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鄉，老桂從我（縣城的）家門前走過。父親說，他已從縣人大副主任的位置退了下來，如今成了300多畝土地的莊園主。其實，他在位時，就在老家租好了這300多畝山地。租金毫無疑問是低廉的，合同雖然寫著50年，誰知道50年後是個啥樣兒？
他雇了些人，把這300畝山地全種上了茶樹。於是他常開車來到茶園，在茶園中走走，感受莊園主的樂趣。如今茶樹早已結籽了，他購買了榨油機。茶籽油稱為油王，每斤價50元，那榨出來的似乎不是油，而是白花花的銀子。
老桂的父親土改前窮得要飯，過著流浪、挨餓受凍的生活。土改時，他的父親帶頭打土豪分田地。由此，他不但分到了田地，房屋，還當上了革命幹部，後來又當上了人民公社革委會主任，再後來當上了縣委書記。老桂是「官二代」，如今這個「官二代」也退休了，卻當上了莊園主。
我去過一個莊園，從國道上一直的水泥路通到莊園，村民告訴我，這水泥路是縣裡幫修的。莊園好大，有幾十畝地，種了果樹，挖了魚池，建了別墅。當地的一些官員雙休日常來這裡釣k魚，然後陪莊園主聊聊天。那些來的官員都稱莊園主「老爺子」，聽當地人說，老爺子是一位老革命，土改時帶領窮苦大眾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那時他雖然年輕，但很威武，背著駁殼槍，經他的手不知槍斃了多少地主。
土改時，我的村莊是個60戶的小村莊，但卻有6戶被打成地主、3戶為富農成份。聽村裡參加土改的農會幹部說，當時按指標每10戶打一戶地主，也就是矮子裡拔高個，排排隊，村裡最高的那6家就被打成地主。他們的田地、房屋被窮人瓜分，還被趕出去住茅房。從此這6家人厄運來臨，財產沒收了，人歸在另類，是批鬥的對象，挨跪、戴高帽子游村，最累、最苦、最重的農活就是這些地主分子去幹。如春耕，天氣寒冷，下著雨雪，這些地主分子赤著腳去勞動，更殘酷的是他們的子女受到歧視，不能參軍、招工、上大學，兒子找不到對象做老婆，姑娘漂亮能幹，嫁不到好男人。
「改革開放」後，地主雖然摘帽了，孩子能考大學了，但他們始終不能與土改幹部的後代在同一起跑線上，因為那些土改幹部家族仍然在各個地方主政，把握著權力，佔有著公共資源。他們有的不但地位顯赫，而且還是當地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當今查出來的貪官動不動是千萬元，億元，如果把這些貪官的家史公布出來，又有多少是土改幹部家庭？
如今這些靠打土豪發家的人比當年土豪更牛，當年那些被打的土豪，其財產與他們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雖然他們擔心和懼怕第二次打土豪，因為他們深深懂得這種打土豪的殘酷和不人道，甚至是血淋淋的，所以，有的早早地捲著錢財離開了這塊土地，去了不會產生土改這樣荒唐，且「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國家；有的是讓老婆和孩子走，自己卻沒走，是貪戀手中的權力。因為這種權力還可以繼續攫取財富。雖然他們十分懼怕打土豪，但他們又不願改變當前的現狀，因為一旦改變，有了好的制度，權力就被關進了籠子，他們就不能再攫取最大的財富。
這些土改幹部的子孫，仍然在繼承前輩的意志，利用土改的「看家本領」看管中國，他們希望和他的爺輩父輩那樣，槍斃一個人，不需要法律，只需要他一句話。土改之後，有段時間是民主的，把權力關進了籠子裡，但好景不長，一貫叫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土改幹部們很快就適應不了，於是他們希望鬥爭。可地主土豪、反動派該殺的都殺掉了，該坐牢的都坐牢了，如今鬥爭誰呢？於是就來了右派，來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賣國賊、工賊等等，有了這些名頭，就有了鬥爭，結果國家主席也是賣國賊，被鬥爭死了，元帥也是叛徒，也被鬥爭死了。文革應是土改的翻版，那些造反派的頭頭根正苗紅，許多就是土改幹部的子孫，他們一聲令下，可以抄你的家，把你全家趕出去，讓你們餐風宿露；可以拉你去批鬥，挂大牌子遊街；可以把你吊起來打，可以給你一個罪名，送你去坐牢，甚至判死刑。有資料載「文革」期間,有地方活埋「地富反壞右」家庭成員，殘酷得連小孩子也不能倖免。在我家鄉，一位土改幹部當上革委會主任後，為了長期霸佔別人的老婆，給對方一個販賣黃金的罪名，送進大牢。所以說，要徹底地否定文革，反思土改，要不然政治改革就不會總是受阻。所以說，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誰也不能保證第二次打土豪和文革不會捲土重來。
有意思的是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著名評論員邱震海在 5月17日發了一條微博：「未來幾個月，中國將出現一股新的、更大規模的移民潮。不要問我為什麼。」截止5月20日17點轉載1.2萬多次。看了這條邱震海的微博，我沒有考慮「為什麼」，而是重新找到余華的《活著》來再仔細閱讀。
重讀《活著》，再次被震撼。中國過去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災難卻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鬥爭與生存的故事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殘忍。尤其是《活著》中土改的故事。福貴家有100多畝田地，還寬敞的大房子，在當地應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主，因為他嗜賭，輸了家裡所有的財產，而賭贏的龍二，就成了福貴所有財產的主人。福貴租種了龍二的5畝地，成了佃戶。可龍二隻享了四年福，土改就來了，他卻被槍斃了。龍二臨死前對福貴說：「我是替你死的。」
其實，大多地主並不是如龍二這樣不勞而獲得來的財產，而是像福貴的祖輩那樣，先養隻雞，再養頭羊，然後再養頭牛……省吃儉用，勤勞努力而發家的。他們並沒有作惡多端，而最後財產被掠奪了，還被槍斃。四川的劉文彩，根本就不是課本中那十惡不赦的劉文彩，而是一個心地善良、慈善的大財主。為了鬥爭的需要，地主被醜化了。使不瞭解歷史的人對地主產生誤解。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為富不仁的鄉紳地主為害鄉里。其實地主與佃戶的關係，是供應關係佃戶為地主提供糧食和財物，地主為佃戶提供保護。就像西方古代大封建主與小封建主之間的關係是共存的。地主世居或長居在某一地比較注重口碑和鄰里的評價，大多數地主修橋鋪路、建設私塾學堂。他們就像現在的民營和明星企業家一樣反哺鄉里造福一方。
福貴在幾次死亡線上逃生，他認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福始終離他那麼遙遠，災難卻是接踵而至。他讀小學的兒子死在為縣長夫人生孩子獻血上，是活活被抽死的，因為縣長夫人的命比這窮苦孩子的命金貴。而那位縣長春生，也是一位帶領窮苦人打土豪的土改幹部。
余華《活著》中的土改故事，雖然是小說，但卻是現實寫照。福貴曾經是地主，但他後來不管如何努力拚搏，也成不了地主和富豪，不像他的祖輩那樣：羊可以變成牛，而他只能把羊變成雞。土地是集體的，歸國家所以，所以土地賦予農民的是低廉的。也正因為如此，房子低廉得不能貸款，而政府與開發商征地之後，土地一夜間就成了寸土寸金了，征地拆遷是他們的另一種土改。
所以，當今成地主和富豪大多是「春生」的後代們。他們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和拚搏，因為「土改」給他們留下了「龍生龍，鳳生鳳」的「遺傳基因」：權力世襲，財富遺傳，以及土地中攫取的暴利橫財。
摩西帶著以色列人一起到達「流著奶和蜜」的地方；而土改幹部則利用了自己帶領的那群人，自己先富了，並到達「有奶油和美元」的地方，而把他們留在那仍然荒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