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牧牛圖》(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李可染被剝奪了作畫的權利，作為「反動權威」關進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關進「牛棚」的還有中央美院、中國美術家協會的黨政領導、系主任、教授和個別的學生，那一年丙午，李可染59歲，正是他的老師齊白石「衰年變法」的那個年齡。
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的作品是《苦吟圖》、《鐘山風雨起蒼黃》、《萬山紅遍》等，還有他寫的《寂寞之道》——那是前輩藝術家的名言，從事藝術要有苦行僧精神，不能急功近利，要甘於寂寞。李可染屢次以此教育學生，很多人從這裡受到教益。
房子被別人佔住，剩下不到一半，被佔去的四間房子裡的東西，全堆在美院的小廚房裡，書則堆進了過道，屋裡屋外貼滿了大字報。為李家做飯的王大娘氣不過這些黑白顛倒的事，幾次要去揭大字報，都被鄒佩珠勸止，生怕因此連累了這位秉性正直的大娘。當時李家和全國千萬個家庭一樣生活艱苦，有時一天只有幾角錢的伙食費，但她總是盡心盡力地把飯做好，維持李家老小的生活。
李可染後來極少向人談及他在那黑白顛倒歲月中的經歷。只是當時曾經與他一同患難的人們在回憶文章中講到他一鱗半爪的情況。他在「學習班」，曾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責。開飯值班時分不勻饅頭，被學生看守惡言相加。無端的欺凌、侮辱，他只能忍受。但同時，他為「專案組」中有像梁樂山這樣暗中保護他的學生而感到欣慰。他也竭盡所能地暗中保護、照顧比自己更弱的人。當時，有個美術史系的學生萬青力和李可染、吳作人等人關在一起，大家睡在上下兩層的木床上。萬青力的下面是李可染。
1966年李可染剛過60歲，他動作遲緩，持重寡言。最初的十幾天，沒說過什麼話，只是有時見人微微一笑，神情寬厚慈祥。關進牛棚的人彼此之間是禁止說話的，還不如同牢的犯人。每天除了背語錄、早請示、晚匯報、掃校園、洗廁所以外，就是寫認罪交待材料。寫那玩意兒，是再苦不過的事。屋子中間，是小課桌拼成的檯子，寫交待時幾個人就圍坐在檯子旁邊。李可染寫字慢極了，短短的一橫，好像要拉半分鐘，圓珠筆在紙上走不動的樣子，而且每天都是一頁紙，兩三行(許多年後，李可染告訴萬青力說，當年他是在「練字」呢)。有一次，萬青力實在寫不下去，就在紙上畫了三百二十四個方格，塗黑點，畫白圈，自己跟自己下圍棋玩。正玩得聚精會神，忽然，李可染身體向萬青力靠過來，用左胳膊肘壓在萬青力畫的棋盤上。萬青力猛一抬頭，見兩名看守正好邁進門檻，便慌忙把紙藏了起來。晚上睡覺前，萬青力爬上床，低聲對李可染說：「多虧您……」李可染伸出一個手指頭搖了搖，示意他不要說話。後來萬青力被轉移到別的房間，收拾行李時，李可染和吳作人分別把兩個小紙包塞在他的口袋裡。萬青力搬到別的房間以後，還是睡上床。睡覺之前，他打開那兩個紙包，吳作人給他的紙包裡是5塊餅乾，李可染給他的紙包裡也是5塊餅乾。萬青力只覺得鼻子一酸，淚水止不住湧了出來。
李可染一生在藝術上有膽有識，做人則忠厚誠樸，清白磊落，沒有什麼把柄可抓。1968年，他和版畫家古元一起，最早被「解放」。1969年，他被召到北京飯店作畫，但畫出的畫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又被請去補上了署名。
1970年的4、5月間，李可染和許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開始是下田拔草，後來被安排在傳達室看自行車和接、傳電話。夫人鄒佩珠送李可染到丹江口之後，隨即和美院師生員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縣的部隊農場勞動。李可染和鄒佩珠的3個孩子，李小可從部隊復員回京，在內燃機總廠當了鍛工，一幹就是10年。李庚上山下鄉去了內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現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畫家了。女兒李珠自幼喜歡畫畫，文革中插隊到寧夏固原，在六盤山下的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鍛練，因患脈管炎，幾乎把腿鋸掉，後來分配到涇原縣當小學教師。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時，鄒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時是十分炎熱的天氣，看到李可染同滑田友他們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這位女雕塑家總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幫他們把地面剷平，墊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頭夯實，把屋頂也給修理好了。屋子的外邊長著很深的草，蚊蟲肆虐，鄒佩珠又抓緊時間給他們編了個草帘子。李庚也去過丹江口，幫父親用石頭壘起了豬圈。
在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前的半年，李可染奉調回京。李可染回北京時已是64歲的老人了，由於有家難歸，他暫住民族飯店的招待所，直到1973年7月，才遷入三里河住處。
清漓天下景
1973年，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刊出旅美學者趙浩生採訪李可染、吳作人的錄音記錄《李可染、吳作人談齊白石》。1972年趙浩生到北京住在民族飯店，見到正在這裡作畫的李可染，趙浩生平素即仰慕李可染、吳作人，有此機遇，在徵得外交部同意後，便採訪了李、吳二人，當時在場的還有日本朝日新聞社的記者。趙浩生問李可染為什麼選齊白石為師?李可染說齊白石是傳統文化的承上啟下者，我們中年一代的畫家如不向齊白石學習，就犯了歷史錯誤，談話中，吳作人、李可染評價齊白石「是非分明」，「意志非常堅強」，「藝術上的修養非常深」。但這些大實話卻觸怒了「四人幫」。
早在1964年，江青就說：齊白石的畫，她已注意了好幾年，「那是什麼畫!為什麼要搞那麼大的畫冊，是誰把齊白石封為當代的藝術大師?齊白石是什麼人!」她罵齊白石是「守財奴」。康生也說：「齊白石的畫有什麼了不起!」李可染也許是無意中批了「四人幫」的逆鱗，但的確也是他實在不能容忍那種顛倒黑白的做法，大實話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但結果，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李可染又因「一股右傾翻案風，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公開進行反攻倒算」的罪名，在中央美術學院和美術界遭到批判。繼而在1974年2至4月的「黑畫展覽」上，李可染和他的學生黃潤華、張憑等的作品都受到衝擊，同時受到迫害的還有黃永玉、宗其香、李苦禪、李斛、黃冑等共18位畫家。他們為北京飯店、國際俱樂部等單位創作的一批佈置畫，被說成是「反動傾向十分露骨的黑畫」和「美術領域文藝黑線回潮」。李可染被展出示眾的是為民族飯店畫的一幅《漓江山水》，畫面上萬山重疊中，無數船隻溯流而進，除了逆光造成的山石之「黑」之外，帶著任何政治成見也不可能從畫上見出「十分露骨」的「反動傾向」。當時，幾處重要的國事或接待外賓的場合都懸掛著李可染相同題材的作品，美院有的師生看了「黑畫」展，私下議論說：「這些畫要批，也要學。」不少美術愛好者去看，是為了從禁錮中鑽出來一睹傳統藝術的丰采。李可染無法理解這些事情背後隱含的政治鬥爭，他主要是從藝術上不服氣這種無理批判。當時在美院中國畫系執教的劉勃舒後來說：「李先生對批黑畫不服氣，說‘我的畫都是從生活中來的’，拿出他的速寫本給我們看。大家看了非常吃驚。」原來李可染一直堅持畫速寫、素描，以不斷深入對造化規律的理解和把握，他畫中的形象都是將生活的礦石千錘百煉後獲得的。
1976年，李可染又為日本華僑總會創作了大幅的《漓江》和《井岡山》。巨幅畫是這一時期李可染創作歷程上的重要發展。但是，在當時，畫家思想的羽翼被捆綁著，無論是題材的選擇還是藝術表現手法都受到種種限制，動輒得咎，因此每幅畫都畫得十分吃力，十分拘謹。李可染對於自己70年代中的許多作品是不滿意的，畫面刻板、意境經營不足、個性得不到充分的體現。這些情況與他一貫的藝術追求是相悖離的。
「醬當體」
「文革」期間，李可染不能出門去外地，便到香山、潭柘寺、十三陵、頤和園等地畫速寫。連家門也不能出時，就對著朋友幫他找來的年曆、畫報上的風景照片畫，研究自然變化規律。有人記得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在香山臥佛寺見到李可染坐在馬扎上，用一支小鉛筆頭在小本子上畫路旁的塔松。他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速寫本，畫的速寫非常嚴謹、認真、有功力，而且目的性很強。有的專門畫山光的變化，有的專門畫人、畫松，有的專門畫小木船的各種動態，成百上千，一連數十頁。他還有些從未公開展出過的水墨山圖、雲圖，都是研究性質的。
在不能自由作畫的難熬歲月裡，李可染一直沒有放下筆，不能作畫便練字，連毛筆也不能用時，便用圓珠筆在寫交待材料時練筆力，為的是不使手生疏了。為了使字體更沉雄渾健，他反覆揣摩研習漢隸北碑，一度執著地練寫「醬當體」。所謂「醬當體」是他自己給起的名字，指的是從前醬園、當鋪招牌上那種為了避免字體柔媚流滑而不惜矯枉過正，極為生拙、死板的字體。
1974年7月間，由於精神遭受重壓，李可染的高血壓發展到失語、頭頸僵直到連回頭都困難了，和家人談事情只能用筆寫。幸虧老朋友、中醫魏龍驤幫他治好了病。魏大夫在詳細瞭解了他發病過程之後，很有把握地對李可染說：「只要你相信我，半年之後叫你說話，以後還能讓你上臺，能作報告。」服魏大夫給開的藥，李可染果真在半年時間內恢復了說話的能力，但手仍不靈便。於是他就每日不停地在毛邊紙上練字，正面寫滿了再寫反面，寫完字又練習畫橫線、豎線，直到把一張張紙都畫黑了才罷手。「功夫不負有心人」，苦練終於使李可染在書法藝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形成了他晚年獨具特色的李可染書體。
很多人在受到挫折之後，整個精神往往會隨之萎縮，再也恢復不了元氣。李可染是一個處事謹慎的人，對某些問題有時還顯得挺膽小，但在藝術上他卻表現出過人的膽魄和堅韌的意志。在逆境之中，他能夠冷靜地把握自己，在荊棘之中獨闢蹊徑。
「文革」後期的一天，李可染上街，馬路對面的女詩人柯岩遠遠看見了他便下了自行車，她穿過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對他說了聲「天快亮了」，然後就離開了。「天快亮了」這幾個字撥開了李可染心中的陰雲，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人們在互相戒備中生存的年代裡，聽到對自己信任理解的話語，這比雪裡送炭還感溫暖，柯岩的話使李可染深為感激。柯岩與李可染也因此成為患難之交。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