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君主偶有「微服私訪」之舉，如秦始皇曾「微行咸陽」，不過「康熙微服私訪記」之類的故事則完全是戲說的，並沒有任何史料依據。倒是據《康熙朝實錄》，康熙本人並不讚同微服私訪，他說：「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開創帝王恐人作弊、昌言於外耳。此等事朕斷不行，舉國臣民以及僕隸，未有不識朕者，非徒無益，亦且有妨大體。況欲知天下事，亦不繫於此也。」宋太祖「易服微行」，則確有其事。司馬光《涑水記聞》稱，「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但臣僚並不贊成皇帝微服私訪，明末的王夫之更是在其著述《宋論》上對宋太祖微行一事作了措詞強烈的批評。
古人為什麼不支持君主微服出訪？這裡首先涉及到「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再往深，又隱藏著一個君主當如何治理天下的問題。
先來說微服私訪的成本，宋代的臣僚主要是從風險的角度考慮的，「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即擔心出現不堪設想的意外，這並不是臣下多慮，朱弁的《曲洧舊聞》就記有宋太祖遇刺一事：「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傘，禁衛驚駭。」不過宋太祖似乎並不十分顧慮自身安危，「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
王夫之不相信宋太祖毫無防備，認為他「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即早已佈置好週全、秘密的保安工程。不管王夫之的猜測有沒有道理，皇帝微服私訪的成本肯定是極高的——如果不加防備，則難保沒有「不虞之變」；如果嚴加防護，則勢必勞師動眾。
那君主微服私訪，又所為何事？用康熙的話來說，是為「恐人作弊，昌言於外」；用王夫之的話來說，是「以伺官箴之污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換成今日的話來說，有為的君主希望以微服私訪的方式，繞過顢頇的官僚集團，親入民間，收集到更真實的信息。但微服私訪能達至這個預期嗎？王夫之認為，不能。因為君主以為自己出訪嚴格保密，但實際上，君主往往剛離禁闈，消息便泄露出去，下面的人知道皇上要來私訪了，又裝出一副不知情的樣子，「飾慧為樸，行諂以戇」，演戲給皇帝看，結果就是皇帝受到了矇蔽而不自知。而且，君主微行訪查所得到的信息，通常也是碎片化的，即使「偶得之小民者」，一時之間也難以核實。如果君主「自矜其察微之睿」，根據這些不盡可靠的信息「以定黜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群臣莫敢爭焉」，則難免有獨斷之弊。
這一番「成本—收益」計算下來，微服私訪看來並不是體察民情、治理政事的好辦法，難怪康熙說，「此等事朕斷不行」，因為「舉國臣民以及僕隸，未有不識朕者，非徒無益，亦且有妨大體」，況且，「欲知天下事，亦不繫於此也」。康熙另有「知天下事」的辦法。什麼辦法？設立「密奏制」。他對宋明君主微行之事的批評，便是在「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皆可密奏」的時候說的。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清代密奏制的背後，埋伏著一個君主專制的權力結構，所謂「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康熙自述）。因為君主乾綱獨斷，臣下的密奏才是必要的。這樣的治理方式顯然不符合儒家傳統的「共治」之道，思想開明的王夫之更不可能支持密奏制了。
王夫之說，「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即實現優良的治理，需要先明白治理之道。王夫之理想中的治理之道，不是表現為君主以一人之力之智「與天下斗捷」，而是建立一種接近於「虛君共治」的權力框架：君主在這個權力構架中「端拱於上」，統而不治，具體的治理權劃分為四塊：塚宰負責選舉，憲臣負責監察，廷尉執掌司法，宰相則主執政大權。四者各司其職，各行其權。這樣，「以求俊乂（才德出眾的人才），塚宰公而側陋（出身卑微的賢才）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意思是說，在這一分權構架下，塚宰秉公，則即便是出身卑微的賢才也會被發現；憲臣廉正，則貪墨的官吏會受到抑制；廷尉審慎，則司法得以保持公正；宰相忠誠執政，則國家得以安寧。這樣，君主只需居中監督、督促這四條權力分支的工作，則「垂旒纊而坐」便可治理天下，用不著密奏制，也用不著微服私訪。
當然這個「虛君共治」式的權力構架的運行，也需要有一個通暢的信息系統提供支撐，王夫之說「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便是這個意思。那各地的信息該如何反饋到朝廷的權力中樞？王夫之設想通過合理的科層制度來完成下情上達：「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在信息技術落後、民意表達機制也不發達的明末清初，王夫之寄希望於科層制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要求他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就能設想出網際網路和代議制。
但科層制又具有內在的信息過濾本能，信息在科層制的傳遞過程中難免會被變形、遺漏、注水。也正因為此，舊時有作為的君主才想以微服私訪相補救。現代政制則通過設立代議制來救科層制之弊。十七世紀的王夫之雖然還想像不出代議制，但與他同時代的黃宗羲已經有了這樣的闡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而且，「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在黃宗羲的設想中，這樣的「學校」顯然不僅是教育機構，而是作為傳達民意、發表天下公議、並具有立法權威地位的機構，可以說已具備近代議會的雛形。將黃宗羲所說的「學校」補充進前面王夫之勾勒出來的分權構架，便是一個憲政性的政體了，跟孫文所設計的「五權分立」政制居然條條合轍，不知孫文當初是不是從王夫之的設想獲得靈感。
至此，我們才可以完整發現蘊藏於王夫之《論宋太祖微服私訪》中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