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榮獲普利策獎的《古拉格》(Gulag)一書中，安妮·阿普勒鮑姆(Anne Applebaum)出色地記錄了斯大林時期蘇聯恐怖機器帶來的苦難。現在她又推出了大部頭續集《鐵幕》(Iron Curtain)，講述二戰之後的十年中，同一機器在東歐進行殘酷鎮壓和建立殖民地的故事。她的證據同樣也來自於檔案研究和倖存者訪談，極為詳實，富有說服力。但這個故事的中心思想並不新穎。
在莫斯科受訓的特工隨著蘇聯坦克進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境內，西方世界當時知曉此事，而且一直加以詳細的記載。特工們不僅著手把這些國家變成蘇聯的友好勢力國，而且也開始建立一道可以有效回應俄國人指示的獨裁統治警戒線。1945年，納粹剛剛投降不久，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就警告說，一道鐵幕已經在歐洲的心臟地帶降下（他首先在給杜魯門總統[President Truman]的一封信裡使用這個比喻說法，整整一年之後，他才在密蘇里州富爾頓公開用這個詞）。匈牙利的「小斯大林」馬加什·拉科西(Matyas Rakosi)做過另外一個恰當的比喻，也非常出名，他說這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上的反對勢力會「像薩拉米香腸切成片」那樣被摧毀。
匈牙利起義
阿普勒鮑姆追蹤了在波蘭、匈牙利和德國進行過典型實施的「香腸切片」過程，她端上來給讀者的不僅是香腸中的牛肉，還有脂肪、醋和大蒜，極盡詳實。阿普勒鮑姆記敘了二戰結束前夕，為東歐共產黨準備的尖刀如何在蘇聯特工訓練營裡磨利，以便讓可靠的特工在「被解放」的國家裡建立和控制秘密警察部隊。她描寫了他們當時如何控制所有的廣播電臺——那個時代最強大的大眾傳播工具，以及蘇聯的傀儡如何以驚人的速度騷擾破壞從青年團體、福利機構到學校、教堂和反對黨派的所有獨立機構，並最終封禁了它們。
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滿足蘇聯的領土野心，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匈牙利人被無情地趕出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另有數百萬人被認定為敵人，被毆打、監禁或是送到西伯利亞服苦役。對於偏執多疑的斯大林來說，完全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生活還不夠。為了更徹底地施行恐怖統治，他甚至還對每個衛星政權的共產黨領導人加以清算，指控他們犯下叛國罪，在他們做出屈辱的供述時把他們示眾立威。
既然現在有更多的檔案可供查閱，一些目擊者也仍然健在，可以回顧這些恐怖經歷，重新提起這段骯髒的歷史也是一件好事。然而，在大半個世紀之後，我們為什麼要去閱讀如此龐大的細節呢？
阿普勒鮑姆在《鐵幕》的序言中說，我們需要記住「在歷史上，有些政治制度渴求徹底的控制權」，這種控制不僅是針對國家機關，也是針對人性本身。她認為我們應該研究極權主義的運作方式，因為「我們說不准手機、網際網路和衛星圖像會不會最終在某些地方變成控制工具」。雖然弗拉基米爾·普京有可能做出她所說的那些事情來，但本世紀直到現在為止，技術已經變成了一種值得歡迎的防暴政工具。
跟當前現實之間關聯更大的，是阿普勒鮑姆在《鐵幕》中提到但卻沒有展開的一些主題。在書的開篇，她堅稱美國和英國承諾過讓東歐實現民主，但很快就把他們拋給了蘇聯。這倒是事實，但是西方當時有什麼選擇呢？在1945年時，歐洲的大門是為斯大林敞開的，因為美國人很快就重新部署到跟日本的戰鬥中，並熱切希望在太平洋戰爭中爭取到斯大林的支持。當時本來該如何預見到蘇聯的殖民統治呢？或者我們現在應該對古巴、朝鮮、敘利亞或者中國採取何種有利於自由的干預措施？在這些方面阿普勒鮑姆沒有進行深入思考。
同樣，她也幾乎沒有觸及一些歷史學家的不同看法。這些學者認為，引發斯大林強硬回應的不是西方的綏靖政策，而是西方對蘇聯的敵視。他們指責美國引發了冷戰，激怒斯大林採取了欠成熟的防禦對策。對於這種「修正主義」理論，阿普勒鮑姆的證據提供了有力的反證，但她一直沒有在這個方面真正展開。
書中最明顯的缺失，是對蘇聯暴政統治東歐的動機缺乏持續的檢視。俄國人想要什麼呢？是想報復德國及其盟國嗎？是想讓他們補償蘇聯在戰爭中失去的大量生命和遭受的苦難，並向勝利者繳納戰利品嗎？統治鄰國是一種狂妄的防禦政策，避免再有像拿破崙和希特勒那樣覬覦莫斯科的征服者出現嗎？還是俄羅斯帝國希望吞併波蘭一半以上的領土，平定難以控制的烏克蘭，收服波羅的海諸國和相鄰的巴爾幹領土這一野心的復甦呢？
斯大林的瘋狂暴政是阿普勒鮑姆最感興趣的地方，它加劇了蘇聯國內的戰後恐怖統治，同時又被斯大林在東歐的黨羽盲目模仿，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然而，斯大林的繼任者們也同樣熱切地維護這種統治。為什麼呢？阿普勒鮑姆聲稱，斯大林之前曾推遲了蘇聯點燃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夢想，1944年紅軍向西推進時，他「準備重新啟動這個計畫」。但是，這樣的信口之辭 ——以及值得商榷的假設 —— 就是她用來解釋蘇聯政策的全部依據了。
《鐵幕》在史實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這麼久，少記錄一些事實，多進行一些分析會更好。共產黨在東歐遭到最終失敗的原因分散在從頭到尾的整本書中，但作者幾乎沒有進行任何解釋。阿普勒鮑姆展示了共產主義政權為人民提供的消費品有多麼貧乏，他們如何以工人的名義進行統治卻又疏遠了工人。為什麼呢？共產主義與該地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難道不需要大篇幅討論嗎？阿普勒鮑姆淋漓盡致地描述了令羅馬天主教領袖和共產主義政權的其他反對者感到苦惱的道德困境，一些人進行了公開反對，一些人不情不願地參與合作，很多人只是採取消極姿態。但是，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他們的選擇呢？
《鐵幕》並不是完整的「鐵幕」歷史，因為阿普勒鮑姆決定把它結束在1956年，就在波蘭和匈牙利公然違抗蘇聯命令的時候。在那之後，克里姆林宮又進行了30年的努力，希望維護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穩定併進行改革，但東歐國家仍然很難駕馭，只是懼於蘇聯的武力才維繫下來。在這些國家殖民給蘇聯經濟帶來了巨大負擔，西方民主制度和經濟成就的誘惑在鐵幕上腐蝕了孔洞。最後，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拒絕靠開槍來維持成本高昂的帝國時，鐵幕徹底瓦解了，同時也拖垮了作為核心的蘇聯。
遠在這個高潮出現之前，阿普勒鮑姆就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即極權主義的魔力無法長期維持。但她沒有歸納出原因以及防止其他極權主義威脅的可能方法。相反，她給我們提供了一份真實而傷感的記錄，以告慰那些在瘋狂極權的道路上被屠殺、折磨和鎮壓的數以百萬計的人。
Max Frankel是《紐約時報》前執行編輯，曾擔任過多年駐莫斯科和東歐記者。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11月25日。
翻譯：楊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