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畫刊小報上關於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傳畫（下同）
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傷亡慘烈 震驚中央
「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是指1967年5月6日發生在成都132廠的大規模武鬥事件，時稱「五·六大血案」或「132廠大慘案」。
成都「五·六」事件，是文革早期成都地區乃至四川全省發生的規模最大、一次性傷亡最多，場面最慘烈的武鬥悲劇。132廠位於成都市西郊黃田壩（文革時更名為「紅旗壩」），是一家涉及飛機生產的大型軍工企業（即現今研製「梟龍」戰機和第5代隱形戰機殲20而聞名於世的成都飛機工業公司）。1967年5月6日，該廠造反派和對立保守派群眾組織「產業軍」發生衝突，成都市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包括北京和外省赴川紅衛兵）緊急聲援，由此引發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與武鬥人員達數千人之多，現場聲援、助威、圍觀群眾達10萬人以上。場面壯觀，戰況極慘烈。造成當場死亡數十人，輕重傷者2000多人的「大血案」。其時，以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和省人民醫院為首的成都市各大小醫院100多輛救護車全部出動，川醫附院太平間內擺滿了死者遺體，所有病房（包括臨時病房和過道）擠滿急待救治的傷員。造反派、紅衛兵自發組織的「志願獻血隊」集聚醫院大門，排隊等候獻血。這種慘景，中共建政以來在成都從未有過。一時，全城悲聲，群情激憤。消息傳出，全國嘩然，高層震驚。
反應最激烈的，是已佔據主流地位的以「五大領袖」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紅衛兵。「五大領袖」中排名第一位的北大聶元梓，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當天晩上就第一個發表《關於四川局勢的聲明》，強烈聲討「產業軍」，表示堅決聲援四川造反派。有「地派」之稱的北地「東方紅」，更是連夜組織萬人集會示威，聲討成都「五，六」事件（有一赴川北地「東方紅」戰士李全華在當天事件中遇難）。其餘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首都有影響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也紛紛對成都「五，六」亊件表態，一邊倒地聲討「產業軍」及所謂後臺，聲援四川造反派。
一些激進的紅衛兵造反派，還連夜採取行動，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員的指認配合下，四處查抄打砸「產業軍」一派在京機構及人員駐地，搜捕其成員（當晚就抓獲數十人，其中據說有一名「軍長」級人物）。
不僅如此，群情激憤的首都紅衛兵，甚至要發起組織紅衛兵「敢死隊」，開赴四川與「產業軍」及其後臺「李井泉一小撮同夥」，決一死戰。此議後被周恩來制止。最後，周恩來代表中央，僅同意由北京醫學院派出30人組成的醫療隊乘飛機赴川，參加對「五·六」事件受傷人員的救治。
4月開始，在毛澤東發話並一直關注下，中共中央高層以周恩來為首，正在解決四川問題。其時，負責「支左」的四川軍方（成都軍區）領導，和一些造反派頭頭正在北京（有人是被中央指名從監獄放出直送機場的）。由此，慘案消息當晚即直達中央最高層（先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等，後報毛澤東）。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高層，迅即作出強烈反應。當天深夜，中央即電令成都軍區派野戰軍部隊進駐（此前該廠軍管會是空軍人員），全面接管132廠，逐樓搜捕產業軍「紅聯」武裝人員。其後在中央命令下，部隊又接管了市郊的火葬場（據說怕「產業軍」私下焚燒遇難者屍體，毀滅罪證）。再後來，還派出軍隊，加強對收治傷員的川醫附院和省醫院的保護（有小道消息稱，產業軍會來醫院搶傷員）。
第2天，5月7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緊急出臺，並電告成都。這份《決定》共有十條內容，世稱「紅十條」。其中主要內容，一是宣布以李井泉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領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予以公開點名。二是全面改組了成都軍區領導班子。
其最後一條即第十條，卻是破例專言前一天成都發生的「流血事件」：
十、關於五月六日成都發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將作為重要的專門案件處理。對於槍殺群眾的凶手，特別是事件的策劃者，要依法處理。一切群眾組織的槍支彈藥，都一律由成都軍區負責收回封存。對各群眾組織中受傷的人，都由成都軍區負責安排治療。對死者要進行撫恤。（摘自文件原文）
據稱，這份《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不僅經毛澤東親自圈閱批准，而且還親筆修改過其中某些字句，其權威性非同一般。不過，後來有消息傳出，這個至關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最初文本，竟是出自紅衛兵造反派筆下。是由川大的一名學生造反頭頭，和一名「首都三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筆桿子共同執筆起草。「五，六」事件當晚完成後，連夜送中央高層審稿定奪，第二天即向全國發出。除其中的人事任免外，主要內容及傾向，反映造反派立場觀點也就不奇怪了。中共中央文件，由學生紅衛兵來起草，大概只有毛澤東搞的「文革」中，才會有此奇亊。
雖然與瀰漫成都全市的過激輿論言詞比較起來，談及這次流血亊件，此《決定》語氣比較溫和。但實際上，已經給一天前發生的成都「五·六」事件定了性，也給事件參與一方的「產業軍」定了性--間接宣判了「產業軍」的「死刑」。
從此之後，號稱有數十萬之眾，並一直受到以成都軍區為代表的軍方公開支持的「產業軍」，作為一股政治勢力，就此從成都地區的文革舞台上逐漸消亡了。正如同幾個月之後武漢「百萬雄獅」的命運一樣。
背景之一：「產業軍」及其他
「產業軍」，全稱為「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是文革初期成都地區最大的群眾組織之一。
關於「產業軍」，有些文革著作中曾有記載。例如王年一先生所著文革簡史《大動亂的年代》中，關於「產為軍」，是這樣提及的：「‘產業軍’由工人和基層幹部組成，他們堅決反對‘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號。1967年4月15日，‘產業軍’揚言要‘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5月11日，‘產業軍’把已經亮相支持激進派的西南局書記曾希聖抓走。」
應當說，這段關於「產業軍」的簡述，既稍嫌簡約，又不甚準確，與當年「產業軍」的史實真相，相去甚遠。
「產業軍」成立於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紅衛兵運動強烈的衝擊和帶動下，全市各造反組織紛紛成立，且逐漸成為左右成都地區文革形勢的一股重要勢力。而一些不屑於或不被接受參加造反組織的群眾（主要是比較正統的黨團員和產業工人，且多數是運動初期帶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組織「赤衛隊」成員），不甘心於自己被排斥在「文革」運動主流之外，於是暗中串聯，醞釀成立有別於造反派的群眾組織。並得已依靠這個組織，與造反派抗衡。
幾經串聯，11月25日召開了第一次碰頭會。兩天後的11月27日晚上，在紅照壁禮堂正式召開籌備會，有成都地區17個單位40多代表參加，最後選出21人組成籌備組織。其名稱則是根據毛澤東那篇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產業工人」這個片語，定名為「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
第二天凌晨，按當時流行做法，分別向毛澤東和黨中央發出兩封「致敬電」。12月1日，「成都產業工人戰鬥軍」在紅照壁正式掛牌，並向全市散發成立《宣言》。
因有原先的正統及官辦基礎，「產業軍」成立後發展很快。各單位原有官辦的「工人赤衛隊」、「工人糾察隊」，被後起的造反派衝擊砸垮後，其成員紛紛加入到「產業軍」各下屬師、團中。到1966年底，成都「產業軍」就達幾十萬之眾。
進入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紅衛兵造反派反覆衝擊下，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其時，以成都軍區為代表的軍方，就成了穩定和控制局勢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毛澤東發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以後，軍方態度成了各派爭奪的關鍵和核心。
與造反組織相比，「產業軍」有「幾多」：黨團員多、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多、歷次運動中的積極份子多、部隊轉業復員軍人多。由於這種背景，成都軍區主要負責人選擇「支左」對象時，自然選擇了「產業軍」。而不肯支持成員複雜，反地方當局色彩濃厚的造反派。
從2月中旬開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文革」形勢發生重大逆轉。2月上旬，軍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並明確支持「產業軍」。軍方首先在軍內逮捕造反派，取締軍內造反組織。並以「衝擊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亊件」為由，逮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簡稱「兵團」）「街道分團」的頭頭和成員。在赴川首都紅衛兵支持下，以川大8.26戰鬥團和「兵團」為主的學生紅衛兵及造反派，在成都軍區大門靜坐示威，要求釋放被捕造反派，包圍堵塞大門，多日不退。
2月17日，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布了「2.17信件」（據稱，此信其實是成都軍區領導自已搞的，僅電話告知軍委某副主席，就以軍委名義發布）。2月18日，軍區破天荒出動軍用飛機和直升機，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萬份「2.17信件」傳單。以此為轉折點，軍方開展大規模全省「鎮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縣，相繼發生造反派被群體性逮捕拘留、造反組織被取締的事件。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鎮反」。
這次「鎮反」規模空前。從2月中下旬開始到3月底，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四川全省近10萬人被捕。「文革」後，有文獻對此有如下記載：
在軍區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廳於2月28日發布了《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的佈告》，在全省開展了「鎮反」活動。據當時的材料，二、三月間四川在「鎮反」中扣押了近10萬人，包括不少造反組織的大小頭目。（《當代四川簡史》第193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隨著成都主要造反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川大8·26戰鬥團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遭明令取締。「產業軍」一躍成為成都「文革」的主流派，而且在軍方和公安部門取締「兵團」和「8·26戰鬥團」等造反組織、逮捕拘留其成員時，「產業軍」起了相當作用。不僅逮捕人的名單多數是「產業軍」提供的，後來發展到「產業軍」自已扭送人到公安機關強行讓對方收審逮捕。甚至「產業軍」人員看誰不順眼，比如發了幾句牢騷的造反派家屬或同情者，或是罵了他一句「保皇狗」之類，僅十二三歲的少兒，也一樣五花大綁扭送公安局收監。由此，「產業軍」在市民中大失人心。這也是後來在「五.四」川棉亊件中，市民自發設卡阻擋路口不讓「產業軍」援兵通過，以及「五.六」亊件中一喊「打產業軍」，市民便一呼百應，紛紛跑往132廠聲援造反派的原由。
4月初，形勢發生了不利於「產業軍」的轉變。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預和壓力下，被捕的紅衛兵、造反派成員相繼被釋放。全省範圍內，造反組織重新崛起。而且，越來越多的消息從北京傳來，中央認為成都軍區領導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線性錯誤，正著手解決四川問題，軍方感到了極大壓力，逐漸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頭指向「二月鎮反」中曾經打壓過自己的「產業軍」，從4月上旬起，兩派對立越來越嚴重，小規模衝突不斷。
背景之二：川棉「五·四」事件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5月4日，在四川國棉一廠發生了大規模流血衝突，世稱「川棉大血案」，這可以看作是兩天後「五·六」事件的預演或序幕。
川棉一廠是成都市有數的國營大廠，有職工近萬人。由於產業工人多，該廠又是當初成立「產業軍」的發起單位之一，其在「產業軍」內部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產業軍」在該廠的組織是「川棉產業師」，系全市產業軍的中堅力量。
廠內與川棉「產業師」對立的造反組織是「紅旗戰鬥師」，人員及勢力上，較前者相對處於劣勢。由此，造反派重新崛起後，一批大學紅衛兵（川大「8·26」和屬於「紅衛兵成都部隊」的成都地質學院、成都大學、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成都工學院的紅衛兵）就應邀以「學習隊」、「聯絡站」名義進駐該廠，傾全力支援紅旗戰鬥師與「川棉產業師」作對。由此，兩派經常引發摩擦和小衝突。
其時，兩派在川棉的控制區分別為：產業軍以「產業大樓」為主體，控制周圍各幢大樓，「紅旗戰鬥師」則主要控制該廠「生活區」。
鑒於外來紅衛兵對自身構成的威脅和侵擾日益嚴重，4月30日，「川棉產業師」發布「勒令」，要進駐川棉的紅衛兵當即離廠，否則後果自負。就此引發事端，拉開了武鬥序幕。
5月1日清晨6時許，產業師出動人員抄了「紅旗戰鬥師」總部。同時被抄的還有紅衛兵成都部隊駐川棉學習隊及川大「8·26」聯絡站駐地，事端初起。下午，兩派談判未果，雙方各自調集人馬，暗作「決戰」準備。
5月3日下午，衝突再起，兩派互有人員受傷或被抓走，事態迅速擴大。成都軍區聞訊，速派出4卡車解放軍戰士前往制止武鬥，強令雙方撤離現場。晚間，「紅旗戰鬥師」及「兵團」人員退出戰鬥師師部大樓，雙方暫時休戰。零點以後，自知處於劣勢的「紅旗師」派人向頗有勢力的工人造反組織「紅衛東」等告急求援。
5月4日凌晨4時，制止武鬥的解放軍撤離該廠。4時50分，川棉「產業師」重新包圍生活區，並逐樓清剿「紅旗師」人員，衝突再次爆發。紅旗師據樓退守，頑強抵抗。一些大樓被攻佔，相繼有紅旗師戰士跳樓及被俘。
上午8時，以「69縱隊」和「82縱隊」為首的二千多「紅衛東」援兵，首先抵達川棉廠。即向產業軍發起反衝擊，救出被關押在「產業大樓」底樓的100多紅旗師人員，並聯合發起反攻。產業軍退守各樓，以石頭、鐵器、水泥塊還擊。聞訊進廠聲援的「貧下中農戰鬥軍」大批進城農民，紛紛持鋤頭、木棒、釘鈀為產業軍助陣。雙方反覆衝殺，互有攻守，戰況呈膠著狀。
下午，陸續趕來的造反派上萬之眾雲集川棉。而「產業軍」援兵，則被造反派和傾向造反派的市民阻於各路口、橋頭，抵達川棉廠參戰的是少數。「川棉產業軍」頓成孤軍，被分割包圍在生產區幾幢大樓內。
士氣大振的造反派，用宣傳車向守樓者喊話勸降，被拒絕。於是，各路造反派紅衛兵在衝鋒號激勵下，吶喊著開始衝鋒，分別向據守大樓的產業軍發起總攻。
經過幾個小時的逐樓攻堅，到天黑時分，人數佔優勢的造反派以輕重傷員不斷增加，並開始有陣亡者出現的巨大代價，將產業軍據守的各幢大樓逐一攻佔。最後，僅剩「產業大樓」三、四層，及公路邊一座防衛較堅固的大樓仍被頑強抵抗的產業軍拚死據守著。
5月5日天明，以「紅衛兵」為主的造反派，向「產業大樓」的三、四層守樓孤軍再次發起總攻。攻樓者架起木梯作「雲梯」，向三四樓強攻。「產業軍」在樓頂上將幾十斤重的水泥大瓦砸向攻樓者，終於將木梯砸斷，攻樓再度受阻。
9時多，造反派弄來大型吊車，再次強攻三、四樓。經多次衝殺，終於將產業大樓全部佔領，困守大樓的產業軍全部被俘。蜂湧而上的各路造反派，紛紛將各自的旗幟插上樓頂，以示勝利。現場助戰觀戰的造反派及圍觀者齊聲歡呼，奔走相慶。
持續近2天的川棉「五·四」武鬥，「川棉產業師」共有8幢大樓被攻佔，以造反派大獲全勝而告終，它預示著成都區地武鬥大規模升級。儘管這次武鬥沒有動用槍炮，但據事後造反派公布的材料，仍造成數人身亡，近千人受傷的惡果。而它更嚴重的後果是，直接引發了兩天後的「五·六流血慘案」。
此外，「五·六」事件之前半個月，4月21日，也是在132廠，曾經發生過兩派嚴重衝突的「四·二一」事件。該廠造反派及進駐的外來紅衛兵，在事件中吃了虧。
「四·二一」事件過後，瀰漫在132廠上空的火藥味更濃，紅衛兵和11.19派認為此事件中吃了虧，聲稱「革命小將的鮮血不會白流！」。「紅聯」則時刻擔心和警惕著造反派的報復行動。廠內外又盛傳著諸如「11.19派要血洗紅旗壩」、「兵團和8.26從城外運大量木材，準備火燒全城」等等。各種傳聞不斷，小道消息滿天飛。兩派都防備對方有新動作，彼此防範森嚴，而這時發生的「五·四」川棉事件，就成了引發兩天後「五·六」案件的直接導火線。
造反派圍攻132廠
「川棉事件」發生的當天，5月4日清晨5時，132廠「紅聯」曾組織1000多人赴川棉聲援「川棉產業師」。
中午，11.19派遊行示威，抗議「紅聯」組織人離廠的聲援行動，聲稱是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產業軍所屬的「捍衛師」，將遊行隊伍強行衝散。11.19派為了聲援「川棉事件」中的造反派，用重兵控制廠門，不讓「紅聯」調人前往川棉支援。由此，兩派又有衝突，各有人員受傷。
5日中午，產派人員包圍202幢單身宿舍，衝擊駐廠紅衛兵和造反派。以首都紅代會為首的「駐廠五湖四海造反兵團」再次遊行示威。下午4時，造反派及駐廠紅衛兵在廠內「造反有理廣場」集會示威時，產業軍人員將廣場三麵包圍。造反派退至另一個廣場繼續開會，又遭「紅聯」衝擊。廠內局勢呈白熱化。
當時，該廠造反派知道「紅聯」早有準備，怕吃虧，不敢回宿舍睡覺。兩千多11.19派人員被迫撤離，坐於廠外鐵道上過夜，部分人冒雨到幾公里之外的成都中醫學院「避難」。
5月6日當天的這場大慘案，實際是由一個小事件引發。上午9時半，川醫九·一五戰鬥團8名學生紅衛兵（7女1男），帶一輛救護車進入132廠，聲稱來接運被打傷的造反派傷員。被「紅聯」人員拒絕入廠，事端再起。雙方各不相讓，導致救護車被困，8名「九·一五」人員均當場被打。後全部被俘，被「產業軍」紅聯人員，送到該廠生產區39樓關押。
消息傳出，全市各造反派組織反應強烈。加之頭天晚上2000多造反派被迫離廠露宿通宵，更引起成都各造反派的怒火與激憤。造反派本身，從兩天前的「川棉事件」的大獲全勝中也嘗到甜頭。此刻，就決心趁勢打掉132廠產業軍這塊堅固堡壘。頓時，造反派各路人馬紛紛殺向132廠。
10時多，132廠各道大門，已被先後趕到的造反派紅衛兵團團包圍，更多的增援者，還在陸續趕來。
「紅聯」在廠區高處設立的「嘹望哨」，發現大批造反派隊伍前來，立即通知人員緊急集合，併進入備戰狀態。對此早有準備的產業軍，退至廠區圍牆以內，將各入廠要道堵死。同時，廠區內「紅聯」的廣播臺，也立即發布緊急動員。並將「產業軍」骨幹力量，以及部分家屬，安排到29號、38號、39號三棟防守準備比較充分的大樓據守。大門及廠區各要道均重兵把守，試圖抵擋進攻。
造反派攻至圍牆邊，即被迎面劈頭蓋臉打過來的石頭木棒擊退，多人受傷。傷者的增多，及「產業軍」的頑強態勢，讓造反派紅衛兵更加激怒。加之，造反派和紅衛兵聲援的後續者，正源源不斷湧來。人多勢大，遂決定行強攻之勢。
幾番衝擊下來，「產業軍」招架不住，退至廠區內，緊閉大門據守。於是，攻防就在廠區三道正門外的開闊地上激烈展開。產業軍以38、39號樓為據點，集於樓頂之上，居高臨下，以石塊、磚頭砸向進攻者。
進攻方衝在最前頭的，主要是一批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紅衛兵。傷者陸續被抬上趕來現場最展開救護的救護車送走。後來造反派弄來木板、桌子作「盾牌」，抵擋飛石，往廠門口步步推進。由此打來的石頭更大，傷者更多，木板、桌面被大石頭擊中的巨大聲響讓人聽得驚心動魄。但進攻者人多，前仆後繼，且續者不斷，逐漸逼至大門。
一號中門處，有手擎「首都紅代會北郵東方紅」、「成都大學8.31縱隊」、「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等數面戰旗的紅衛兵旗手和敢死隊員，奮不顧身舞旗而行，引領衝鋒。在此引導下，造反派進攻者終於成功爬上正中大門兩邊門衛室小屋頂。
佔領兩邊小房頂的紅衛兵，返身用石頭向「產業軍」回擊。「產業軍」不甘小房失守，幾次組織反衝鋒，試圖衝擊奪回門衛室，均被造反派壓制回去。
中午以前，戰局呈僵持狀態。此時的132廠，已被從四面八方趕來的造反派層層包圍。廠門外的寬闊大道和操場上，集聚著數萬造反派和圍觀市民群眾，不斷搖旗吶喊助威。
11時，一輛宣傳車從外面開來，車上喇叭高喊：「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為了避免傷亡，你們不要衝了，為了避免傷亡，你們不要衝了！」
聽到如此喊聲，造反派暫停進攻，並稍往後退。
趁此停戰之空隙，宣傳車開展政治攻勢，向廠內產派宣傳一天前中央文革關於解決成都「產業軍」和造反派武鬥問題的電話指示（此指示對造反派有利，對「產業軍」不利），以及該廠軍管會的《緊急通告》。如此反覆宣讀後，宣傳車又播放首都紅代會對產業軍的《最後通牒》。
此時，39號大樓各窗口據守的產業軍，與廠外造反派隔牆相望。在大軍壓境的現實面前，以及造反派宣傳車心理攻勢下，「紅聯」部分人員似乎呈動搖之態。
然而，12時半左右，39樓房頂上又有數名產業軍人員打破房瓦，當作武器，向牆外造反派打來。戰火重開。
造反派見狀，放棄勸降，重新組織力量，再衝擊。下午1時許，造反派終於衝進廠右側大門，並乘勢一舉攻下了38號樓附近29號大樓頂樓。在衝鋒號聲中，「兵團」、「硬骨頭戰鬥團」、「紅成」、「東方紅8.26」等造反派團旗、隊旗，在4樓平頂上迎風飄揚，參加圍攻及觀戰助威的造反派一片歡呼，士氣大振。
受此鼓舞，進攻的造反派當即發起全面衝鋒，132廠左大門、中大門亦相繼失守。造反派潮水般湧入廠生產區。據守的產業軍支撐不住，大部分退至70車間及50車間。部分人員仍堅守38、39兩幢大樓。而大樓東、西兩側馬路上，少部分產業軍退逃無路，舉手投降。
至下午2時多，從整個戰況發展看，「產業軍」敗局已定。
致命決策 同意發槍
其時，從132廠「產業軍」內部來說，除了「紅聯」的負責人外，起核心和主導作用的是幾位廠領導和軍管會負責人。他們分別是廠長馬誠齋（中央管的副部級幹部）、副廠長晉川、趙玉生、政治部主任王德、廠軍管會副主任陳文瑛、廠武裝部部長馮瑞庭等。
4月以來，局勢日益嚴重，他們曾經力圖穩定廠內大局，而他們穩定的依靠對象自然是產業軍。在眼看造反派的挑戰和威脅越發逼近，對可能到來的武鬥衝突也曾暗中作過準備。
據事後調查，4月20日前後，陳文瑛和軍管會另一負責人陳學銘曾參與「紅聯」負責人制定「戰鬥計畫行動圖」和「火力佈置圖」。「四·二一」事件當晚，「紅聯」調來大批「貧下中農戰鬥軍」進廠支援，大門警衛阻擋。陳文瑛示意放行，並斥責警衛說：「出了問題我負責！」
「五·四」事件發生後，眼見造反派下一個目標就是132廠，5月5日，又有郊區數百上千「貧下中農戰鬥軍」欲進廠聲援。此時，馬誠齋不在廠內，「紅聯」負責人拿不穩，忙向陳文瑛請示，陳回答：「都到這時候了，你們還請示什麼？」可見，此時的陳文瑛已意識到危險日益逼近，卻沒有更多的辦法和選擇可言。其與「紅聯」頭頭的心態一樣，準備一旦造反派來攻，不惜守廠決一死戰。
無論「紅聯」頭頭也好，包括軍管會在內的廠領導也好，其實也沒有更好的出路可言。他們面臨不外兩個選擇：要麼徹底認輸，舉手投降，恢復造反派掌權的一統天下；要麼固守待援，或固守待變。還有一種選擇就是離廠出走，但是他們顯然不願背上「棄廠離崗」、「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罪名。同時，更主要的，還有大批家屬和孩子怎麼辦？因此，思考再三，還是選擇了「固守」這種在他們看來比較穩妥、保險、也較可行的辦法。
從4月中下旬開始人員「軍訓」也好，在大樓內大量儲備鐵條鐵棍，搶運石塊、磚頭、石灰以及糧食、食品等生活物資、急救藥品、甚至鐵鍋炊具等等舉措，都是從「固守」這一指導思想出發。寄希望於自身還算強大的力量，以及精心而充分的準備，抵抗住造反派遲早可能發動的進攻。不過，當時，並沒走到利用槍彈武裝，保衛自身這一步。儘管作為大型軍工企業，武庫裡就儲備有大量槍支彈藥。
5月6日上午10時，衝突初起，造反派紅衛兵已逐漸雲集，對廠區形成合圍之勢。幾道大門被封鎖，聞訊趕回的馬誠齋與王德，由「紅聯」人員扶持下，翻牆入廠，坐陣應變。至中午，形勢越發危急，面對數萬造反派層層包圍和不怕死、不要命的輪番衝擊，「紅聯」產業軍據守的幾幢大樓及生產區被全面攻佔，只是時間問題。
眼看兩天前川棉「五·四」事件產業軍全軍覆沒的悲劇，又將落到自己頭上，無奈之下，副廠長晉川主持召集核心層緊急磋商，尋求應對之策。也就是這次高層碰頭會上，幾個人作出了一個致命的決策，立即給漸處劣勢的「紅聯」人員發槍。
事件過後的5月7日凌晨，132廠武裝幹事度朝明，在廠武裝部武器庫內被奉命進廠全面軍管的野戰軍部隊擋獲拘押。其時，他身上還插著兩支上滿子彈的54式手槍。審訊中，關於5月6日中午的這次碰頭會，以及發槍經過，度朝明是這樣陳述的：
6日中午，副廠長趙玉生來武裝部通知武裝部長馮瑞庭開會。會議半小時。二時許馮匆匆回武裝部告訴他：「開了會，晉廠長已同意發槍。」並交代憑工作證和「紅聯」袖套拿取。隨後就由馮、度二人主持發槍。當場共發出機槍10挺、步槍149支、手槍幾十支。其中步槍每支配子彈5發，機槍、手槍子彈無數。事後，我們清點了領取槍支人員的工作證，共188個。度朝明還說，下午天剛黑，馮瑞庭匆匆趕回武裝部，親手交度手槍4支，並告之：「趕快撤離」。
另據當事者回憶，5月6日中午，正式發槍之前，軍管會副主任陳文瑛，在開緊急會研究對策時，曾對「紅聯」頭頭說：
「趕快運石頭，準備把家屬和小孩撤到安全地方去，到時候，我們用武器對付他們……」
可見，發槍的決定，是5月6日中午情況緊急下，幾位廠領導與「紅聯」負責人碰頭時臨時作出的。當然，事後證明，向產業軍發槍的這個決定是錯誤決策，它給產業軍和幾個當事者的命運帶來的後果相當致命。
打響第一槍
據現場目擊者和對事件當事人的廣泛調查，基本一致的結論是，第一槍是下午2：50分打響的。據稱，開第一槍是132廠的一位中層幹部。也有人說，是廠武裝部一位幹事，用手槍開的第一槍。
從「五·六」事件本身來說，這一槍是個信號，也是一個轉折。猶如「潘多拉魔盒」的蓋子，一旦被打開，事態的發展就不依其自身意志為轉移，後果的嚴重程度也超出了自身力量能夠控制的範圍。而從四川文革武鬥事件的角度來說，這一聲槍響，就是一個分水嶺，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從這一聲槍響開始，四川文革武鬥就由早期的冷兵器（棍棒、長矛、石塊、磚頭）武鬥，逐漸演變成中後期的熱兵器武鬥（步槍、手榴彈、衝鋒槍、機槍），直至雙方動用大炮、坦克、炮艇、登陸艇的「全面陸海戰爭」。
目擊者稱，第一次槍響，是從39號樓窗戶射下。槍聲令武鬥現場所有的進攻者都感到意外和震驚。不過，拚死向前衝鋒的造反派（尤其是年輕的、年齡不足20歲血氣方剛的紅衛兵），已被一種空前的狂熱所支配著，也被即將到手的勝利幻像所鼓舞著。同時，年輕的生命沒有真正經歷過真槍實彈的戰場那般血腥的洗禮，也顯然意識到不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殘酷。
所以，當聽到刺耳的槍聲響起，進攻隊伍中有人高喊：「產匪開槍了！產匪開槍了！」為數眾多的進攻者只是略有猶豫，連進攻的腳步也沒有稍有停息。轉眼這瞬間的猶豫，就重新被進攻的狂熱沖得一乾二淨。於是，大片大片的人群再次高呼激烈的口號和毛澤東、林彪語錄，或是高唱兩位最高領袖的《語錄歌》，拚死向前衝鋒。
38號和39號樓前，「產業軍」抵擋不住，已退進大樓，並用辦公桌椅及其他障礙物阻塞了大門和樓口。有的「紅聯」武裝人員，甚至顧不得關於保護國防機密和貴重設備的紀律和禁令，情急之下，退至安放高級精密儀器的處所，以其儀器設備作保衛屏障抵抗來勢凶狠的進攻者。
3時左右，「砰！砰！」又是兩聲槍響。
再次響起的槍聲，在進攻的造反派中引起短暫的騷動。「產匪又開槍了！」「產匪又開槍了！」進攻隊伍中，許多人高喊著。然而，直到此刻，造反派大多數進攻者，也僅僅是心存僥倖地想，也許，產業軍只不過個別頭頭有槍。而且天真地認為，產業軍大勢已去，敗局將定，開幾槍，不過是臨死前的掙扎，嚇唬嚇唬人罷了，哪敢真正開槍殺人！
這時，一輛宣傳車從廠正中大門開進武鬥現場，停在39號樓樓前空地，向樓上「產業軍」武裝人員宣傳喊話。宣傳車喊話時，進攻者攻勢稍減。
這輛宣傳車由成都軍區戰士和紅衛兵共同組成。車上共有解放軍戰士6人，其餘分別為首都紅代會下屬的北地東方紅、北航紅旗、科大東方紅、以及成地「解放大西南」、川大「8.26」等紅衛兵組織的代表。宣傳車再次宣讀廠軍管會當天發布的，關於停止武鬥的「緊急通告」。當那位名叫陳家銘的解放軍戰士，剛剛念完通告，就看見39號大樓三樓東端窗口旁邊，有三個「紅聯」人員舉槍瞄準宣傳車。
情形危急，車上解放軍當即對其高喊：「把槍放下！把槍放下來！」
出其所料，樓上高處幾支槍卻同時向宣傳車射擊。其中有蘇式79步槍，也有衝鋒槍。事後調查證實，據守大樓的產「紅聯」人員，將這輛喊話的宣傳車，當成了當天武鬥現場的「臨時指揮車」，所以首先集中火力對其射擊。
這次開火不同於前兩次槍響，是數槍密集射擊。宣傳車位置靠前，目標明顯，車上人員又比較密集，且無任何掩護，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
第一陣槍聲響過，當即造成車上竟有6人傷亡的嚴重後果。
22歲的北地東方紅紅衛兵李全華，屬於「首都紅代會赴西南戰鬥團」戰士，被一顆子彈擊中喉部並從後頸穿出，當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個死難者。成地解大兵團26中女紅衛兵程其逸，是一位文靜秀氣，模樣俊俏的花季少女，她作為中學「紅衛兵」的代表，也在宣傳車上。第一批槍聲響起時，不幸腹部中彈，亦當場身亡。其時，年僅16歲，她成了這次武鬥悲劇的第二個殉難者。
當樓上槍聲響起，密集子彈朝車上飛來，宣傳車猝不及防，慌忙倒車後退，一面高喊：「同志們！開槍了！快退！快退……」
宣傳車後退過程中，仍不斷遭到槍擊。退至廠外百貨大樓處，樓頂上仍有產派人員對其開槍射擊。宣傳車再退。至安全區後，車上人員始得檢視及搶救傷亡者。發現傷者中，除2名紅衛兵外（其中一女紅衛兵腹部中一彈，一男紅衛兵肩部中一彈），有兩名解放軍受傷（一腹部中一彈，一大腿中二彈）。
宣傳車遭槍擊的同時，38號樓，39號樓各窗口和制高點，均有人亮出槍來，向樓下進攻者射擊。更有甚者，有「紅聯」人員持槍下樓，衝到馬路上向造反派開槍。一時，槍聲密集，中彈者眾。密集槍聲過後，各處皆有人撲倒血泊中。
據造反派事後稱，產派人員使用的子彈是「經過處理的特殊子彈」，有稱是「彈頭磨尖」過的，有稱「開花子彈」。其時，有「戰地消息報導」描述現場傷亡者的慘狀：「……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開花子彈。有的被擊中頭部者則腦漿迸裂，有的甚至半個腦袋都沒有了。被擊中胸部者則炸成一個碗口大的洞，擊中腹部者則肝腸寸斷……」
事隔多年，凡經歷過這次事件的當事人都痛苦而心有餘悸地回憶說，現場情景太可怕了，的確讓人慘不忍睹。
飛機場上的衝殺和反衝殺
當年，「五·六」事件中，先後雲集132廠的造反派紅衛兵隊伍，多達十萬之眾，人數上對廠內的產業軍及其支持者，處於絕對優勢。因此造反派採用的是人海戰術。方法上，實行層層包圍，全面出擊。當天，除集中衝擊正中大門及附近的38、39號樓外，殘酷的攻防激戰還在生產區的其他地段先後展開。132廠的另一道大門，即鐵路專線大門一帶，也是一處重要戰場。
132廠因特殊需要，自己有一條鐵路專用線，平時用鐵門護衛。造反派對該廠形成包圍之勢時，產業軍在此亦設下重兵把守。攻擊開始後，紅衛兵「敢死隊」冒著產業軍拋來的磚頭、飛石，拚死衝鋒，幾輪衝擊，將產業軍從鐵門旁打退，造反派佔領了鐵門。然而鐵門厚重牢固，一時無法打開而進入廠區，進攻的紅衛兵造反派，就轉而在正門與鐵路之間的圍牆地段，尋找進攻點，施行輪番衝擊。大約半小時左右，衝鋒得手，進攻隊伍試圖將圍牆推倒或打穿。一些進攻者推進到圍牆下面，開始用鋼杵、鐵棒，配合大圓木衝擊圍牆。
退守的產業軍翻上圍牆，用大石條、石塊往下亂砸，奮力阻擋進攻者。但在造反派猛烈的反擊下，圍牆上呆不住，只好退進牆內。沒多久，圍牆終於被造反派打穿。進攻者試圖從缺口湧過。卻被牆內產業軍情急之下用油氈木頭阻住，並澆上事先準備好的汽油用火引燃。立時，缺口處火光熊熊，濃煙滾滾，進攻的紅衛兵造反派被阻於缺口之外。
進攻受阻的攻擊者，又轉向圍牆其他地段，從幾處同時衝擊圍牆。幾經努力，圍牆再次被衝開幾個缺口。牆外進攻者齊聲發威，依舊紅旗引路，吶喊著發起衝鋒。「產業軍」實施反衝擊，試圖阻住缺口。造反派人多勢眾，再次發起衝鋒，打退了產業軍多次反撲，在牆內立定了腳跟。
此時，鐵路專線旁的鐵門也被衝開，造反派潮水般湧入，產業軍眼看招架不住，往飛機場方向且戰且走。
此刻，正大門被衝開，進攻的紅衛兵造反派已佔領了大門。但產業軍退守大樓，居高臨下，從兩面封鎖住大門。進攻者僅衝入小部人馬，大部分被阻於鐵門外。正在這時，從圍牆突破口衝進來的大批增援部隊（其中包括一度被迫離廠的132廠「11.19」派戰士和其他單位工人造反派）殺過來，與第一批衝入者成「會師」之勢。會師後，兩股人馬合在一起，進攻者士氣大振。現場臨時指揮者簡單商量計議後，又兵分兩路。一路從後面向正大門推進，去接應聲援大門處的進攻者。一路往機場方向，追擊已退守撤離的產業軍。
這一路造反派往飛機場追擊時，左邊的道口突然馳出一輛大客車，高速向造反派隊伍衝來。因發覺早，且視野開闊，造反派人員紛紛跳入道旁草木中躲閃，沒人被碾壓。被激怒的進攻者開始圍攻客車。大客車飛逃，至一牆邊，大客車開不動了。由此將駕車者擒獲。
這時，大批人馬發覺已追至飛機場邊。從門口望去，機場內正集聚著大批產業軍人員，黑壓壓有數千之眾，均持械拿棍，一副激烈的欲拚死而戰的架勢。
追擊的造反派見狀，又懾於機場乃保密重地，不敢輕易入內，遂退。產業軍趁勢從機場內發起反衝擊。飛擊的石塊擊倒數名進攻者。造反派不肯示弱，又回頭再次發起衝鋒，將反衝擊的產業軍壓了回去。並乘勢衝進飛機場內。
沒料，從東南方向高速衝出一部十輪大卡車，向進攻者迎面駛來。衝鋒的造反派中一位成都部隊的紅衛兵躲閃不及，不幸被碾於車下，車輪從頭部壓過，整個身子被飛馳而來的大卡車帶出10來米。
據說，這位屬於「紅成」下屬的「成大8.31」的紅衛兵，是整個「五·六」事件中死況最慘的一位殉難者。現場目擊者稱，其時，「腦漿飛濺至幾米遠，前額骨被壓碎，整個頭部被壓成一寸多厚的圓餅，屍體被車子帶了一丈多遠！……」
這臺重型卡車又調轉車頭，開足馬力，呈「S」型路線，繼續朝造反派猛衝。此時，雙方猶如戰場上已經殺紅了眼的士兵，將對方視作仇敵，欲置其於死地，拚個你死我活方才甘休。轉眼，發了瘋一樣狂奔衝壓的大卡車，又將一小紅衛兵倒於車輪下喪命。產業軍見狀，再開過一輛大卡車，兩車交錯衝擊，向造反派隊伍橫衝直闖。
這就展開了當天武鬥中最奇特、最動人心魄的殘酷場景。平坦開闊的飛機場上，兩臺轟鳴著的大卡車，發了瘋似的向一無遮擋的人群輪番衝擊碾壓，勢不可擋。幾分鐘之後，另一位「紅成」紅衛兵不幸被軋，腳骨壓斷，產業軍人馬趁勢猛壓過來。造反派抵敵不住，只好退出飛機場。
據事後的5月20日，紅衛兵成都部隊川醫支隊，與川醫附院革命造反總部聯合公布的《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戰友傷亡情況調查公告》，統計表欄目中，筆者查得死難者名單中，確有兩位其「死亡診斷」系「頭部汽車碾壓傷」的死難者。兩人分別是15歲的紅衛兵楊正業和11歲的紅衛兵李文君。前者系峨眉中學（即132廠子弟校）學生，屬「紅成」成大8.31戰團。後者身份不詳，僅註明為「紅成小闖將」。
被槍聲震驚的蓉城
應當說，第一聲槍響之前，不管因進攻而遭槍擊的造反派紅衛兵也好，圍觀聲援的市民群眾也好，甚至包括開槍的「紅聯」產業軍，對武鬥中直接開槍殺人以及嚴重後果，都是缺乏應有心理準備的。因此，槍聲真正一響，彼此更多感到的是震驚。接下來的是更深的仇恨，以及由仇恨引發的行動上更加的瘋狂。開槍者是如此，被槍擊者，也是如此。
而對整個成都市民來說，無論哪個階層，也無論什麼派別，都沒意識到5月6日132廠的武鬥會直接演變成「槍殺」事件。儘管自1年前「文革」開始以來，暴力事件不斷，批鬥、武鬥引發的傷人、死亡事件時有發生，但，真正開槍殺人，對他們來說，絕對是突發事件，猝不及防，想也不會想到。尤其遭槍擊的一方，是暫時並沒有用槍支武裝起來而且又逐漸成為文革舞台上主流派別的紅衛兵造反派。所以，當天下午，當槍聲一響，消息傳開，整個蓉城都震驚了，整個成都沸騰了。而從那一刻起，整個省城的民心輿論，差不多以壓倒的優勢，傾斜向了紅衛兵造反派一邊。
社會各階層中，第一個做出反應的是省城各醫療單位。消息傳來，川醫附院、中醫學院、省醫院、市三醫院、二醫院，100多臺救護車傾巢出動，往132廠進發。沿途又有無數客車、卡車加入到車流中。一時，通往西郊的主要公路上形成了一條塵煙滾滾的長龍。而更多的聲援者和市民則是一路跑步前往。
在人們心目中，當時的132廠，已經成了塊「革命」的戰場，上「戰場」自然就可能流血，甚至可能「犧牲」。因此，許多前往救援的人，內心已經作好了「光榮獻身」的準備。
據說，省醫院的一位中年女醫生臨出發前，就異常肅穆地對自己的兩個小女兒告誡說：「孩子，媽媽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去搶救階級兄弟去了，如果犧牲了，不要難過，長大了要為媽媽報仇！」
有一些救援助威者，臨出發前，甚至留下了遺言遺書，可見，當時受文革思潮支配，大多數人確實把兩派武鬥，當成了與革命敵人進行的「神聖之戰」或「保家衛國」之戰，一副視死如歸，而且是表現出「死得其所」、「死得光榮」的氣概。
而當時在造反派和年輕的紅衛兵中，最流行的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兩段語錄。毛澤東語錄是眾所周知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林彪的語錄是：「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勇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
這兩段語錄不僅當時紅衛兵造反派中廣為傳播，影響深遠，而且依筆者所見，它直接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維，支配了那一代年輕人的意識，並轉化為實際狂熱的失去理智的行動。在兩天前的「五·四」事件，以及這次「五·六」事件中，進而到以後全省、全國的大規模武鬥中，都可以見到年輕狂熱的造反派紅衛兵們，高聲朗誦著這兩段語錄或高唱著這兩段語錄譜成的「語錄歌」衝鋒，冒死向前，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不是槍林彈雨，皆在所不顧，在所不辭。
而最有諷刺意味或是有悲劇意義的是，拚死搏鬥的雙方，卻是喊著同樣的「語錄」或高唱著同樣的「語錄歌」，去與對方搏鬥拚殺，去赴死、去流血。
按筆者的觀點，這兩段語錄簡直成了文革武鬥的「聖經」。也正是因為此，才有可能理解在「五·四」事件、「五·六」事件這類文革早期武鬥中，那些差不多是赤手空拳的紅衛兵，僅憑口中高喊這些語錄，僅憑手裡高舉的紅旗，僅憑手中拿著的那小小的所謂「紅寶書」語錄本，就敢於面對槍口衝鋒，面對刺刀長矛搏殺。彷彿他們一旦頭腦被「毛澤思想武裝起來」就真正可以刀槍不入，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隨著開槍次數的增多，傷亡者也越來越多，而傷者的增多，又反過來刺激進攻一方造反派紅衛兵更不顧一切的冒死攻擊衝鋒，以消滅敢於向革命造反派開槍的「萬惡的反動派」。由此形成惡性循環，這也是「五·六」事件傷亡慘烈的重要原因。
陸續趕來的救護車抵達現場後，醫務人員就會同造反派搶運救治傷員及陣亡者遺體。載著一個個血肉模糊的受傷者的救護車，立即返程往醫院飛奔。車上，屬於「紅成」的川醫「九一五戰鬥團」等單位醫務人員，對傷情嚴重者，怕路途遠，手術搶救不及，有的在車即開展手術搶救。不時，一個醫務人員失聲痛哭著，將一頂被鮮血染紅的帽子或血衣，舉在手裡，讓塞滿道路兩旁的市民觀看。一會兒，又臉上掛著淚水，大聲告訴路邊行人，已經「又有一個階級弟兄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了」。此舉，自然又引來道旁圍觀群眾的痛哭和悲憤之情。
總之，1967年5月6日的成都，上百萬市民的情緒及整個社會輿論，就這樣不斷被一幕接一幕的場景、事件刺激著，強化著，誘導著，越來越對產業軍不利。未及當天黃昏，起碼是在市區範圍，產業軍在市民心理和人心向背上，已經失去了生存空間。包括部分以前對產業軍暗存幾分支持同情的軍人在內。此刻心內天秤也已開始傾向紅衛兵造反派一邊了。
由此可見，「五·六」事件中，產業軍「紅聯」派的發槍和以後的開槍，是一個致命的失策，因為此舉讓產業軍徹底失去了人心，也就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基礎。
在這次事件中，另一個讓產業軍失去人心的，是向救援者（包括身著白衣的醫務人員）開槍。可能是武鬥現場殘酷的氣氛和身臨危境的絕望心理交織在一起，讓持槍的「紅聯」人員情緒失控近乎瘋狂。按通俗的說法，就是「殺紅了眼」，因之見人就開槍，見人就射殺。不管對方是真正的進攻者，還是僅僅為「救死扶傷」的使命和人類天性使然，義不容辭搶救傷員者。
據現場目擊者稱，那天的傷亡者中，有相當部分就是因奮不顧身搶救中彈者而自己也中彈或傷或亡的。事後的調查資料和報刊文章中（包括向中央提供的事件匯報材料），多有這方面的記敘與證詞。
比如，川醫造反派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就有這樣的記敘，一位醫生在武鬥現場接連搶救了6名傷員，產業軍就向他射擊，打斷了他的雙腿。一名「中8.26」戰士受槍擊倒下，兩名川醫九一五醫務人員飛奔上前搶救。此時，槍聲又響了，為保護傷員，他們當即飛身扑在受傷者身上，結果，三位戰友的鮮血凝結在一起。另一位白衣戰士正飛奔向前，成都十八中年僅16歲的女學生趙宗純眼看產業軍的槍口在向醫生瞄準，立即奮不顧身跑上去，邊跑邊喊：「醫生！醫生！產業軍在瞄準，臥倒！臥倒！……」話音未完，又是「砰」一擊槍響，擊中趙的頭部，年僅16歲的女紅衛兵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查《傷亡情況調查公告》，死者統計表中，第一個名字就是趙宗純，死亡診斷系頭部槍傷）。如此記述，在材料文章中比比皆是。消息傳開，市民輿論更是大嘩，認為產業軍向搶救傷員的醫生護士開槍。甚至是「不顧國際公法的規定」。由此，產業軍更是大失人心。
紅衛兵戰地自述：38號大樓攻堅戰
紅衛兵造反派當天圍攻132廠的目的，就是要像兩天前的川棉「五·四」事件一樣，將其擊潰並逐出該廠，以徹底清除產業軍在成都這個最強大最有實力的堡壘。
而作為「紅聯」據點的38號、39號大樓，則是進攻的紅衛兵造反派無論如何也得攻佔拿下的目標，其志在必得，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因此，對兩幢大樓的攻防戰，就成了當天兩派最後的焦點的一戰。
對38號大樓的攻堅戰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開槍前。這階段，造反派對38號大樓的進攻較為順手，冒死衝鋒的紅衛兵用乒乓桌頂在頭上，再鋪上木板，抵擋樓上打來的磚頭、巨石、擂木等，由此得以進展。槍聲響起之前，已攻進大樓，並逐樓上攻，很快佔領二樓。產業軍退守三樓，拚死抵擋。但畢竟漸處下風，這時，槍響了。
槍擊事件的發生，很快改變了雙方力量的對比（起碼在武器裝備上），38號樓的攻防戰立即出現逆轉，這可看做大樓攻堅戰的第二階段。
為了後世讀者對當年武鬥現場事實有一些生動、具體的瞭解，這裡披露一份當時紅衛兵的「戰地自述」。是當年曾參與武鬥並親身衝進大樓，自始至終參與38號大樓殘酷攻堅戰的戰地親歷記。這位叫方元喜的紅衛兵，系成都大學831戰鬥團戰士，他於事件發生的第2天即5月7日便記下這份「戰地自述」，後以《「5·6」大慘案現場目睹側記》之標題，刊載於1967年5月12日出刊的《11.19戰報》新一期上，所敘詳情生動而具體。
大血案開始了
我們成大「八.三一」和兄弟戰友，剛調到廠門口處不久，產匪就從廠內38號大樓的頂上，石頭如雨點向我們打來。石頭大到碗口、小到鵝卵，一打下來，有的紅衛兵小將頭上就砸爛了一個窟窿，鮮血直流！打到腳上、手上和腰上當場倒下。老產打得狠，我們傷得多。後來我們出於憤怒，開始發起部分衝鋒，石頭不斷從頭上落下。我們成大「八.三一」和兄弟戰友衝進38號大樓底層中間的過道上，只見樓樓煙霧滾滾，石頭、木塊，乒乒乓乓如雨下。我們衝不上樓，就把一張綠色的像乒乓球臺的桌子，用手撐四桌腳，中間用人頂著，用木棍撐著，前呼後擁，向二樓上衝。紅衛兵頂著桌子打前陣，戴籐帽、鐵帽的工人和同學跟隨在後，後面就是頭上沒戴帽子緊隨跟來的人。產匪的石頭、棍棒不斷打下來，直到二十分鐘左右，我們才衝上二樓。衝上二樓後，石頭更大了，打得更密集，呼隆呼隆一響，三樓上的石灰粉在一個機器筒裡冒出來，頓時樓梯道一片煙霧，什麼也看不清。這時我們又加了兩塊木板，頂在頭上，喊著口號往三樓沖。快衝上三樓，在四樓的扶梯上，就有槍口對準下面，接著槍就響了，頂板的戰友頭上就打一個洞，鮮血直冒，接著板子一翻，其他兩塊也翻了。正在這時，上面的石頭、木塊打的更加密集，一剎那，就有六人被打的鮮血直流。接著石灰粉又從機械筒中冒出來，槍一響，我們的戰士退下來，有的橫貫在三樓上，有的橫貫到一樓上。橫貫在二樓上的戰士退到東端的房間中，產匪殺下來，截斷中間樓梯和過道，前進無法上，下來也無法下，竟遭慘打。
「向他開槍」
當時，我退下來，橫貫在一樓上，我們向東端撤退。我退到東端門口，落下的石頭封著一門，我們出不去，我就退到北面倒數第二間房屋去。這間房屋的玻璃爛了，窗子開著。我就跳下窗，準備衝出去。我已準備沖，在38號樓一幢樓的東端的角落上，有一群人拿著槍，其中有一個對準我喊：「向他開槍！」我急了，忙又跳回原房屋，產匪似乎發現了這間屋裡有秘密，就向這間屋的窗口拚命打石頭。已衝出去和未衝出去的工人和紅衛兵小將，幾乎頭上都被打得鮮血直流。產匪衝過來了。我急忙和戰友們抬了張桌子，橫堵住了這間房屋門。直到衝到最後，我才扯了一個窗簾布裹著頭，跳出窗外，一股勁衝入防空壕，又翻上來，衝出牆外。
槍聲更密集了 傷亡更慘重了
我和同志們撤出來後，在牆外躺下。這時38號樓東西兩端都有槍聲。槍聲一響，馬上就有人倒下，只見護士抬不贏。在三樓西端，伸出槍口，還架了兩挺機關鎗，一共響了兩次，還有衝鋒槍的響聲。不久，在西端又爆開了一枚手榴彈，只見護士、醫生抬著擔架跑來跑去，我們和紅衛兵小將還背著受傷戰士。流血的慘像目不忍睹！槍聲還在不斷打來，無辜戰友還在不斷死傷。革命何罪？遭此槍殺？！我們必須向階級敵人討還這筆血債。
槍殺尾聲
天，漸漸黑下來了。
正在這時，38號樓西樓的東端背後，還在打槍，而且打得更密集。產匪在打槍的掩護下「衝鋒」了。這樣一來，我們的傷亡就更重。於是，在統一指揮下，我們開始撤退了。
39號樓的陷落與產業軍大撤離
38號樓被造反派攻克佔領大約是下午5時左右。據目擊者稱，眼看勝利在望，各造反組織的「敢死隊」、「衝鋒隊」，都高舉各自的戰旗、隊旗，冒著被槍擊的危險，爭先恐後往大樓頂上衝，試圖當第一個「舉紅旗英雄」。
當時的一份「戰地報告」留下這樣的記載：
「5時許，工人硬骨頭戰鬥團的戰旗首先插上了三十八號樓的三樓。無數革命紅旗在高高的三十八號大樓頂上呼啦啦地飄揚。」
38號樓的失守，不僅讓39號樓成了「孤島」，而且意味著，產業軍儘管有現代武器作後盾，也阻擋不了被憤怒和仇恨情緒支配著、潮水一樣不斷湧來的造反派的進攻。敗局遲早會降臨，這是肯定的。與其全軍覆沒，不如保存實力，暫避其鋒芒，一退了之。以後等待機會再捲土重來也可知。想必，正是這種心理推動下，促使一直堅持據守的「紅聯」頭頭和支持他們的廠領導成員，終於最後作出了「大撤離」的戰略性決策。
在38號樓失守之前，產業軍內部曾經又一次發生過軍心動搖，有人員臨陣叛逃的事件。有「紅聯」人員從被困大樓衝出，被視為「叛逃者」遭產業軍自己人槍擊（身死或受重傷）。筆者接觸過的多份材料中，均有記載。時間大約是下午4時左右，據說出逃者是兩名女產派人員。有材料說是從38號大樓跑出，有說是從39號樓跑出，拚死往造反派那邊狂奔。被發現，遭樓上的產業軍槍擊倒於半途。
「五·六」事件的大樓攻堅戰中，還有這樣一個細節，據說，槍響後，造反派為了拍攝槍擊現場人員慘烈傷亡的真實情景，以便送到北京向中央匯報並向全國展示控訴，特請來一專業攝影師在現場搶拍鏡頭。當時槍林彈雨，攝影師隨時可能被子彈擊中喪命。為保護這位「英雄的攝影師」，在場的「紅衛東」、「聖火」等工人造反派，自動組成一道人牆，為之阻住了子彈。結果，據說造反派們保護攝影師拍下了重要鏡頭，而他們卻自己都一個個倒在血泊之中。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產業軍作出撤離決定後，39號樓上據守的「紅聯」人員在槍聲掩護下，從樓頂一側的附樓梯或是用繩索吊下，陸續撤走。
槍聲剛息，這邊高擎紅色戰旗衝鋒的造反派「敢死隊」已衝上樓頂。放眼四望，已無人影，遂向樓下人群揮舞紅旗，以示勝利。
沒防對面一樓頂仍留有一「紅聯」狙擊手，即舉槍向揮舞紅旗者瞄準。槍聲響過，舞旗者立倒。又有造反派「敢死隊」衝上，繼續舉旗揮舞。
對方狙擊手已爬上水塔，又開槍，舞旗者再倒。繼者再舞旗，再開槍，如此前仆後繼，多次反覆。
不多時，已先後有10餘位「敢死隊」倒在血泊中，非死即傷，而冒死舞旗者，仍是接連不斷。用造反派當時的豪言說：「寧可自己犧牲，也不讓造反紅旗倒下！」當年，紅衛兵造反派那份造反的執著和狂熱而不惜作無謂犧牲的舉動，確實讓人扼腕而嘆。
下午5點鐘以後，產業軍開始有計畫地從廠區撤離。之前，產派指揮部已預先擬訂有詳細撤離方案。按預案，將主要由轉業軍人組成的基幹民兵，編成班、排、連的准軍事建制，並各自攜帶部分槍支彈藥和少量必需生活物資，隨同部分幹部和家屬，向市區外的郊縣撤退。撤離前，部分群眾尚存疑慮，有家園頓失，從此離鄉背井之感。同時對未來前途感到渺茫擔憂。對此，為首的「紅聯」負責人向群眾及家屬鼓動說：
「槍桿子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和軍區是有聯繫的，不會帶錯路……」
「紅聯」第一批撤離人員從廠區後門突圍而出，沿飛機場往郊外小鎮文家場方向撤退。誰知正和門外往裡沖的一隊造反派工人和紅衛兵狹路相逢。後者打算攔截。
撤離隊伍中，射出一排機槍子彈。竟是靠機槍開道，產業軍撤離隊伍方得以脫身。之後，又先後有數批產業軍趁夜色掩護撤離132廠。
據稱，當天撤離的「紅聯」人員及家屬，人數在2000左右，大部分廠領導及中層幹部都在撤離行列中。
從下午5時第一批人員開始撤離到晚上8點，廠內仍不斷有槍聲響起，直到當晚8點20分，武鬥現場槍聲才完全停止下來。
深夜12點左右，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軍部隊奉令進駐132廠並全面佔領廠區。野戰軍進駐後即開始在生產區全面戒嚴，並在全廠範圍大規模清查搜索「紅聯」產業軍人員及收繳武器。
兩份有價值的調查統計資料
「五·六」事件之後，陸續向外界公布的各類材料為數眾多。筆者以為，有兩份資料因其內容較具體、準確，又涉及事件核心問題，對後世瞭解和研究「五·六」事件，比較具有價值。這兩份資料分別是《「五·六」慘案射擊次數初步統計表》和《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戰友傷亡情況調查公告》。前者系132廠11.19派現場統計整理（1967年5月17日公布），後者系由川醫九.一五戰團和川醫附院革命造反派5月14日聯合公布。
據這份《射擊次數初步統計表》提供的統計資料，「五·六」事件當天從下午2：50分到晚上8：15分，共計開槍射擊295次。其中特別註明：「以上開槍次數系廠外能清晰聽見的槍聲，廠房內開槍，外面聽不見的均未計算在內。」
其中開槍最密集的有兩時段。第一次是2：50分到3：30分，這個時段共開槍49次。第二次密集時段是下午6時左右，從5：57分到6：01分，僅數分鐘共開槍射擊40餘次。從這兩次時段上分析，第一次槍聲密集，射擊次數多是因其剛開始動用槍支，且38號樓一、二層已被攻佔，「紅聯派」僅三層據守，情勢危急，戰況激烈，遂亂槍齊發，力圖扭轉戰局之故。而第二次槍擊密集，則是產業軍大撤離開始後，為掩護撤退，殺開血路之故。此外，還有兩次機槍連發，分別在下午4：40分左右及5：35分左右。
也還是這份「調查資料」稱，38號樓被造反派攻佔時，在其平頂樓上發現並繳獲一門帶有12枚炮彈的八二迫擊炮。其時，該炮瞄準具已調好，因故未放。分析起來，「紅聯派」可能是畢竟怵於開炮傷亡太大，後果嚴重，已裝好炮彈調好炮距，但最終未敢放。
除此之外，當天武鬥衝突中，產業軍還向進攻方的造反派至少扔出兩枚手榴彈（又有材料說是扔出3枚）。據現場當事人員稱，其中一枚未響，爆炸並造成傷亡的僅一枚（或者2枚）。但這1-2枚手榴彈爆炸造成的傷亡可謂極大。
筆者撰寫此文時，專門仔細查閱研究過那份公認比較權威的《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戰友傷亡情況調查公告》。其中「死亡診斷」欄中，屬於「頭部火器爆破傷」的死難者共有4位，他們分別是：1、成都水力發電學校「8.26紅衛兵蔣應庭（男，19歲）；2、四川師範學院」紅成川師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學生候顯亮（男，21歲）；3、成都無線電機校」東方紅11.16戰團中學紅教工「戰士李海濱（女，35歲）；4、四川師範學院附中紅衛兵彭霓雲（女，15歲）。此外，在輕重傷員中，註明因手榴彈爆炸傷的不少。由此，筆者推測，當天武鬥現場爆炸的手榴彈，可能起碼在2枚以上，否則，難以解釋僅僅一枚手榴彈爆炸會造成如此大的傷亡！
川醫公布的這份《傷亡情況調查公告》中，除54名死難者名單外，還公布有受治傷者人數。僅川醫及其附院收治的登記在案傷員人數就達3100多人（包括川棉」五·四「事件受傷者）。到5月18日統計，尚留川醫附院繼續住院治療的重傷員為190人，其中：鈍器（木棍、鐵棒、石頭等）傷109人；火器（槍、手榴彈）傷71人；燒傷（強水、汽油等）10人。
從以上材料看，成都」五·四「、」五·六「武鬥事件，確實是傷亡慘烈，後果不堪。
令人嘆息的」死難者名單「
這份《傷亡情況調查公告》詳細列出了迄至當時為止的事件死難者名單（雖是包括」五·四「事件在內，但」五·四「事件死者極少，主要為」五·六「事件死者）。該名單列出有名有姓並大部查出身份的死難者共計52名，另有兩名，系乘車前往土橋護糧時（怕產業軍搶糧），不幸從車上摔下身亡的15歲」紅成「紅衛兵潘水金，以及在」五·四「川棉事件中頭部遭擊打受傷後，併發敗血症身亡的成都17中紅衛兵（」紅成「戰士），17歲的朱用金等兩人未計入52人名單。
這份《傷亡情況調查公告》還附有一個」注「，其中說」本表系自五月六日至五月十六日送到川醫病理科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遺體五十具，均系被產業軍直接殺害「，」表中楊文柏同志於五月六日晚，自132廠經小路回九四信箱途中，被產業軍綁架、活埋「，」唐福、徐建民同志於五月五日被產業軍綁架，次日在成都機車車輛廠俱樂部發現遺體「。又說，」以前公布的初步調查材料，如與本公告有出入時，以此公告為準。「
據稱，此系」五·四「和」五·六「事件死難者最詳盡也是最權威的公告。
這份52名死難者名單，除去」注「中所提及的非武鬥現場身亡的楊文柏、唐福、徐建民3人外，尚有49人屬於直接死於武鬥現場。其中槍傷致死41人，火器爆破（彈片）傷致死4人，鈍器傷致死4人。其性別為男39人、女10人。從年齡分析，20歲以下（包括20歲）為31人，最小的死難者為僅註明」紅衛兵小闖將「尚未查實具體身份的李文君，時年11歲。其中16歲以下（包括16歲）未成年者就多達15人，而年滿30歲以上的死難者僅3人。
由此可見，」五·四「、」五·六「事件死難者，90%以上是年齡十多二十歲的學生紅衛兵。他們正值青春年華，擁有著人生的」黃金時代「，卻因文革思潮所煽起的狂熱，捲入兩派武鬥事件而白白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給父母、家人、同學、朋友，也給那個時代，留下了深深的創痛。
而尤其可悲可嘆的是，這些政治上並不成熟甚至是有幾分幼稚無知的青少年」紅衛兵「，卻自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捍衛者「。當他們幾乎是赤手空拳迎著飛來的槍林彈雨撲上去，衝鋒過去時，幾乎都是學著當年小說中或銀幕上的」革命先烈「一樣，高唱國際歌（或高喊毛主席語錄），頗有點視死如歸的氣概。而中彈負傷或生命垂危之際，無一不高呼」毛主席萬歲「之類革命口號，甚至是把身上唯一的物品，一本帶血的《毛主席語錄》或一枚帶血的毛主席像章，作為生前遺物交給身邊的」戰友「或是救護者，掙紮著說幾句很有光彩很」革命「的遺言，才慢慢閉上眼睛。
現在看來，這不過是在文革狂熱支配下，對那些曾經獻身的革命烈士言行之幼稚而表淺的模仿。他們自己將年輕的生命送上了」文革「的祭壇，卻至死未悟，至死也沒弄明白其中之真諦。這才是最可悲，最讓人感嘆不已的地方。
看來，這是那一代人的悲劇，也是那個大時代的悲劇。如今當筆者翻尋著塵封幾十年，幾乎被人遺忘的」文革資料「，看著當年作為」烈士遺像「陳列刊出的那一張張年輕、鮮活、神采飛揚、笑容燦爛的照片時，我的確感到心裏一陣陣發緊，一次次陣痛。
為讓讀者對這些當年不幸的殉難者，有一些更直接更深入的瞭解，筆者特從中選出幾位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五·六「事件死難者作一些簡介。
李全華，男，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此系」五·六「事件中第一個遭槍擊的遇難者，也是整個」五·六「事件中，唯一遇難的」首都紅衛兵「。這位來自山東省濰坊省的一個貧下中農家庭的兒子，1964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一度比較活躍，在院通訊社成為中堅。文革初起，即成為當時著名的首都」地派「紅衛兵，北地《東方紅公社》的第一批戰士（其頭頭為北京5大學生領袖之一的王大賓）。1966年11月，李全華赴成都組成」首都紅衛兵赴西南支隊「。1967年2月」鎮反「時，因當初言行激烈，在成都被捕並投入監獄。3月下旬出獄返京。4月底受總部派遣，再度赴成都」支援四川造反派「。5月6日，下午2時50分，李隨首都紅代會宣傳車到現場喊話。被據守大樓的產業軍」紅聯「人員將此宣傳車指認為」造反派「現場」指揮車「遭第一批槍擊。李頭部中彈當場身亡，時年不足22歲。
程其逸，女，16歲，成都26中學生，屬紅衛兵成都部隊下屬」成地解放大西南兵團「紅衛兵。這位紮著兩支著角小辮的女中學生是」五·六「事件死難者中最俊秀、最具女性沉靜美的花季少女。5月6日，也在同一輛宣傳車上，第一次槍擊時，腹部遭槍擊身亡，系成都紅衛兵第一個遇難者。
潘美德，男，18歲，成都5中學生。據介紹，潘是該校最先喊出」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口號的造反派紅衛兵之一，」五·四「川棉事件，及132廠」五·六「事件中，潘均屬於打頭陣第一批衝鋒的」敢死隊「隊員。」五·四「事件，他第一批衝上」產業大樓「，臉上、身上均留下棒擊傷痕。當晚，又參加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攻擊成電」紅旗「（產業軍派）的武鬥，再次受傷。」五·六「事件發生，他帶傷來132廠參戰，隨隊衝鋒時，與身邊另一衝鋒的紅衛兵被一顆子彈同時擊中，系該事件中極為罕見的一槍穿透兩人的死難者。據現場目擊者稱，潘中彈後亦表現極為勇敢，」犧牲前，還英勇搶救了一個傷員。「
候顯亮，男，21歲，四川師院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紅衛兵。據其戰友介紹，這位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外表很瘦弱，很文靜的中文系學生，在132廠武鬥中，竟迎著機槍槍口向對方喊話：「你們不要開槍！你們不要開槍！開了槍，毛主席和廣大人民是不會饒你們的！」但機槍並沒停止射擊，他身中3彈，子彈穿其頭、胸、腹，當場死亡（註：川醫《傷亡情況調查公告》中記載，候顯亮為「頭部火器」爆破傷致死，傷情略有出入）。
許敏，女，25歲，成都市工農兵相館職工，該單位第一批造反派之一。5月6日當天，許下班時已知「五·六」事件發生，回家換了衣服鞋子，正準備去132廠。其姑媽看見，與其開玩笑說：「祝你到132廠多吃幾塊磚頭，再到醫院住幾個月。」許敏朝姑媽嫣然一笑，也用玩笑的語氣回答姑媽：「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勇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上戰場，槍聲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這是當時頗流行的一段林彪語錄原文，本來是玩笑話。沒想，這「玩笑」轉眼竟變成了殘酷的現實。下午6時多，在武鬥現場，隨著「砰」一聲槍響，一位年齡很小的紅小兵倒在血泊中掙扎，卻仍處於槍擊危險中。突然，人群一個身影躍起，將背包往後一丟，衝過去抱起受傷者正要往回跑，此時，槍聲再次響起，這個救人者應聲倒下，再也沒爬起來。此人正是剛來到現場僅一刻的許敏。
秦勁松，男，19歲，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學生，屬「紅成」成都工學院「十一」戰團紅衛兵。「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秦曾孤身一人赴江油馬角壩車站，在當地鐵路工人和廠礦工人裡作「造反」串聯，頗得好評。5月6日132廠事件發生後，他得知消息，連飯都沒吃，便匆匆趕赴132廠參戰。武鬥衝鋒中，被子彈從腰部對穿而過，成一大洞當即身亡。當晚他一直未歸，家人亦不知消息。直到開追悼後大遊行時，其父秦仲藩從遊行的靈車上發現寫有「秦勁松」名字的屍體，才知兒子已於兩天前身亡。
30萬人追悼大會
事件過後的第3天，5月8日中午，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廣場，成都地區革命派舉行了空前盛大、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在「五·四」、「五·六」事件中死難者。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次追悼會都是規模空前。據悉有成都地區各造反派，紅衛兵，解放軍成都部隊等軍事單位，以及北京、西安、重慶等地造反派紅衛兵，共計30多萬人參加。
與會造反派紅衛兵，部隊幹部戰士，及各界群眾等，均戴白花、舉紅旗，抬著各式花圈，從各通道進入會場。中午12時，全場起立，齊唱國際歌。之後，在哀樂聲中，載有45具死難者遺體的由大卡車做成的「靈車」（當時川醫附院僅收有45具遺體，其餘7具是後送的），在川醫九·一五醫務人員護送下，緩緩駛入會場，每具死難者遺體上，覆蓋著各自團隊的戰旗、隊旗。
其時，《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即「紅十條」）已經公布，根據這個《決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為代表的原西南局、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已被定性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在文革中堅持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正式撤職。而原成都軍區主要領導，也被認為在「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軍區領導班子作了重大改組。由原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調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原廣州軍區司令員梁興初調任成都軍區司令員，並由張國華、梁興初，及前四川省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挻，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等4人，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而此時，張、梁、劉、張等4人，均在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會議未來成都。《決定》的公布也正式給「二月鎮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而對立派產業軍因「五·六」事件也給定了性，由此，成都地區就此恢復了造反派的一統天下。因此，5月8日，聲勢浩大的「追悼會」自然由造反派代表--「成都地區革命造反派聯總部」（簡稱「地總」）的負責人主持，並致「悼詞」。接下來，大會勤務組，川棉紅旗戰鬥師，紅衛兵成都部隊，省級機關革命造反派司部（籌委會），川大8.26等代表先後講話。
在當時那種氣氛下，追悼會上高呼的口號肯定是一邊倒，帶有明顯的派性特點。其主要有：「向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致哀！」「為死難烈士報仇！」「誓與產匪軍中的暴徒血戰到底！」「打倒產匪軍！」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死難者家屬在大會上講話的是，那位「美少女」程其逸的母親尹淑女，她的發言中竟然有這樣的話：「我大女兒在132廠的鬥爭中壯烈的犧牲了！她的死，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無限的光榮和自豪！」
很明顯，這些話，其實是造反派出於政治需要讓她講的。在非正常的年代裡，不管作為死去女兒，還是作為在世的母親，都是社會悲劇的犧牲品，政治祭臺上可憐的祭奠。
追悼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這次追悼會後，造反派在成都地區和四川省的主流地位和一統天下，正式得到確認。
據稱，這次追悼會，是成都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追悼會。其隆重壯觀的場面，和沉痛嚴肅又壯烈的氣氛，只有數年後的毛主席逝世後的追悼會可與之相比。
周恩來談成都「五·六」事件
此前的5月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領導，再次接見赴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四川代表，並當場宣讀了當天擬定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除周恩來外，當時的中央負責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參加接見的還有江青、陳伯達、康生、葉群、肖華、楊成武、王力、關鋒等。張國華及梁興初等新成都軍區領導班子成員亦在座。
接見時，首先由陳伯達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之後，周恩來、江青、肖華分別講了話。其中，江青、肖華講話不長，內容亦不甚具體，一次也沒提及「五·六」事件。
周恩來最後作的是總結性講話，時間較長，內容也更多、更具體。根據現場記錄整理的講話來看，周恩來這篇也並不太長的講話中，先後共有6處提到成都「五·六」事件及相關情況，其分別是：
第一處，原文是：「要估計形勢。有的同志剛從監獄放出來，有的還沒有出來，聽了五月六日的流血事件，激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勢看得很亂。可是，冷靜點看，還是大好形勢，是好轉形勢。」
第二處，原文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後操縱人，他們和李井泉的聯繫找出來，通過現象去看本質，找根源，這樣鬥爭就集中了，革命組織就團結了。」
第三處，原文是：「五月六日在壞人操縱下，打了槍，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紅衛兵成都部隊、二·七紅衛兵、028部隊都是站在一條戰線，證明是戰友，是同志。過去的錯誤可以用自我批評解決。矛頭對準誰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標。」
第四處，原文是：「就講這些，還有幾個具體問題。五·六事件專案，責成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回去以後就組成專案小組調查，吸收造反派參加，什麼都能查清。」
第五處，當時談話中，有人提到，北京紅衛兵打算再組織人馬，以「聯絡站」名義，重新殺回西南，支援四川造反派時，周說：「北京聯絡站、大專院校同學，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開始就起來造反，都來過北京，鍛練出來了，相信他們自己，七千萬人等於一個大國，還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又說：「北京醫學院的同學自告奮勇，組織了醫療隊，統一派30人去，代表黨、政府、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慰問他們。」
第六處：「北地東方紅犧牲了兩個同志（筆者註：後證實北地東方紅死難者僅李全華1人），屍體運回來幹什麼？可以把家屬帶去，把屍體燒了運回來。」
這時，有人插話說，產業軍已經接管了火葬場。
周立即說：「請梁興初、張國華同志，馬上打電話請野戰軍接管火葬場，把骨灰運回來。」
其後，成都及郊縣各火葬場，均被軍方奉命接管，以防止傳說中的被產業軍「偷偷毀屍滅跡」。
「五·六」事件的餘波、影響和反思
成都「五·六」事件，雖是文革中的一個突發性事件，但是造成的影響及後果，卻都是衝突的雙方始料未及的。其影響從以上所述，震動了成都，震動了四川，也震動了全國，而後果，卻是悲劇性的。對事件的雙方同樣都是悲劇。
先說餘波。「五·六」事件後，產業軍及其相同觀點的組織派別（即「三軍一旗」）普遍受到打壓和圍剿。在成都市區再無立足之地，先後退至成都郊區或其他縣區活動，以求生存下來，「以農村包圍城市」。
但市區內關於產業軍的傳言、小道消息不斷。相當一段時間內，成都各街巷、茶館酒肆，都流傳著關於「產業軍在××地方操練人馬，耀武揚威，叫囂要殺回成都」、「產業軍月底要血洗成都」、「產業軍從132廠撤走時，帶走各種槍支2000多支，子彈50萬發，最近要殺回來，血洗黃田壩」、「產業軍核心已轉入地下活動，揚言進成都易如反掌」等等。弄得市民人心惶惶。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傳言說，「老產在城郊蠢蠢欲動，妄圖血洗川醫，劫走傷員。」對此，軍區領導和省革籌小組負責人均不敢大意，當即派出野戰軍部隊，全副武裝進駐川醫及其附屬醫院。在醫院所有大門及通道均佈置了崗哨，並派出巡邏隊，在川醫各要道，日夜巡邏，以防意外。
成都各造反組織，如「兵團」、「紅衛東」、「硬骨頭戰鬥團」等，亦有戰士，手持木棒，自動前來川醫協助守衛受治傷員。就連街道居民也組織起來，從10來歲的「紅小兵」、「小闖將」到白髮蒼蒼的老大爺、老太婆，也日夜站崗放哨，把守要道，設置路障，嚴防「老產偷襲」。
這種戒備森嚴，草木皆兵，日夜提防，「大打人民戰爭」的做法，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到6月中旬，川醫及其附院的一些要害地方也仍由野戰軍部隊駐守。
不久，由川醫「九·一五」戰團發起，主辦了一個「成都五·六血案犧牲烈士遺體展覽」，對外開放，組織各造反派及成都市民參觀。據造反派稱，「這個展覽效果很好，參觀的人很多。整個參觀過程極端嚴肅，以血的事實教育了人們」。
至於「五·六」事件中132廠的幾個主要人物，其結局卻很帶悲劇性。
廠長馬誠齋，屬於副部級高幹，「五·六」事件當天突圍後，與政治部主任王德等人與大隊伍失散，行至郊外一河溝邊，喘息方定。馬當時對事態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估計和認識，為鼓勵下屬，他再三叮囑跟隨左右的一位中層幹部（產派「決戰決勝」負責人）：「要保存實力，要保存實力！」馬此時對今後產業軍的恢復和東山再起，尚抱有一絲希望。兩天後，他和王德兩人在「紅聯」人員掩護幫助下，乘火車欲往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並狀告「造反派衝擊攻打國防保密工廠」。途經鄭州，停留轉車時，在街頭看到傳單抄出《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尤其是最後第十條對「五·六」事件的定性及追查幕後策劃者的文字時，方知事態嚴重，大禍臨頭。據稱，馬當即面色蒼白，雙手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以後，馬一直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產業軍黑後臺」雙重身份被長期揪鬥、迫害。
廠軍管會負責人陳文瑛，原係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即成都空軍司令部）負責幹部，系空軍高級將領。「五·六」事件後，被造反派定為「五·六血案的策劃者」。但陳因軍隊幹部身份，被軍方多方保護。造反派幾經交涉，要求將陳弄回132廠批鬥處理，未如願。造反派不甘心，最後鬧到張、梁首長那裡，迫於造反派越來越大的壓力，尤其在王力、謝富治視察132廠後，張國華政委親自接見造反派，違心批准「二陳」回132廠接受批判。
二陳回廠後，受到無休止批鬥、折磨，處境極險惡。其中陳文瑛不堪忍受，曾試圖跳樓逃跑，不幸將腿跌斷未果。送醫院治療時，成都空軍指揮所以「交送軍事法庭」的名義，才將已成殘廢的陳文瑛弄出，後送往重慶學習班學習。陳學銘後來也設法逃回空軍指揮所，被軍方以「接受戰備重任」名義保護下來。後造反派又多次到軍區要人，均因原54軍政委後升任成都軍區副政委的謝家祥的暗中保護，而免遭於難。由此，在1968年反擊右派翻案風時，軍內外造反派還因「二陳問題」給謝家祥政委算上了一筆「罪狀」。
因「五·六」事件後退出成都市區的產業軍大部，在一度時間內，在郊縣佔絕對優勢的同情者--貧下中農戰鬥軍支持下，曾試圖走當年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將根據地建在廣大農村，與佔據城市的造反派抗衡，再等待時機，東山再起。然而，畢竟大勢已去。失去軍方強有力支持的產業軍，終於難成大的氣候。隨著「紅十條」宣傳貫徹的深入，各市、縣、區、鄉（軍區部隊及造反派不斷派出人員車輛組成宣傳隊下鄉鎮宣傳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產派在基層的勢力也相繼瓦解。原支持同情者有的被打壓，有的倒戈。到當年6月以後，作為一股政治勢力的「產業軍」，在成都地區及四川「文革」舞台上，基本上銷聲匿跡。
而成都造反派內部，此時已經發生重大分裂，因過去爭奪「文革」運動主導權的固有矛盾，和「二月鎮反」中的不同處境引發的分歧，由原來「一條戰壕裡的戰友」，現已變為誓不兩立的死敵。學生紅衛兵組織中，「紅成」和「8.26」嚴重對立，工人造反派中，「地總」與「兵團」誓不相讓。於是，以「紅成」和「地總」為一方，以「兵團」和「8.26」為一方，兩派矛盾分歧由於對立派「產業軍」的消失而公開化，先是互相攻擊的「文鬥」，到後來由衝突演變為「武鬥」。雙方如同當初與產業軍對抗一樣，各自武裝，搶奪地盤，爭權奪利，大打出手，武鬥不止，傷亡不斷。到1967年6月以後，成都地區所有武鬥事件，均是造反派內部對立兩派之間發生的，與「產業軍」及其支持者無關。
由此，再回過頭反思「五·四」、「五·六」事件，更是引人深思。那些在兩次事件中不幸遇難的死難者，其自身的悲劇色彩也更顯得意味深長。
兩個月後，當時作為中央要員的謝富治、王力，以「中央首長」的身份在受命巡視四川文化大革命進展情況時，特意到132廠的視察，可以看作是成都「五·六」事件最後的尾聲。
值得注意的是，在謝富治、王力視察132廠後的第4天，也就是7月10日，「11.19」派終於如願以償地將一直被造反派視為「五·六事件元凶」的原廠軍管會副主任陳文瑛、陳學銘揪回廠裡批鬥。當天下午，「11.19」派在廠足球場召開「控訴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罪行大會」，有廠內外4000多造反派戰士參加。就在這次會上，以「五·六事件元凶」的罪行，第一次揪鬥了原廠軍管會負責人陳文瑛、陳學銘。
成都「五·六」事件，這才算是劃上了一個句號。
（此文原載四川省社科院《當代史資料》2012年第1期。此次發表時略有修訂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