鄧麗君也積極籌劃登陸演出。她常說：「我想到天安門唱歌。」那裡能容納百萬人，她要開一場戶外演唱會，讓大家免費來聽歌。眼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一場政治地震突如其來，結局變得面目全非。
八九.六四，使鄧麗君來大陸演唱成為泡影。之後，鄧麗君已漸漸沒有心情再唱歌了。她的身體狀況愈來愈差，形象也日見衰老;那花一樣美麗的生命，竟在悄然滑向死亡。
世事無常，難為鄧麗君了。這個樸實無華的奇女子，百年不遇的天生尤物，其聲耳熟能詳，其人緣慳一面;是同胞，又是同時代，心意相通卻錯身而過。我們和她一樣不幸。
骯髒的政治令世界充滿悲情，大到血腥的戰爭，小到——斷送了一個天才歌手樸素的夢想，使鄧麗君至死也沒能走進自己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