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1年多來，我經常夢見小時候我騎在父親的脖子上，父親左肩一張耙，右肩一張犁，還要牽著家裡的大公牛，淘氣的我晃蕩著自己的腳丫子，還用手去遮擋父親的眼睛。
夢見父親挑著籮筐帶著我們去外婆家，籮筐裡放著爸爸的舊棉衣，我們兄弟躺在籮筐裡，爸爸快步走在山間的小路上，一路笑哈哈。
又夢見去年的那個夜晚，父親在旅館老闆的幫助下去醫院看病，父親用手按住自己的胸口在醫院的走廊上步履蹣跚，艱難前行，夢見他的臉紅的發紫，一臉的痛苦。夢見他倒在醫院的大廳，十多個醫院工作人員在他的身邊經過，無人救治。
父親是一個農民，他除了種地還要打苦工賺錢，在長沙打工的時候，工地上裸露的鐵釘特別多，一不小心，釘子就輕易扎透了膠鞋，鑽心的疼痛。父親過世後，整理遺物時發現他在筆記本上寫道：「釘子紮腳，休息一天」。想起父親的腳腫的鞋子都穿不上，疼的站都站不起來，不禁潸然淚下。
父親對我們恩重如山，而我們卻再也沒有機會報答父親。2011年2月22日凌晨3點30分，父親因為胸部疼痛在旅館老闆的帶領下走進武潭中心衛生院緊急求救。在醫院求救的1小時裡，沒有得到任何檢查，沒有任何緊急救治，甚至連一杯水也沒有。
在處理父親善後事宜的時候，聽醫院解釋父親因為急性心肌梗死去世。當我從監控錄像中看到父親用手按住胸口，艱難前行的時候，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煎熬。源自心臟的巨大疼痛錐心疼痛，讓我一次又一次的潸然淚下。特別是看到父親第二次求救時候，坐在二樓走廊的椅子上，痛苦的呻吟聲將隔壁病房的病人都叫醒了。而父親卻仍然沒有得到任何的救治。
父親倒在醫院大廳10分鐘後，醫院員工就已經發現了，但是未採取任何救治措施。當時副院長就在四樓的監控機房內值班，作為內科專家，他清楚的指導患者的危重病情，卻不採取任何救治措施，作為家屬，心中的悲痛愈發感覺淒涼。救死扶傷的醫院，什麼時候變成了人民幣的醫院啊？
5點43分，一個身穿白大褂的女工作人員，從父親的身邊經過，她回頭看了父親，然後見死不救，直接上了二樓。我們無法想像救死扶傷的人民醫院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冷漠？毫無人性。
5點50分，一個手提紅色水桶的男子經過父親身邊走出了醫院。他的冷漠讓我再次感覺寒心。
6點44分，一個男子走進了醫院大廳，他經過父親身邊，見死不救。他經過藥房時候朝藥房內看了一眼，後來直接走進後院撥打了電話並朝四樓張望，隨後打開了餐廳的房門，進入了餐廳。我不知道他的電話打給誰？總值班的副院長還是其他人。
6點47分，兩名背包的學生經過父親身邊，急匆匆穿過醫院走廊。我不想過多的指責他們見死不救，畢竟他們還太小，不懂得生命的價值，或者等到他們長大了，會明白生命的意義。
6點59分，一個身穿白色大褂的男子走進醫院大廳。他在父親身邊觀察，同餐廳出來的醫院員工交談，又叫醒了藥房的周志如，三個人冷漠圍觀。我不知道該怎樣去評價他們的行為，或者醫院工作的人們，見慣了生死，都已經麻木不仁了吧？
7點02分，藥房周志如在藥房內冷漠旁觀。
7點07分，120急救醫生熊雄軍從醫院外走進大廳。熊雄軍一邊打電話，一邊摸了父親的手腕，2秒鐘後就離開了。無法想像，這個就是專業的檢查？草率的判定一個人的生死。
7點13分，接診醫師曹慶輝來到了大廳，曹慶輝進入大廳後未對父親進行任何檢查確診，對於躺在地上的父親沒有半點的關心和同情。她首先檢查了父親隨身攜帶的物品，看看藥品有沒有吃。然後她就像一個沒事的人，和熊雄軍，副院長詹學奇，藥房周志如一起冷漠旁觀了。
7點13分，收費員李寧杯藥房周志如叫醒。李寧站在收費室窗前，冷漠旁觀。
7點15分，副院長詹學奇從四樓下來，在大廳內冷漠旁觀，未進行任何生命體征的檢查，也未組織醫生進行任何的救治。作為內科專家和業務副院長，如此對待生命，我的悲痛已經超越了所忍耐的極限。
7點21分，醫院院長熊鋼走進大廳，看了一眼後就直接離開了。一個醫院從院長到醫院員工，一個個都是冷漠無情，對待患者見死不救，一個個早已遺忘了從醫誓言。一個個都變成了賺錢的機器。人民醫院啊，什麼時候你變成了人民幣的醫院？
無法想像，父親遭遇了十二人次以上的見死不救。直到10點40分法醫勘察現場，才進行了生命體征的檢查。一個醫院從4點47分發現，期間十二人次見死不救，沒有任何人進行生命體征的檢查，沒有任何人報警，沒有任何人履行緊急救治的義務。員工與院長之間配合時多麼的默契啊。我不知道這樣的悲劇還會發生多少。
4點47分發現，7點40分報警。中間有3個小時，沒有任何救治，沒有任何確診生命體征，沒有任何人關心倒在地上的父親。多麼漫長的三個小時啊。
我的父親只是天底下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他活著的時候默默無聞，他去世的時候冷冷清清。他孤零零的躺在醫院的大廳裡，等待著他的兒子接她回家，等待他的兒子呼喊：「爸爸，我們一起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