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澤民似乎與上海有著不解之緣。他在南京當漢奸，卻因為轉學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隱瞞了一部分漢奸歷史；他在電子工業部成績平平，卻因為到上海當市長和市委書記，而有了用鎮壓學潮的鮮血染紅頂戴花翎的機會；當上總書記之後，江澤民更是不遺餘力地經營上海幫以穩固其權力，一遇到像SARS這樣的危機，就立馬躲到上海。
江澤民來到上海的時候是1985年，這是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和上海市長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薦的結果。陳和汪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對「紅色江山」的考慮，也是為了還江上青一個人情。
江上青曾經是汪道涵的頂頭上司。抗戰初期，汪道涵擔任江上青直接領導的中共安徽嘉山縣縣委書記，而陳國棟也因為江上青的大力推薦，擔任了安徽靈璧縣縣長。
四十多年後，這兩位出身華東系統的中共幹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對假稱江上青遺孤的江澤民大加扶持。
從江澤民推薦人的背景不難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並無關係，而又是沾了死人的光。
上海是中共大老每年過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黨中央的陳雲和左右國務院的李先念，這都給了江澤民繼續巴結權貴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機。
陳雲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義會議後，紅軍北上逃跑，陳雲奉命到上海恢復地下黨的工作。中共建政後，陳雲曾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出任中共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所有與陳雲關係密切的幹部，幾乎都是計畫經濟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傾，因此都可稱為保守派。包括後來接任中組部部長的陳雲親家宋任窮、陳雲的學生姚依林，華東系統的幹部幾乎都是陳雲的嫡系，這其中還包括陳雲的副手，華東地區財經委員會主任，現任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其他如陳國棟、汪道涵以及華東局組織部長胡立教，也都曾在陳雲手下任職。而李先念更是跟鄧小平矛盾重重，對改革開放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
在鄧小平和陳雲、李先念等人的較量中，雖然說鄧小平是第二代領導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陳雲和李先念的制約，雙方從沒有一方佔有絕對的優勢，身為上海市長的江澤民骨子裡是個鐵桿的保守派，見到陳、李的時候畢恭畢敬，伺候加奉承，為計畫經濟唱讚歌，但鄧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面前，江澤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臉，還是要做一點改革的姿態的。
初嘗暴力鎮壓的甜頭
江澤民到上海時正趕上城市改革剛剛開始，百姓忽然發現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價格在一年之間上漲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價上漲，被中共稱之為物價闖關。這關不但沒闖過去，反倒引發了巨大的社會不滿和學潮，學生要求政府解決兩個問題：一、生活費用增加；二、官員腐敗的問題。
當時中央還是胡耀邦主政，江澤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現，他跑到大學去對一萬多名師生發表演講，承認消費品價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釋說市場經濟最終會把價格穩定到一個合理的範圍。學生們當時聽信了江的話。遠在北京的胡耀邦也開始積極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
1986年發生了幾件事：7月，當時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從美國普林斯頓進修後回國，發表了一系列演講，提倡民主理念。9月，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十四年後，這個黨在大選中獲勝，開中華民國政黨輪替之先河。不少學生從美國之音中聽到了這一消息，同文同種的臺灣可以成立反對黨，這也令當時受到些民主啟蒙的大學生們很興奮。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中，科大黨委不准許大學生和研究生與官方指定的候選人進行競選，直接引發學潮。12月初，中國科大等合肥高校上萬名學生先後兩次上街示威。消息傳至上海，令學潮規模擴大，上海同濟大學、交通大學學生紛紛上街響應，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並且提出廢除專制獨裁。其後席捲北京乃至全國。
上海的學生要求與江澤民對話，並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聞自由、放鬆控制等要求。江澤民帶著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在12月8日到達上海交大與學生對話。整個過程十分富有戲劇性。
江澤民走上講壇的時候是帶著講稿的，他帶上老花鏡，攤開一張紙，開始大談經濟五年計畫的成果，但是這顯然不是學生們感興趣的東西，台下三千多名學生噓聲一片。江澤民惱怒的抬起頭，擺出嚴厲的姿態盯著學生，看誰不把他放在眼裡。學生們照噓不誤。有學生喊道：「你那個東西，我們在報紙和電視上天天看，現在你應該先聽我們講！」還有學生開始喊抗議口號。
江澤民指著那個噓得最響的學生聲色俱厲的說：「你噓我是沒有用的，我告訴你大風大浪我見得多了！你叫什麼名字？你敢上臺來嗎？你敢上來講嗎？」
沒想到這位學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過了麥克風，開始侃侃而談他的民主觀點。另外十多個學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澤民面對面地站著，準備跟他理論，這個陣勢讓江的兩腿有些發軟。這些學生要求新聞自由，要求對遊行示威進行公開公正的報導，要求張貼大字報進行辯論。學生們的發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讓江澤民大驚失色的是，他們竟然質問到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你是如何當上市長的？」江一邊尷尬地賠著笑，一邊往後退，一直退到講臺邊上，並趁著大家沒有注意到他的時候，示意與他一起去交大的上海市宣傳部部長陳至立把每一個上臺的學生都用照相機照下來，以便秋後算帳。
學生一陣激動的演講之後，終於，輪到江澤民說話了，「剛才我一進到校園，就看到你們的大字報，」江盡力堆出一臉笑容說，「你們要求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為了紀念南北戰爭中陣亡的烈士發表的演講。現在我想請問你們，誰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這篇演說？」
激動的學生們不知道江澤民葫蘆裡賣的什麼藥，都不說話了。面對學生的沉默，慣於用作秀轉移視線的江澤民恢復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開始用英文大聲背誦頭一天晚上反覆記憶的美國憲法的開篇部分，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講。
不可否認，當年處於文革之後、改革開放的初期，學生們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澤民一直背到他不會背的地方才停下來，洋洋得意地問「聽懂了嗎？我告訴你們，中國和美國的國情不一樣……」正當江澤民滔滔不絕的闡述什麼民主要以黨的領導為前提時，一位學生高聲喊道「我們現在要有憲法規定的遊行示威的自由，要新聞公開報導！」江澤民收起了擠出來的笑容，色厲內荏地說：「誰阻斷交通、破壞生產，就是阻斷改革，誰就要負政治責任！」軟硬不吃的學生們雖然再沒機會拿到麥克風，但依然情緒激動的繼續和江澤民對峙。
下午的會見長達三個多小時，氣氛逐漸升溫。江謊稱有外事活動，離開了會場。因為心慌意亂，急於逃跑，江出門時一頭撞在半開的門上，雖然傷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顧不上包紮，用手捂著額頭急步出門，鑽進汽車溜了。江澤民的狼狽逃竄被學生們當作笑話傳了很長時間。
貴為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回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親自打電話給上海交大的黨委書記何友聲，讓他到陳至立那裡去取下午發言的學生相片，並叮囑他一定要找出來這些學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級。何友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連聲答應一定照辦。
隨後江澤民指示，上海交大因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關閉所有學生社團和學生刊物，除了舞會，不搞學生集體活動。江澤民那個時候就開始用聲色犬馬的方法轉移民眾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心，這一招兒還比較奏效。等到1989年學潮興起的時候，各地學生遊行串聯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學生照樣關起門來搞通宵舞會，自此以後直到89年北京學生5月13日絕食，上海大學生都出來遊行聲援時，上海交大的學生還日日開舞會，到了1989年5月19日戒嚴的前一天，交大學生才出來參與了大規模的遊行。
在江澤民和交大學生對話的第二天，學生們湧上街頭，在人民廣場集會後遊行到市政府，要求繼續與江澤民對話。整個會面幾乎是頭一天的重複。這次江澤民有了經驗，事先緊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廣場待命。在武力的保護下江澤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強硬、寸步不讓，和前一天判若兩人。對話失敗，警察強行疏散聚集起來的學生，將最活躍者用大公共汽車拉走，學生們一鬨而散。這兩天的經驗使江澤民嘗到了強權的重要和武裝鎮壓的甜頭。
報復心極強的江澤民決不肯放過任何一個不服從他的人，當然更不會忘記當眾挑戰他讓他下不來臺的學生。那些被陳至立拍下照片的學生不是同一年級的，畢業時間不同，當時中國實行大學生畢業分配制度，身為市長的江澤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蹤那些學生的畢業分配情況，直到他們一個不落的都被分配到最窮苦邊遠地區才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