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59年10月趙玉書親自掌握幹部大會搞糧食，並開展了鬥爭。在逼糧鬥爭中，有些社隊進行了體罰。如板橋公社小王莊共42戶，戶戶被搜，吊打群眾14人，挖地搜糧14戶。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居住的茅草屋
老幹部趙玉書的復出與洗白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中共建政初期那批老幹部，已經陸續凋零，在回顧從政生涯時，卻鮮見他們有自我檢討與反省；更多時候，他們是在琢磨著如何為自己樹碑立傳，贏得身後名聲。原安徽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大概可以算作一例。
鳳陽縣委組織部主辦的「鳳陽先鋒網」，幾年前刊發一篇名為《豐碑永駐———記原中共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的文章，內稱：「中都大地，淮河之濱，到處傳頌著老書記趙玉書的動人事跡。儘管他卸任鳳陽縣委書記已有40個年頭……人們飲水思源，唸唸不忘趙書記關注民生，關愛百姓一幕幕共產黨人的公樸風範。」該文在網上引發很多討論。
要知道，在趙玉書主政鳳陽的大躍進期間，該縣人口非正常死亡達6萬餘人，約合全縣總人口六分之一。1960年底，趙玉書因執行過左政策路線而被降職，安徽省派農業廳廳長陳振亞來鳳陽主持工作。陳振亞次年初在《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稱，除死亡人口外，該縣還有「浮腫病發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最嚴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發病的就有26018人，佔49.8%。門檯子電灌站有一個60名婦女的民工隊，閉經的就有58人。此外，全縣還有營養不良、身體瘦弱的17482人，他們目前大部已失去勞動能力。」
1961年1月，陳振亞主持召開鳳陽縣委五級幹部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簡報中記載了很多村民的控訴。茲舉二例。被毛澤東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揭發說：「今年(農曆，指1960年)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37戶人家，大人大部分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一個少老子無娘的孤兒。小孩子看到我說：‘ 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你了，剩下我一個人看看你’，多痛心，多淒慘哪！」武店公社光明大隊代表說：光明大隊原有1638人，現在還有806人，死絕83戶，還有20個孤兒。
會議一直在緊張嚴肅的訴苦中，到晚上7點才散。簡報中稱，「會上講話的90%以上是家裡死了人的，他們在吐(冤)氣時，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淚。會場上看到他們哭，特別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絕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動得心痛流淚多次……眼淚都沒有幹過，尤其是婦女，哭得更厲害……」
作為鳳陽縣委一把手，趙玉書對此有無責任？《豐碑永駐》一文稱，「大躍進‘浮誇風’的‘噩運’再次降臨到鳳陽人民的頭上……農民生產再陷困境。趙玉書心中充滿了疑惑和不解。‘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共產黨人應該講真話，做實事，弄虛作假不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作為。’每次匯報工作，趙玉書總是如實匯報，不含‘水分’，可是卻常常受到各種指責和批評……在浮誇風盛行的年代，講假話便順理成章成了一些人撈取政治資本的途徑。趙玉書卻不隨波逐流。」
事實真相是否如此？我們看鳳陽縣委1961年《關於趙玉書同志錯誤事實報告(草稿)》對他的評價：「好大喜功，謊報成績，騙取聲譽，給全縣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1959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10968萬斤，虛報40500萬斤。結果徵購任務無法完成，很多社隊出賣了口糧、種籽，有的社隊停夥斷炊，而趙玉書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計挖掘糧食潛力。1959年糧食登場後，趙親自到府城公社紅旗大隊算糧食產量，由於災害歉收，水稻平均每畝僅產34斤，趙認為太低，有問題，結果提高到平均畝產80斤，後又親自到大通橋算糧食賬，一算再算，結果多算出空頭糧13萬斤。1960年趙親自到黃灣搞糧食，當時該社的種子、口糧已經賣盡了。趙偏聽公社黨委副書記阮夕田的謊報，就叫出售胡羅(蘿)卜70萬斤抵徵購任務。趙還指示：‘反右傾’、‘反瞞產私分’、‘反資本主義’、‘興無滅資’等。1959年10月份，趙親自掌握縣裡召開的生產組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搞糧食，並開展了鬥爭。在逼糧鬥爭中，有些社隊進行了體罰，大會結束後，各地又分別召開了鬥爭會，其鬥爭情況(比縣裡的大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撤職的，有捆綁吊打的，甚至逮捕法辦的。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一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如板橋公社小王莊共42戶，戶戶被搜，吊打群眾14人，挖地搜糧14戶。小溪河公社的」查糧突擊隊「深夜帶槍搜查小溪河火車站，將職工家屬的糧食、雞蛋、洋蔥等都拿走了。車站認為這是一種搶劫行為，並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個搜查證。「後來縣司法部長徐萬里向趙反映了這個情況，趙說：」我查糧是查資本主義，要搜查證我補給他一張。「從1959年午季就開始搞糧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
據官方檔案，趙玉書還曾在一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很多農民在無法果腹的情況下棄嬰，而趙玉書卻在公社黨委電話會議上明令禁止撿拾棄嬰。餓殍遍地，趙家則是另一番景象———「一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鳳陽縣武店公社考城醫院院長王善良，因為說了一句「浮腫病人多，缺少糧食」，就被趙玉書認為是「造謠生事」而批准逮捕。另有一個叫蔣家惠的幹部，匯報了糧食歉收和農民生活困苦情況，則被趙玉書定性為「攻擊縣委」，交機關大會鬥爭7次，書面檢查9次，並停職勞動4個月。趙玉書主導和參與製造的冤案還有很多。包括鳳陽縣縣長趙從華，也因對「共產風」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筆者曾在安徽採訪大飢荒歷史，趙玉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樣的官員，在當時並不鮮見。耐人尋味的是，1961年初，在安徽省團委工作的馬維民正式接替了趙玉書的職位，據他說，趙玉書停職後不久，就調到長豐縣國營水家湖農場做廠長、書記。待到1964年9月，馬維民接到省委組織部楊部長電話，調回團省委時，趙玉書再度復出。「趙玉書接替我，出任鳳陽縣委書記。你說怪不？」馬維民也感覺困惑。
趙玉書回鍋鳳陽縣委書記，貌似是誇張了些。但其他類似官員，在降職後不久又陞官晉爵的，並不在少數。這種官員復出模式，證明了左傾「父母官」的風險成本的確很低。最苦的是那些農民。
但歷史，永遠是掌握話語權的人所書寫的。《豐碑永駐》中說，「趙玉書身體力行，處處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履行著共產黨員的錚錚誓言。他牢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他把自己的事業同農民的利益緊緊捆在了一起。」在這裡，趙玉書完成了對自己的洗白，變身一個焦裕祿式的好幹部。這就是我們要經常面對的歷史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