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大飢荒(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60年，距今雖已50年，可一提起「1960年」這個詞，大多數50歲以上的中國人仍然馬上會與「飢餓」二字聯繫起來。筆者的家鄉，就有當時餓死的父老，長輩們提起那場時代大飢荒，至今心有餘悸。不過對今天這些年輕人，對「1960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說一無所知。更有一些不願意面對歷史真相、習慣用假話騙人的所謂「政治正確」的人，更是千方百計地隱瞞真相，或者用空洞的說辭進行辯解。
由於政府成功地將「1960年」時代大飢荒的真相掩蓋成「自然災害」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迫害」，而且中國社會被隔絕成城、鄉兩個世界，許多城裡人甚至不知道農村1960年大飢荒的慘烈狀況，但隨著改革開放中對信息流通的逐步好轉，現在，對於1960年前後因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引致大飢荒的事，已經不再是秘密。
許多中國農民及其家人在那場大災難中被活活餓死，官方對此的說法叫「非正常死亡」近年來，官方雖然逐漸開放有關那段時期「非正常死亡」的資料，但關於那三年大飢荒的死亡總數仍然沒有公開。在2005年9月中國民政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官員們仍然說3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他們「不掌握」。不過，當代嚴肅的學者、歷史學家都已肯定，這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至於死亡人數，多數學者估計在2千多萬到4千萬之間，有的則以籠統的「幾千萬人」代之。譬如前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周惠的說法就是：「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引來3年困難，餓死幾千萬人。」
從道義上說，這類（關於餓死人數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無論是餓死3千萬人還是4千多萬人，中國都成功地掩蓋了這場歷史上最慘重的大飢荒，並且長達20年。僅就數字來看，歷史上的任何其它事件都無法望其項背。大躍進以前，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飢荒發生在1876到1879年間，死亡人數在9百萬到1千3百萬。這場大飢荒之慘烈，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
譬如四川灌縣，拜都江堰所賜，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從未被飢饉光顧。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參觀，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但就在這從不曾被飢饉光顧的好地方，4萬多人餓死，超過該縣人口的百分之十（見《灌縣誌》1991年版第130頁）。又如貴州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1935年1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10年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今新編官修《遵義縣誌》載：該縣僅在196年內就死亡7萬1千8百多人，約佔人口的九分之一；「鑒於農村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市委成立處理‘遵義事件’（即遵義餓死人事件）調查小組。（見《遵義縣誌》1992年版第191、39頁）」。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中共中央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當年4月間，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年底，國務院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
其實，當時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並非不知情。據毛澤東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9年10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1960年2月，國務院內政部和中共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先後派人去信陽調查。據當時的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信陽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回憶，他原估計信陽地區餓死人數在2、30萬之間，但是中央調查組的「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見《百年潮》1998年第6期第43頁）」。1960年11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到河南處理信陽事件。回北京後，李先念說，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老家在湖南寧鄉縣炭子沖。1961年5月初，劉回老家搞調查時，一個幹部告訴他，（村）食堂剛辦時有120人，現在不到80人；劉問「怎麼死的？」，答「無飯吃，吃樹皮，吃稻草澱粉。」劉少奇的姐姐劉少白家在趙家沖，劉少奇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姐姐的兒子已經餓死。劉問「你們食堂死了幾個人？」，答「這兩個月死了11個」（見《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頁）。毛澤東的老家在湖南湘潭縣，其母親的老家在湘鄉縣。1961年春，毛的秘書胡喬木奉命去調查後發現，「湘鄉縣也有餓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為情況比較嚴重的寧鄉縣更甚。」；他給毛去信說，「湘鄉……其嚴重不下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還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見當代中國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第467頁）。
1962年，國務院民政部向中央報告說四川死了4百萬，而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的結果是死亡8百萬。四川的共青團中央委員廖伯康則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說：1千2百萬（見廖伯康《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四川人民出版社《當代四川要事實錄》）。1962年初中共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他在安徽大組會上曾這樣批評安徽黨組織封鎖消息的做法：「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據1979年時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後來透露：「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萬。」（見《百年潮》1989年第三期第2頁）
1960年代的大飢荒，連西藏邊陲也未能倖免。在大躍進及以後的大飢荒中，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藏族人口從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即當時藏族人口死亡率約在百分之十左右。雖然有人估計約百分之十五。
殊為可笑的是，從1958年開始，中國向蘇聯陸續出口了數百萬噸穀物，來回應赫魯曉夫對大躍進是否真能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懷疑。中國為證實自己的宣傳，向蘇聯、香港與其它國家出口糧食和紡織品；還增加了對不同的友好國家，例如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當時，中共黨內高層有人建議緊急進口糧食，但被毛澤東否決。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後來透露：「毛澤東拒絕批准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見1987年趙紫陽對美國作家Harrison E.Salisbury的談話）」直到1961年初，中國政府才在國際上承認糧食短缺。這時，國際社會已經準備提供援助，連臺灣政府都拿出了十萬噸糧食，準備救濟大陸。但是，外交部長陳毅告訴日本外賓，中國決不「乞求美國的援助」。當時的中國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絕了一切真摯援助，也拒絕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真摯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飢荒。」
當然，世界歷史上還有比中國1958－1961年大飢荒的死亡人口比重更高的記載。比如1845年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開始時，愛爾蘭有850萬人口，其中100萬人死於飢餓。但和愛爾蘭大飢荒與印度大飢荒不同的是，1960年代的大飢荒完全是人為的。當時中國處於和平年代，既沒有病蟲害影響收成，也沒有罕見的大旱大澇。
在1949年以來的許多謊言中，所謂1960年前後「3年自然災害」的說法應居其首。《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以及氣象專家編製的《1895∼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都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全國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中國中央氣象局編輯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國旱澇氣象資料顯示，這幾年氣候沒有異常。相比毛統治的其它多數年份，偏巧在大飢荒年代的自然災害更少。
「三年自然災害」一說，是執政黨為保住面子而編造出來的謊言。然而，中共高層內部其實並不這樣看。1962年1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也說，「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
其實，就連毛澤東也知道不存在什麼「三年自然災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他承認，「困難主要不是來自天災，而是來自‘共產風’和瞎指揮的人禍。」他說「人禍」是下面的中共幹部刮共產風、瞎指揮造成的；其他人誰也不敢指他就是禍首。直到毛澤東死後，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才說，「我一直反對‘自然災害’這個提法。‘自然’兩個字不是馬列主義求實精神，是對黨、對群眾的欺騙，主要是當時中央主要領導的錯誤。（1991年陳雲的一次談話）」。「主要領導」，當然是毛澤東！
對於大飢荒之成因，在於毛澤東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農民以取得工業化的資金。政府通過壟斷農產品的購銷，將購銷差價積累的資金，投入到重工業。在斯大林統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發生數百萬烏克蘭人餓死的大飢荒；和30年後中國發生的一切一樣，蘇聯政府的橫徵暴斂和強奪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飢荒之主因。毛時代大飢荒的起因和蘇聯歷史上的飢荒類似。中共領導層中應該有不少人聽說過蘇聯飢荒的情況，在赫魯曉夫和一些蘇聯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後，也應該有人提出勸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澤東無視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聲音，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春桃曾這樣說：「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早在1962年初，中共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對即將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見《打倒安徽黨內頭號走資派李葆華》，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第65頁）。」
可是，到了今天，當局某些人仍然還是不願意正視這段歷史真相。如果中國1960年代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飢荒，仍然不為不為人知的話，這本身又是一個悲劇。因為如果這場災難繼續被掩蓋，那麼這個國家將不可能從中吸取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