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所宣傳的朝鮮戰爭歷史中有很多說法經不起歷史考驗。比如：
--美帝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中蘇官方文件已經證明是中朝蘇長期密謀共同策劃併發起了朝鮮戰爭。
--美帝要侵略中國。當時被中國媒體炒得很凶，但毛澤東的一些電文證明中共高層自己都不相信美國會侵略中國。
--美帝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已有1999年俄羅斯方面透露出的資料證實此為謊言。
--布萊德利關於「在錯誤時間錯誤地點同錯誤敵人打錯誤戰爭」的言論是對志願軍認輸。只要讀讀布萊德利當時在國會的發言原文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可笑的是朝鮮也用這段話去證明人民軍的神勇。
關於志願軍戰俘事件的宣傳，也充斥大量的不實之詞。完全可以和以上幾個謊言相提並論，構成中共關於朝鮮戰爭的N大謊言之一。
朝鮮戰爭中，聯合國軍俘獲中國人民志願軍兩萬一千餘人。其中有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四人以「毋寧死」的堅決態度拒絕返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歷經周折磨難最後去了臺灣。他們佔全體志願軍戰俘的三分之二。
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抗拒遣返的行動，尤其是他們在戰俘們中所佔的大比例，不但令中朝共產黨在全世界面前臉面盡失。對世界共產陣營來說也是一次嚴重的挫敗。中共當局對這些反共戰俘們的惱怒仇恨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中共的宣傳部門編造一些謊言去醜化反共戰俘們，就不足為奇了。關於朝鮮戰爭中志願軍戰俘的資料，中共當局、美國、和臺灣方面都有不少。中共當局在這個問題的說法和美國臺灣方面的資料差距有如天壤。我們只有把各方面數據對照起來看時，才能得到比較全面的印象。
一、志願軍戰俘的被俘過程。
中共方面出版的資料大多稱志願軍官兵是在「彈盡糧絕」、「失去聯繫」、或者「身負重傷」等等的情況下被俘的。幾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動投降的情況。
事實上，這種情況下被俘（Captured）的只佔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願軍戰俘是自願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還有相當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種長久企盼的逃亡活動。1951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運籌學研究室受美軍遠東司令部委託進行題為「北韓與中共士兵對韓戰態度」的研究。他們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間在釜山、巨濟島的中朝戰俘營中對1100餘志願軍戰俘進行訪談或問卷調查。其中關於被俘/投降的問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被俘」的有264份，佔26.7%。而認為自己屬於「投降」的有724份，佔73.3%。在更多的場合下，反共的戰俘們認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義」。臺灣的媒體一律稱他們為「反共義士」。當時聯合國軍心理戰主管，美軍上校肯尼斯漢森在他的書中也用反共義士（anti-communistheroes）稱呼他們。書的名字就是「鐵絲網後的義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願軍戰俘中絕不是罕見的。很多個案裡，當事人聲稱自己在入朝之時就「覺得是個機會」。然後就一直尋找逃跑的時機。聯軍飛機撒下的傳單裡有些叫「路條」，比如「李奇微路條」（RidgwayPass，印有李奇微簽名）或者「安全路條」（印有範弗里特簽名）。這些路條常被一些志願軍官兵撿拾珍藏起來，在見到聯軍部隊時便就舉著它們投降。
芝加哥大學社會組織研究中心出版的「戰鬥與被囚中的群體行為」一書中記錄一個李姓軍官的回憶說：「被派到朝鮮後我就決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們擊落一架美國飛機。我帶著3個戰士去搜索，我們找到飛行員後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聯合國軍的陣地」。20軍某部排長蘆明友借換防之機率領7名士兵故意掉隊躲藏起來，天亮後向聯合國軍投降。他們的投降過程被聯合國軍印成第8569號中文招降傳單，向前來接防的27軍勸降。
實際上逃亡過程非常危險，不但身後可能有追殺的子彈，腳下有可能觸發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對面聯合國軍的射殺。那個在俘虜營中領導著5千餘反共戰俘，被中共當局稱為「蔣幫大特務」的王順清（在「戰鬥與被囚中的群體行為」一書中似叫王順明，WANGTSUN-MING），是志願軍12軍31師91團士兵。他在投降時儘管舉著「李奇微路條」，仍然被一個高度緊張的GI一槍打在腿上，住了好幾天的醫院。在戰俘營裡，戰俘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就是自己怎樣僥倖逃脫的故事。有如大一學生談論如何對付高考試題一樣津津有味。能夠活著走進聯軍的戰俘營，被認為是一大幸事。下圖是第二萬名志願軍戰俘帶著喜慶的笑容來到戰俘營：謝天謝地，我總算成功了。
自願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願軍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於聯合國軍對志願軍戰俘相當信任。在多數情況下幾乎不用派人看管他們。因為即使在戰場極度混亂的情況下，也鮮有人想逃跑。聯合國軍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車的志願軍戰俘在沒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況下從前線一路後送到大邱的記錄。途中無一人逃跑。美軍的戰俘監管人員回憶說，在那段時間裏，共產黨戰俘們最頻繁提出的要求是：發給我們武器，讓我們打回老家去。
早有數據說這些反共志願軍戰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編的前國民黨軍官兵為主。這個說法基本是正確的。在「戰鬥與被囚中的群體行為」一書中有一份統計：在14,325名反共戰俘中，9,549人曾在國民黨軍政部門中工作過，恰好佔三分之二。但我們同時應當指出，反共戰俘裡的另外那三分之一屬於「根紅苗正」的人數量也不少，達4,776人。而在選擇歸國的那7,000餘志願軍戰俘中，屬於「根紅苗正」的戰俘大約是5,000人。這說明，即便是那些屬於「根紅苗正」志願軍官兵，最終選擇反共不歸路的也接近一半。
這當然讓黨感到難堪。為了掩飾這樣的尷尬，中共就把這一切歸咎於「美蔣特務」的作怪。在中共的宣傳中，巨濟島就像個地獄：「美蔣特務」們如同惡魔般地整天折磨虐殺志願軍戰俘。不給他們飯吃，不給衣穿，罰做苦工，強迫在他們身上刺字，毒打殘害想要回國的人，不少被活活打死，甚至還有打死人後挖取人心肝來吃等令人毛骨聳然的恐怖故事。
不可否認，巨濟島的戰俘營裡的確發生過多起暴力殺人事件。其中也確有反共戰俘殺害親共戰俘的案例。但是總體來說，朝中共產黨所組織的「保衛部」、「糾察隊」、「人民法庭」等等所幹下的屠殺佔了這些事件的多數。中共隻字不提自己組織所幹的大量屠殺罪行，而借這些事件把戰俘營描繪成「美蔣特務」的肆意作惡的天下，是完全歪曲了事實真相。
我將在以後的部分裡涉及戰俘營裡的情況。這部分裡主要談談為什麼志願軍中的前國軍官兵會那樣處心積慮地要逃亡。
顯然這個問題涉及到瞭解放軍的俘虜政策。解放軍的俘虜政策，從字面上看是好的。其優待俘虜的規定甚至比日內瓦戰俘公約的相關條款還早。從志願軍戰俘中前國軍官兵的敘述看，其中一些條款的執行也是不錯的。比如不打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給治病治傷等等基本都能做到。但「想回家的，發給路費」一條，則很少兌現。強迫國軍俘虜參軍或者隨軍當勞夫的做法非常普遍。
然而，真正引起前國軍官兵們深惡痛絕以至於想方設法逃亡的，是解放軍對俘虜的「思想改造政策」。這種改造政策完全摧毀前國軍官兵的尊嚴，令他們十分難以接受。他們多指出，固然在國軍裡上級打罵下級，軍官打罵士兵的現象相當普遍，也知道這是虐待。但這種虐待對於有著濃厚封建等級觀念的中國人尚可以接受。而周圍的社會也差不多：家長普遍打罵子女，私塾先生對小學生動戒尺，作坊師傅揍徒弟，莊稼把式抽嫩伢子等等。且它通常不涉及政治人格上的歧視，哥們情分，兄弟義氣等並不因為打罵而消失。年輕人尤其重視這些情分。封建禮德的影響令中國人實際上很重視尊嚴（或叫面子）。士可而殺不可辱。但共產黨部隊裡那種思想改造運動恰恰是一個漫長而無止境的受辱過程。首先要求國軍官兵有個「認罪」的「好態度」。共軍雖然不打罵你，但沒完沒了地開會要你承認你「有罪」，比打你抽你還難受。你在戰鬥中殺過共軍？你有罪是無疑的，要記下來；沒有殺過？你的部隊殺過吧？你在這個部隊裡沒錯吧？那你也有罪；你拆過老鄉的門板吧？那你對人民犯了罪；你上過妓院？這等於強姦過婦女；搶過老鄉的雞嗎？幾隻？在什麼地方搶的？所有這些都要一一要記錄下來，以後隨時可翻出來敲打你。有的還要放進檔案，跟隨你一輩子。你只要有了好「態度」，變得恭順了，就算你入夥了。那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計較了，一筆勾銷也不是不可能。你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修理別人。
這種思想改造，就是要壓迫當事人首先放棄自己的尊嚴，孫子一樣地「重新做人」。要你整個地改變世界觀。把原來那套為人處世的準則拋棄，換成一套虛假暗算的「革命情懷」。毫不臉紅的講假話，二十多歲的人佯裝沒有性慾：「工作很忙沒時間考慮個人問題」。你要學會政治構陷，打小報告，把尋常的糾紛拉到政治立場上來搞鬥爭。你要告別傳統的良心，信義，孝道等等「封建舊觀念」，因為這些感情「一不小心就會被反動派利用」。
當事人要是抗拒這種改造，就要被周圍人始終當成異類看待。沒人信任你幫助你，重活粗活都讓你干，食宿給方面你最糟糕待遇，一開會就把你當靶子。你想要反抗也不是沒有法子制你，組織措施多得很。大不了把你上升成典型，開大會鬥爭批判你的反革命罪行，然後當場宣判死刑立即執行。革命隊伍裡經常殺個把反革命特務什麼的是很正常的。
前面提到的王順明，原本是胡宗南屬下90軍61師181團的一個步兵連長。他在成都戰役中被解放軍俘獲。中共對他們進行了長達13個月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從開始的「理論學習」到逐漸升溫的提高認識，自我查罪，互相揭發，批判鬥爭等等連綿不斷，終於搞到人人自危，一個接一個灰溜溜地承認自己種種「罪行」。其間還當著他們的面公審槍決了兩個前國軍營團級軍官。公判大會整整開了四天，動員一切知情人前往揭發批判他們。到第四天宣布判決時，台上主持會議的黨委幹部們提議槍決，然後要求到會的人舉手錶態。所有黨委幹部掃視著台下，慢慢地，與會者們一個接一個地抬起了手，然後越舉越高。黨委領導宣布說：你們經過教育後思想後覺悟有了提高。今天是你們共同舉手要求處決這兩個壞蛋的。槍決隨即進行，每個黨員向這兩個人開一槍。打完後屍體就留在營地裡，隨便用一點點土蓋上。後來下起了雨，血水一直漫流到近旁王順明等人的宿舍。有些人無法忍受這樣的日子而自殺了。更多人的意志徹底崩潰了。王順明等則暗暗咬牙立誓，忍辱偷生臥薪嘗膽，無論如何要逃出去。1951年1月，他被編入12軍31師91團當迫擊炮兵。三月份入朝。他仍然被視為不可靠的對象，不給他槍，只背兩顆手榴彈和兩顆迫擊炮彈。後來手榴彈也被取走，讓他背四顆迫擊炮彈行軍。快速行軍過程中，出現了掉隊開小差現象，而部隊竟斃了兩個掉隊者，還專在他們屍體旁挂盞馬燈，貼上「掉隊的後果」的告示來警示其它士兵。王順明得了痢疾非常虛弱，但他咬緊牙關跟上部隊。他知道越往前走就越有希望。到了前線，他立刻開始觀察地形窺測方向，蒐集閱讀聯軍散發的傳單。1951年5月20日晚上，機會來了。他奉命和其它2人向前方陣地運炮彈和炒麵。他在途中逃脫，向著聯軍陣地的探照燈方向摸索前進了一段路後就潛伏下來，於次日清晨向聯軍投降。
應當承認，那一萬四千反共志願軍戰俘們的行動，並不是一個偶然或者突發的事件。也不是官兵在戰場上偷生變節的事件。這是一次長達數年的大規模的逃亡活動。這些活動並非始於戰俘營，而開始於志願軍入朝甚至更早一些。是一個較大群體不堪壓迫而千方百計掙脫暴政的行動。這種行動和中國人民向港澳偷渡，東歐國家人民向西歐逃亡，古巴人民投奔美國，以及目前北韓人民逃向南韓等等行動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
聯合國軍方面一開始並不重視反共戰俘們的要求。當時聯軍決策機構更關心落在對方手裡戰俘，希望能夠早日把他們換回來。而幾萬中朝反共戰俘們「魚死網破」誓死抗爭的精神震撼了世界，也喚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自由」這個在多數自由世界人民看來平淡無奇的東西是珍貴到值得千萬人為之灑血獻身的事業。聯合國方面的態度日漸明確堅定。直到表示出寧可繼續打下去也不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讓步的態度。為保衛約5萬反共戰俘的基本權利，聯合國軍隊戰鬥數年，付出十幾萬傷亡的代價。終於迫使中朝共產當局承認了反共戰俘們爭取自由的權利。對於這場「十幾萬傷亡的代價換取5萬戰俘權利」的作戰，有些軍事評論家認為「非常不合算」。但我們很少見到當年參戰的聯合國官兵們有過嚴重的後悔。自由、人權、尊嚴等等在共產國家裡最不值錢的東西，始終是非奴性社會成員們準備認真捍衛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