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呼籲減少政治權力對經濟的干預，以促進中國企業家精神的發展並推動政府的改革。 中國國家發改委本月發布的《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也提出簡政放權、下決心減少審批事項，推動民間資本有效進入金融、能源、鐵路、電信等領域。
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由李克強總理牽頭進行的中國新一輪改革，與中國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鄧小平推動下實施的改革有一個明顯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進經濟增長作為改革要實現的主要目標，而是將改革的重點放在解決中國經濟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
鄧小平當年一再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的經濟規模要每隔幾年上一個新台階，而李克強今年就任總理以來已多次表示，中國將來的發展可能會經歷一個中速增長期，只要能保持住7%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了。 李克強之所以將中國的目標經濟增長率下調，是因為他清楚，在以確保經濟高速增長為經濟工作第一要務的前提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微觀經濟活力不足等問題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但北京大學教授佩蒂斯認為，中國經濟要實現平衡，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必須大幅下降，而這將導致中國GDP的增幅無法超過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李克強主導的這輪經濟改革一開始就會面臨一個悖論：改革的成功將以損害改革的最終目標（保持經濟的良好增長）為前提。
這種尷尬局面讓人不由得想起北宋年間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背景是北宋當時陷入了所謂「積貧積弱」的困境，而「積貧」又是由「積弱」直接導致的。北宋並不是一個貧窮的王朝，當時政府的財政收入如果按「購買力平價」折算，不僅高於此前的唐朝，甚至高於此後的明朝和清朝。這種情況下北宋政府之所以依然財政緊張，主要是因為北宋的軍費開支負擔太重，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龐大軍費支撐下的北宋軍力，卻遠遜於唐朝和明清。於是，王安石變法把增加政府財力、提高國家軍力作為主要目標，但北宋軍力疲弱的真正癥結是宋朝皇帝對軍事將領的強烈不信任感，為防止將領擁兵自重威脅皇權，政府設置了種種制度來限制他們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甚至軍事將領在邊境指揮作戰都要嚴格按照中央政府事先確定好的排兵佈陣進行，這樣的軍隊哪能有什麼戰鬥力，於是政府只能靠不斷增加軍隊人數來增加軍力，由此導致軍費開支不斷增加，再雄厚的政府財力也無力支撐。
有不少後世人為王安石變法失敗扼腕嘆息，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沒有一條是直接針對宋朝皇帝對軍事將領放權不夠這一北宋「積弱」的癥結的，所以它的失敗不可避免。但我以為，以王安石的聰明，他不可能看不出這一點，之所以他的變法主張沒有直指這一要害，是因為他和支持變法的宋神宗都清楚，把軍權大幅下放給軍事將領，雖然有可能立竿見影地提高北宋軍力，但卻很有可能導致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局面的重現，甚至直接威脅到趙宋皇室的江山穩固。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目標是鞏固趙宋王朝的江山，如果江山都不保了，改革還有什麼意義呢？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而高速的經濟增長一直中國當今政治結構、國際地位和社會穩定的先決條件，抽去了經濟快速增長這根最重要的樑柱，由其支撐的一系列現存結構都有可能垮塌，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情況下，改革對政府自身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說，如果要期待李克強主導的中國這輪改革獲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個問題：其一，改革者有沒有魄力和勇氣不顧經濟增速的顯著放緩堅持把中國經濟調整到平衡狀態；其二，在把中國經濟調整到平衡狀態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速是否必定會降至顯著低於7%的水平；其三，中國政府在經濟增速真的降至3%至4%水平的情況下繼續堅持將經濟向平衡狀態調整是否會引發社會動盪。
從中國領導人近日的表態看，7%的經濟增速是他們的容忍底線，所以如無意外，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對於第二個問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專家拉迪有著不同於佩蒂斯的看法。 拉迪認為，那種認為中國經濟再平衡的結果注定是經濟增速大幅降低的看法，忽視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動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勵私人消費支出的更快增長方面所具有的能力。他認為，中國經濟在逐步實現平衡的過程中，經濟增速儘管不會繼續達到兩位數，但也不會低至佩蒂斯所假設的3%至4%。如果拉迪的看法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中國政府不必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也很有可能較為順利地完成當前這輪改革。
但如果佩蒂斯是正確的，而各種主客觀原因又使得李克強總理不得不著手推進當前這輪改革，那麼改革的成敗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經濟增速伴隨著改革的進行而大幅減緩時是否會發生社會動盪。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從政府到老百姓都需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對於幾十年來已經習慣了政府花錢買穩定的中國社會而言，這種局面下能避免發生社會動盪嗎？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認為，其實老百姓是懂道理的， 知道沒有「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事，從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情況看，專制條件下老百姓就要向政府無限問責，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願意減福利。
如果秦暉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硬著頭皮改革的中國政府將會與王安石君臣當年一樣面臨著一個攸關改革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敢不敢把手中的控制權真正放出去。王安石變法時北宋已經步入中衰期，如果當時朝廷真的把軍權下放給軍事將領，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趙家皇帝們很有可能控制不了手擁重兵的各方將領，從而導致天下大亂、江山易主。王安石變法失敗，根本原因是宋朝皇帝沒有放權的自信。但中國歷史上那些處於上升階段的王朝也曾實施過重大改革，如商鞅變法等，這些改革卻大多取得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實施這些改革的主體有勃勃生機，對局面有敏銳的反應力和強大的把控力。李克強的改革如果真的需要在明顯不利的局面下殺出一條血路來，歸根到底，還要看共產黨所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否真正經受住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