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9年到訪中國時主張「唱好」不同，索羅斯此次到來，強調的是問題和轉型。做空日元這個最近的做空亞洲貨幣的案例，更增加了「擔憂人士」對其重返中國的擔憂。"
「有傳聞說你對港幣和香港物業市場有興趣？港元會是你下一個做空的目標麼？」
2013年4月6日，香港，INET（新經濟思維研究所）年會現場，83歲的索羅斯正在和青年學生交流，一位女學生將最後一個問題拋給索羅斯。
「我準備襲擊香港了，我要提醒你們，」索羅斯大笑起來，「但這只是個玩笑。」
這個看似簡短的對答背後，是港人對這位「金融大鱷」複雜糾結的心情：1997年的恐懼似乎仍在眼前，這位狙擊港元造成港股大跌、港人失業的「金融殺手」，「重返亞洲」了麼？
這種擔憂早在2010年就已開始出現，當時索羅斯在香港設立了投資公司的辦公室。
2013年4月份以來，索羅斯又連續出現在中國，先是在香港參加INET年會，後又前往博鰲論壇，並在第二天發表了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講。
不過，這並非亞洲金融危機後索羅斯首次造訪中國。早在2009年，他就曾到中國考察，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並受馬雲邀請，在其私人會所和中國企業家會談。在那之前，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也曾邀請索羅斯到社科院演講。
與2009年到訪中國時主張「唱好」不同，索羅斯此次到來，強調的是問題和轉型。影子銀行、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既得利益集團、樓市風險……話題所涉，均是當前中國金融和改革關鍵病灶。索羅斯甚至預言，中國經濟仍有「硬著陸」風險。
索羅斯的頻繁到訪和高調談論，讓一些大陸人士也開始心生警惕：這個投機高手是不是又在打人民幣的主意？
曾寫有《反熱錢戰爭》一書的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始人張庭賓，在索羅斯博鰲演講後第二天，即發表署名文章宣稱，「索羅斯回來了，這一次他的目標幾乎是顯而易見，就是中國香港，就是中國，這一次中國和中國香港還能倖免於難嗎？」
張庭賓認為，和1997年相比，中國的金融環境已然不同。房地產、金融均有泡沫，而推進中的金融改革，也使投機資本做空人民幣的工具基本到位——例如近期開放的港澳臺在內地居民投資A股，給予了小額資本項目收益匯出的合法保障；中國正在加大的跟各國的貨幣互換，也是在以國家信譽保障大額人民幣進出的合法性。
對索羅斯重返亞洲的擔憂不無理由，2012年11月以來，索羅斯旗下基金會在三個月內做空日元，大賺10億美元。
INET執行主席、曾和索羅斯共事的Robert Johnson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曾私下裡問過索羅斯做空日元的事情，瞭解到的情況是，實際上都是基金會的團隊在做，作為大老闆，索羅斯當然要最終「點頭」，但已不參與實際操作。即便如此，圈內依舊把這場漂亮仗加在大鱷重出江湖的光環之上。而這個最近的做空亞洲貨幣的案例，更增加了「擔憂人士」的擔憂。
作為一個投資大鱷，索羅斯自己似乎也感受到了某種微妙的「被警惕」氛圍。在香港參加自己贊助的學術機構INET的年會時，他幾乎隻字未提對中國的看法，也拒絕了所有中國媒體的採訪要求。不過，他把對中國的看法，留到了博鰲論壇。
「在一個中國官方舉辦的論壇談論中國，比在一個自己資助的學術機構年會上講，似乎更合適。」一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認為，對此索羅斯是有所考慮的。博鰲亞洲論壇由26個國家發起，2013年會上有13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出席，包括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而受邀參加INET年會、和索羅斯非常熟悉的中國學者余永定則認為不必過分解讀。早在幾年前，余永定就曾邀請索羅斯到社科院演講，「當時上面很謹慎，專門打過招呼，並取消了央視的採訪和外交學院的演講」。
「當時老頭很委屈」，余永定說，人是立體和多面的，其實索羅斯已經八十多歲了，還有心臟病，他現在更多的是想傳播自己的哲學和理念。「在西方經濟學界，索羅斯的貨幣理念被認為是左傾的。過多的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二十多年中國情結
"「如果走向更開放的社會，對中國將有非常大的好處。」"
83歲的索羅斯說話語速緩慢，時常露出慈祥老人的微笑，但他看人時的目光卻很聚焦並有一種穿透力。
在2013年4月8日的博鰲論壇上，索羅斯發表了半個小時的演講，其中一半時間在談中國問題，這位精明的猶太人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也顯得「知根知底」。
索羅斯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必須要轉變增長模式的時候，不能再簡單依賴出口拉動。過去幾年，中國過熱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領域，而目前房地產對GDP的貢獻率已經下降到34%，「這種增長模式可能能維持個一兩年，但沒辦法維持10年。」
索羅斯更預言中國經濟有「硬著陸」的風險。根據他的邏輯，中國GDP增速下降到8%甚至以下，這種比較慢的增長速度會進一步使基礎設施的收支平衡點發生變化，加劇銀行壞賬。整個經濟放緩，也會使消費者的消費更加謹慎，轉向內需拉動的增長模式會很緩慢。「2012年已經有這樣的勢頭，問題已經開始浮出水面。」
索羅斯還提醒人們關注影子銀行和金融系統風險。他認為，房地產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國有銀行積累了大量呆壞賬，國家提高利率成本後，大部分貸款來自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而這些理財產品存在法律風險。「目前中國的影子銀行和次貸風險，和美國2007年有些類似，需加以警惕。」
作為一個旁觀者，索羅斯建議中國要「進一步關注整個資本市場資金的流動，哪怕一個環節出現斷鏈，都會使整個市場充滿恐慌」。
索馬斯甚至看到各種利益集團，對以上問題解決的強大阻力。
這些貼近中國現實的觀點，讓人不禁好奇：索羅斯怎麼如此瞭解中國？
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索羅斯就已和中國建立聯繫，其名下基金會曾在中國設立辦事機構，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時間裏，贊助了中國將近三百個項目，總贊助額250萬美元，資金主要用於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體改所及其他文化事業。1989年，索羅斯基金會退出中國。
2005年，索羅斯基金會重返中國，為中國非政府組織及相關機構捐贈了共計近200萬美元的款項，主要用於支持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訴訟、環境保護以及愛滋病防治等。
最近兩年，索羅斯更是頻繁到訪中國。
雖然一直關注中國經濟，索羅斯卻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到中國的體制改革。
4月6日和INET青年學生座談時，面對中國學生的提問，索羅斯說，過去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釋放出很多能量，但他認為新的經濟模式在缺乏更進一步改革的情況下難以成功。「中國走向哪條發展之路，是更開放的社會還是更壓抑的社會，對這個世界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索羅斯認為，「如果走向更開放的社會，對中國將有非常大的好處。」
哲學裡的財富
「哲學與金錢無關，但我把它用在怎麼賺錢與決定怎麼花錢上面。」
索羅斯倡導的開放理念，更近乎一種哲學思想，而這正是「投機大鱷」的真心所向。
14歲時，因納粹德國入侵匈牙利，信仰猶太教的索羅斯第一次面臨生死，在父親的努力下，一家人逃亡到英國。在INET年會上，索羅斯將這稱為自己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並稱這個人生經歷讓其知曉了有效的社會制度的重要性。
在英國時，索羅斯考入倫敦金融學院學習經濟，並幫助英籍猶太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寫一本哲學書籍，他發現從波普那裡學到的東西和其學到的基本經濟理論例如完全競爭理論，有巨大衝突，這對索羅斯宏觀認識框架的建立有重要影響。
INET年會期間，談到所受教育對自己投資理念的影響，索羅斯說，「波普的思想影響了我的選擇。」事實上，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理念，也根源於波普的著作之一《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雖然一直在利用市場原教旨主義創造的機會賺錢，但索羅斯本身並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也深受波普的哲學思想影響。當初做空亞洲的時候，他就曾說，「我沒有製造泡沫，是你們過於自由的制度出了問題，我只是加劇了泡沫的破滅。」
在各種場合，索羅斯都在推動一種遠離「華盛頓共識」的新共識的建立，並希望對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加以改造，這也正是他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後贊助成立INET的初衷，索羅斯認為，這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還是一場經濟學的危機。
「哲學與金錢無關，但我把它用在怎麼賺錢與決定怎麼花錢上面，」索羅斯說。他自比是一頭紮入市場的猛獸，一手使勁撈錢，另一手使勁把錢花出去，而作出判斷的關鍵是他自己的「市場不確定性」理論。
在INET年會「經濟分析的時機和預期」分論壇上，索羅斯發表了主題演講，他再次強調了自己的這一與傳統經濟學截然不同的選擇哲學。
在索羅斯看來，人們對未來的期待與展望取決於今天所做出的種種決定。這些決定並不源於事實，而只是來自偏見與預感，尤其是面對市場上的諸多參與者，根本無從判斷下一步他們將作出怎樣的行為，「市場的極度不確定」使人無法根據經濟學所稱的理性做出決策。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索羅斯稱自己通常會「看大勢」，並把自己的判斷和市場上主流的期望做出比較，如果差異巨大，就有了獲利機會，差異越大，機會越大。
「所有所謂索羅斯帶來的災難，都不是索羅斯策劃的，」曾和索羅斯共事的INET執行董事Robert Johnson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只是找到了制度的漏洞，並利用了它。」
如今，索羅斯對亞洲和中國的關注，是否表明某種制度漏洞和落差又已進入他的視野？
對此，索羅斯本人並未直接作出回答。他曾經的手下Robert Johnson則認為現在人民幣依舊有比較多的管制，做空中國的條件並不成熟。
「只能說在觀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