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齊國宰相晏嬰曾被楚王刁難，說出「橘逾淮為枳」的名言，意思是說，人換了環境是會變的，如果這個人在齊國是好人，到了楚國卻成了壞蛋，那多半是楚國的社會環境不佳。
其實話要從多方面去理解。水土變了，農作物的特性也要相應改變，否則就不能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當年普魯士人郭士立從武夷山偷走中國的茶種，移植到印度大吉嶺，結果原本在中國葉片小小的茶葉，到了外國卻長出碩大的葉片來，最終印度紅茶與武夷山烏龍一同躋身世界名茶行列，算得「雙贏」。作物如此，人何嘗不如此?移民到了外國，就該入鄉隨俗，去適應當地的制度、環境、生活方式，惟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在新國家的安居樂業。
加拿大是個移民國家，中國移民數量眾多。在早先技術移民佔大頭的年代，懷著各種想法來到這片陌生土地的中國人，還真有點「讓自己變成加拿大橘子」的勁頭：認真學語言，踏實找工作，想盡辦法和其他族裔的鄰居、同事溝通，積極瞭解當地的法律法規，參與投票選舉、慈善募捐、社區義工這些當地社會極為重視的活動……久而久之，你認識了當地，當地也自然而然認識了你，橘子變成了適合加拿大的新橘子，對橘子、對「淮河」，顯然都是有好處的。
但隨著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變，技術移民基本「絕種」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潮湧入的、富裕的投資移民。
作為有錢的一族，他們無需大包小包帶各種便宜的生活資料，只需帶一筆錢，甚至一張卡;作為有錢的一族，他們無需從小時工做起，拚死拚活，在業餘時間進修，只為重新做回熟悉的行當，而只需花從國內帶出的錢;作為有錢的一族，他們無需經歷從租房到買小房，從買小房到買大房的喜怒哀樂，而是一步到位住進豪宅;作為有錢的一族，他們也缺乏認真研究當地輿情、融入當地社會的積極性，反正不融合日子也照樣這麼過。
不可否認，投資移民中的許多人，也是積極有為的，但其中的確有這麼一批「富人」，一面唱著「對不適合自己的環境應用腳投票」的高調，從「不適合自己」的中國「逃跑」，一面卻又在異國他鄉過著和「不適合自己」的中國一般無二的生活。在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等一些華人聚居城市，賭場、夜店等娛樂場所的常客，正是這些「富人」。他們不報稅、不上班，以躲避加拿大的高稅收。他們大肆搶購、囤積房產，導致這些城市房價畸高。
一面稱「中國不適合自己」，一面卻在新環境裡繼續老一套的生活方式和處世哲學，甚至有意無意地試圖把新環境改造成老環境，這豈不是有些滑稽麼?
說到底，那些不願變成「新橘子」的部分「富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恰是那被他們稱為「不適合自己」的環境的受益者，是國內某些不規範、不完善體制的受益者。時過境遷，國內的法治化進程加速，追究這些人「原罪」的唿聲漸高，於是他們「不適應」了，「用腳投票」了。這原本無可厚非。去一個新的環境，適應一份新的生活，本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倘若變更的只是地點而非心態，改變的只是生活場所而非生活態度，在新的天地裡，依舊走著老路，那麼，這樣的「橘逾淮」，對橘子和淮河，恐怕都不是什麼福音。在加拿大，已有不少人抱怨新移民政策的誤區，而部分「新橘子」也埋怨新環境「不友好」，就是苗頭。
其實到加拿大的許多中國投資移民都轉型成功、事業有成，奧妙就在於把自己改變成適應新土壤、新遊戲規則的「新橘子」。和中國大陸相比，加拿大地廣人稀，勞動力成本高企，國內市場相對狹小，「發大財」機會也許並不多。但健全的法律、規範的制度、週到的福利政策，卻足以讓遵紀守法者獲得更多實惠，讓投機取巧者付出更多代價。對於某些葉公好龍型的「富人」而言，加拿大也許並不是他們的福地，高稅收和嚴密的查賬系統，足以讓某些不思進取、故步自封的「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長安居，大不易，但白居易就住得滋潤，因為他適應了長安城的生存法則。同樣，「逃跑」到異國他鄉的富人們是變成甘甜的橘子，抑或酸澀的枳，關鍵在於他們願否、能否適應新環境、新「淮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