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國資委成立保增長工作小組，要求央企的「增加值增長要達到8%以上，利潤增長達到10%以上」，國資委領導要求央企管理層要把保增長當作一項「政治責任」來完成。
這種一刀切的「保增長」和計畫經濟時代的「大躍進」並無兩樣。它從另一個角度再次確認了央企本質上不是真正的企業，至少不是按照市場化規則去經營管理的企業。因為作為企業，殫精竭慮追求利潤增長是經營管理者的天然本分，也是企業家最基本的職業精神，把保增長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暗含國企實質上是准政府機構，國企的高級管理人員是准官員，只有官員才會把自己份內的工作當作「政治責任」。
在這個關鍵而且艱難的轉型期，中國經濟發展目前無法迴避三個矛盾：
保增長和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經濟增長的趨勢，短期看需求，例如投資、淨出口、消費等，長期看供給，勞動力、資金及其他要素供給，還有全要素生產率。長期以來，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始終是以投資為主而消費偏弱，這種需求結構導致以資本投入為主的重工業畸形發展，而靠消費需求支撐的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一旦把「保增長」放在經濟政策的首要位置，短期增加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投資，尤其是政府和國企的投資，但這種刺激「需求」的後遺症是破壞長期的供給環境，加劇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失衡，降低生產要素及其他資源的配置效率。
保增長和控制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2013年3月底，廣義貨幣M2達103.61萬億，同比增長15.7%；遠遠高於一季度工業增加值8.7%的增長率，更高於GDP的增長速度。通過提高企業槓桿率，大量增加資本投入來「保增長」，最終難免造成信用過度擴張，投資泡沫不斷膨脹，金融風險進一步積聚。3月末，本外幣貸款餘額70.49萬億元，同比增長16.0%。其中房地產貸款增速16.34%，高於M2和信貸平均增速。在消費需求疲弱的經濟環境下，信貸規模的高速擴張和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保增長和政府職能轉型之間的矛盾。新一代政府的職能轉型從根本上說，是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淡化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角色，同時淡化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行政干預。而眼下的「保增長」似乎讓政府再次舉起投資的打旗，揮動行政的指揮棒，用一刀切的政治命令指揮國企製造「需求」。
如何處理這三個矛盾，實際上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如何平衡的問題，是增長幅度和可持續性如何平衡的問題，是忍受飢餓還是殺雞取卵的問題。
這些年來，一提「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馬上習慣性地想到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擴張國企的信用槓桿，其實，就政策特性而言，財政政策如竹竿，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可控性，它發揮「穩增長」的作用，渠道不僅僅是投資，改革預算制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讓更多的財政資源通過醫療、教育、養老及低收入保障救濟等渠道流向民生領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消費水平和個人消費傾向，也可以促進增長。當然，用這種方式促增長，類似於服中藥，效應不如投資這類興奮劑來得迅猛。
總而言之，當「保增長」成為當下最強勢的政治和經濟語境，如何平衡其和「加劇產能過剩、強化結構失衡，增大金融風險之間的關係，是我們熱切關注的焦點，也是外資對中國經濟中長期趨勢的不確定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