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0日訊】文章導讀：其實那時候，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干了，鍋也早在大煉鋼鐵時給收走了，村幹部只要看到誰家冒煙，就跑到他家裡來搜糧食。公共食堂已經斷糧，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幹部為了完成任務，生產隊長和積極份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裡、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屋裡屋外仔細檢查，凡是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捅一捅，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潮濕鬆動的地塊，他們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真所謂挖地三尺。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裡有沒有未消化的糧食粒。
墓碑正面。攝影時間：2006年10月
墓碑碑文。攝影時間：2006年10月
一、我為什麼要為死於大飢荒的親人立碑、寫書？
大飢荒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由於這場災難被有意遮蔽、隱瞞，加之大飢荒的親歷者或者已經故去，或者已經年老失憶，或者以"往事不堪回首"為由，不願意生生地揭開自己心靈的創口，寧可塵封傷心往事，讓親人不僅死亡於肉體而且死亡於記憶，因此，這場人類歷史上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禍正在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當我想把自己的悲慘經歷告訴下一代時，他們就像聽《天方夜譚》的故事一樣，感到匪夷所思。這時，我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以搶救歷史，不讓這段往事如煙散去。
大飢荒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的大劫難。尤其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大飢荒中被餓死的幾千萬人中，絕大部分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默默地屈辱地拖延地死去了，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他們沒有自己的代言人，極少有人知道這龐大的"非正常死亡"數字，更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慘絕人寰的事實。作為一個倖存於大飢荒的農民兒子，我感到有責任為他們代言，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我曾經採訪過當年我們村的村長歐儒存，問他明明知道家家戶戶沒有糧食，為什麼還要打罵社員追逼，以致造成別人家破人亡，自己也因而獲刑坐牢？不料他說「以前的事我都忘了，一點也不記得了。」我再進一步地提醒他時，他又說「你別問我了，我年紀大了，一點不記事，啥都不知道了。」我知道他是在拒絕記憶、拒絕反思。我們常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然而，當這些慘絕人寰的「前事」被遺忘之後，後人對此一無所知時，它就不可能成為「後世」的「師」，使之借鑒、反省、自警從而避免悲劇重新上演。一個不敢正視歷史的民族不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所以，我在為我死於大飢荒和文革的親人豎立的墓碑的碑文寫道「家悲國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並昭示後人」。這是我要見證這段苦難和罪惡的深層原因。
2003年我退休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村口為我死於大飢荒的祖父、父親、叔父、嬸母和後來死於文革的母親豎立了墓碑，2008年底出版了我的回憶錄《共用的墓碑》，讓我在大飢荒時代死去的5位親人又活了起來，活在歷史裡，活在人們的記憶裡；更感謝基金會讓我有機會在這個場合見證這段悲慘的歷史，讓我死於非命的親人欣慰於九泉。
一．何來人禍？
這場大飢荒被稱作「三年自然災害」，但實際上，有的學者根據當年的氣象資料分析那幾年恰恰是風調雨順的三年,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氣象狀況總的來說乾濕相當的，算不得自然災害。
我當時是十六、七歲的初中生，對事情已經有清晰的記憶力。我出生在農村，學校又經常組織我們下鄉支農，所以如果有大的天災，我們是會知道的。就我回憶，在59-61年間，在我們縣範圍內並沒有大的天災。
沒有天災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人「不正常死亡」呢？1958年大躍進中各地爭放衛星，廣西環江縣放出了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畝產13萬多斤！據《餓鬼》一書說，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迫使各級都創造他提出的目標。為了層層落實高指針，地方各級黨的領導在省裡開會時，被關在會議室里長達數星期，直到哪位領導點頭應允了當地的高目標，才獲准放行走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我們碭山縣的主要作物是小麥和雜糧，一年兩茬，收了小麥種黃豆或者其它雜糧，如山芋等。據我們當時的公社書記梁學孔的回憶錄說，當時的碭山縣六個大公社，兩個公社上報小麥畝產1000斤，另外兩個公社上報500斤。但當時的實際小麥最高畝產量只有100多斤。光明大隊的隊長王恩行說得更具體：全唐寨公社生產隊以上的幹部集中在文莊開會，叫幹部報產量。上面的要求是畝產兩千斤。那個時候，一年麥豆兩茬的產量只有300來斤。幹部們知道達不到，最後以山芋的產量一斤抵一斤算（山芋產量高，但熱量低水分大），還是達不到。凡是在會上報得低的，就遭到批鬥。
大放衛星帶來了高徵購。後來上面就按照上報的數字徵購糧食，社員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被征盡後，仍然達不到徵購數字。他們就想當然地認為下面在瞞產私分，於是就層層追逼糧食。為追逼糧食，鬥爭、打罵社員和「右傾」的幹部就是普遍的事情。採用的方法除掉常用的擠、推、壓外，我們唐寨公社還發明瞭一種叫做「火車壓油」的酷刑：把會場搬到火車站鐵路旁，命令「右傾」幹部趴在鐵軌上，讓別人層層往他身上壓。這種辦法足以把人的腸子擠出來，直到被斗者報出更高的徵購數字。散了會，幹部就用這些方法整社員。我60年寒假回家過年那幾天村幹部正鬥爭前院的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歐四奶奶，叫她站到桌子上，每隻手拿一根筷子，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扑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幹部和積極份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參加這樣的會議，其實等於接受一次酷刑。我的叔父也是直接死於批鬥的。
其實那時候，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干了，鍋也早在大煉鋼鐵時給收走了，村幹部只要看到誰家冒煙，就跑到他家裡來搜糧食。公共食堂已經斷糧，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幹部為了完成任務，生產隊長和積極份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裡、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屋裡屋外仔細檢查，凡是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捅一捅，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潮濕鬆動的地塊，他們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真所謂挖地三尺。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裡有沒有未消化的糧食粒。
這是大飢荒的第二年，食堂裡早已斷了糧，上面的口號是「低標準，瓜菜代」，食堂的供應標準是每人每天一兩八錢。社員編的順口溜說：一兩八錢，餓不死炊事員。除掉村幹部、積極份子和炊事員多吃多佔的外，社員吃到嘴裡的恐怕不足五錢。但這個定量還決不是米和面，而是山芋干子或是用山芋籐子、干茅草根、干樹葉磨成的粉。炊事員用這些東西摻上野菜做成窩窩頭，再用白水煮點野菜，撒上些鹽，算是湯。每天兩頓飯，一人一個小窩窩頭，另加一舀子湯。社員說食堂的窩窩頭「像牛眼一樣大」，把菜湯叫做「四個眼的湯」（稀的可以照見人影）。
為了果腹，人們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雞鴨鵝和貓狗這些家養的動物成為首先被消滅的對象，然後，從樹上的、到地上的再到水裡的，無論可吃的還是不可吃的都被人們吃了個遍。柳樹芽、槐樹葉、榆錢子（榆樹花）是上等的菜，葉被吃完後，人們接著吃這些樹皮，後來很多柳樹、槐樹、榆樹都被人們吃死了。我們當地的野菜如苦苦菜（苦菜花）、富富苗（牽牛花）、刺刺芽（葪草）算是高級野菜，凡是地里長的都有人吃，不知有多少人因為誤食了有毒的植物而中毒致病乃至死亡。水裡的魚蝦、泥鰍、蝸牛、蒲根、水草早已被人們吃絕了，人們開始捉青蛙。有的人連癩蛤蟆也捉著吃，吃過後便上吐下瀉。很多人把棉籽榨過油後的殘渣弄碎了做成饃吃，吃過後人會嚴重的便秘，拉不下屎，只好請家裡的人用棍子往外扒。最慘不忍聞的是有人看見別人的大便裡有沒消化光的糧食粒，便把大便捧回家，用水衝過以後食用……
為了活命，年輕人都千方百計外逃。但當時政府把外逃叫做「流竄」，嚴加禁止，到處設關口，抓到就遣送回去或者就地關起來。但村裡還是有些人設法闖了關東，他們不僅保住了自己，還設法把剩餘帶回家，使全家得以倖存於那場大災難。
另一個重要的謀生手段就是偷。在那個年成，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為了活命，家家戶戶都在偷，社員偷地裡的，隊長偷場上的，村長偷倉庫裡的，整個農村形成了一個「偷」的鏈條。我們生產隊長趙子科說，除了朱敦宣（全隊最老實的）外，沒有一個不偷的。但不久朱敦宣也在偷莊稼時被趙子科逮了個正著！
最殘忍、最慘不忍聞的就是人吃人。我的中學語文老師彭捷告訴我，他的一位遠門的爺爺餓死後被草葬入地，老翁的侄子夜間偷偷把他的屍體弄回家，扒下他的棉袍，隨手搭在屋樑上，然後把老翁拆散放在大鍋裡煮而食之，還將沒有吃完的當牛肉賣給了鄰居。有人懷疑，把情況偷偷地告訴了老翁的女兒。老翁的女兒聽說後，回娘家探聽情況。走進堂兄家的門，她一眼看見屋樑上搭著父親的棉袍；掀開鍋蓋，鍋裡還殘存著幾根大骨頭。女兒頓時一切都明白了。她氣昏了頭，憤憤地瞪著堂兄，罵了一句很不得體的髒話：「你這個千刀萬剮的，什麼鳥東西都能吃！老天爺有眼打雷劈你！」
二、天塌地陷
我祖籍山東鄆城，祖父帶著父親、叔父和兩個姑母流落到安徽碭山縣的唐寨大南門村。「解放前」，父親和叔父靠給地主做長工來維持全家的生計。父親和叔父都曾被日本鬼子抓去關東挖煤；淮海戰役時，父親和叔父也都冒著生命危險推著獨輪車支持解放軍。「解放後」我們分得了土地，當家做了主人，在上邊號召「走集體化道路」時，父親第一個報名入了互助組、初級社，由於父親的誠實、能幹，被選為我們生產隊「解放後」的第一任隊長。可是，隨著1957年的人民公社和1958年的大躍進，災難向我們家和中華大地的千家萬戶步步逼近，使數千萬人淪為餓殍，使我家在1960年春28天的時間內家破人亡。
家裡兩個院子舊址照片
（原來叔叔、嬸母住的院子舊址。爺爺和叔父母去世後，母親和二哥便住在這裡。右邊的一間小屋便是二哥藏匿小侄女屍體的地方。院子最前邊本來還有一間半小屋，那是爺爺住的地方。右邊是我們的院子舊址。東屋是大哥嫂子住的廂房，小侄女就死在這間房子裡。東廂房南邊本來有一間小鍋屋，父親就吊死在這間鍋屋裡。攝影時間：2006年10月）
當時我全家共有12口人，分成兩個院子居住，（插圖4：家裡兩個院子舊址照片）爺爺跟著叔叔、嬸嬸住西邊的院子裡，爺爺住在院子最前邊的一間小屋。我們家住東邊的院子，父親、母親、帶著沒結婚的二哥和嫂子及三個侄女、一個侄子住在這個院子的東屋裡（廂房），這間廂房南邊是一間小鍋屋。大哥在十多里外的一個小學教書，我在碭山中學讀書，1960年我17週歲，正讀著初三。
1.父親的辭世
1960年的3月7日，我父親懸樑自盡。他是我們家第一個辭世的。他那年61歲,用母親的話說：「正是領家過日子的時候」。他為什麼會自殺呢？當時父親上有老，下有小，父親眼看著八十多歲的爺爺一天不如一天，正在一天天走向死亡；不滿週歲的小侄女的哭聲把父親攪得心神不寧。一聽到小侄女的哭聲，他就在院子裡來回走，心如刀絞。小侄女的哭聲常常從天黑持續到天亮，父親也就一夜一夜地在院子裡來回轉。父親內心在受著煎熬，在思想上進行著艱難而痛苦的生與死的鬥爭。他不忍心眼睜睜看著自己嗷嗷待哺的孫女和年過八旬奄奄一息的老父親都被活活餓死。家裡實在沒有一口可吃的，而村幹部還在繼續打人罵人斗社員逼糧食——他實在看不到一點點生的希望。
父親原是我們生產隊的第一任隊長，後來不當隊長了，還繼續擔任村裡糧食保管員的要職（在那個缺糧的時代，糧食保管員簡直等於今天的銀行行長）。到了1960年，村裡已沒有了糧食，幹部便讓他看管山芋育苗床。那時看管山芋育苗床比當糧食保管員更難。被飢餓逼瘋了的村民，把山芋育苗床當成最好的目標，冒著挨打、被斗的風險，想盡一切辦法去偷。用老百姓的土話說：「你栓個老虎也看不住。」所以儘管父親盡心盡意地看管，常常整夜不敢合眼，苗床裡育種的山芋還是日漸減少。父親想辭掉這個職務，但隊長不准，因為除了父親他實在找不到更放心的人。這在父親是個很大的壓力：山芋在減少，父親又抓不住偷山芋的人，別人就會自然地懷疑是父親自己在監守自盜。說你自己沒偷，有誰信呢？跟誰去說呢？父親背著沈重的思想負擔。終於有一天，隊長發話了：「要是再抓不住偷山芋的人，就算是你自己偷的！」父親雖然是個農民，卻極在乎尊嚴。他雖不能說出「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豪言，卻一樣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清白的身上潑髒水，所以，這句話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足以使父親最終作出死的決定。
「哀莫大於心死」。學者們對自殺的研究表明：自殺的人實際上心理上早已經死了，徹底絕望了，自殺只是消滅身體而已。所以，從理論上看來，父親的自殺是不可避免的。
2．叔父的去世
叔父是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天去世的。叔父那年只有五十二歲，在飼養組養牛。前些年有專門的飼料糧，在篩洗牛飼料的時候，偶爾也會淘出麥粒、黃豆來，因而村幹部斷定這麼多年來一直擔任飼養員的叔父一定偷食過飼料糧，家裡一定藏有糧食，要逼他交出來。其實，從59年時飼料糧就連同口糧、種子糧一起被征光了。叔父交不出，自然就免不了遭批鬥，受到推拉扭打。據嫂子說，叔父被人推倒地上，當時就吐了血。像叔父這樣的老實人，尤其受不了這樣的氣。父親的自縊身死對叔父自然是雪上加霜，促使了他的辭世。
3．爺爺的辭世
爺爺是我們家第三個辭世的。爺爺那年82歲，是村裡年齡最長德高望重的老者。爺爺雖然年齡大，但沒有任何疾病，前兩年還在晚上跑到十幾里外的地方聽大戲，大年初一我去看他的時候，爺爺拄著根棍子站立在他的小屋裡，已經骨瘦如柴。
父親、叔父的相繼去世無疑是對爺爺的致命打擊。聽村裡人說，父親、叔父死後一連六天，爺爺每天上午拄著一根枴杖，一步三晃地走到父親和叔父的墳地上，晃晃悠悠地繞墳數圈，一邊走一邊泣不成聲地說：「兒啊……我的兒啊，往年都是兒埋爹，想不到今天爹哭兒……我的兒啊……」凡當時看見爺爺哭悼父親、叔父的人，沒有不落淚的。我至今不明白：我埋葬父親後返校前向爺爺告別的時候，他分明已經臥床不起，只是一息尚存等待著死亡，他哪裡來的力氣使他站立起來並來回走一兩里路去哭他的兩個兒子？而且一連六天天天如此！到了第七天，他自知他這一盞燈的油已經熬干了，他也要隨兒子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但是他已沒有了自殺的力氣，於是，爺爺用自己扎腰的大帶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頭掛在床幫上，就這樣死去了。第七天的早晨，他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僵在床前地面上。
這樣，爺爺、父親、叔父他們爺兒三個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死去了。
4．嬸母的去世
爺爺死後第十天，三月二十五日，嬸母病餓而死。嬸母雖然年齡不大，但患著心口疼（我估計是胃潰瘍），飢餓無疑加重了她的病；失去了叔叔，終於沒有熬過來，孤苦伶仃地死去了。她是我們家第四個死亡的人。這樣，由於他們沒有子女，按照農村裡的說法，叔叔這一門算是死絕了。
5．小侄女的夭亡
嬸母去世後的第十一天，西曆四月五日，小侄女終於停止了哭叫——她被活活地餓死了。這一天正是清明節，是萬物復萌草木芃芃的日子，然而，我的小侄女，這個在錯誤的時間出生的孩子的小生命卻在這一天終結了。她出生在1959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後夭亡我也不曾見過她一面，家裡也沒有人給她起名字，只聽母親喊她「小閨女」。她在世上僅存活了不到一年。
這樣，自父親三月七日懸樑自盡，短短的二十八天內我們的十二口之家竟有五口人相繼辭世，使我家倏忽間天塌地陷家敗人亡。當年輕氣盛的爺爺當年帶著兩個兒子從山東鄆城來到這兒定居的時候，他是萬萬不會想到他們爺兒三個會在一個星期內死於非命，然後一起被葬到一片荒灘上。
入了人民公社之後，我們再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父親被葬到村口的荒灘高坡。後來叔父、爺爺、嬸母和後來死於文革的母親也都葬在了這片荒灘，當時自然不能按照現在的風俗講究墳塋的排列位置了，自東向西並排排列，分別是爺爺、父親和母親、叔父和嬸母。
父親的「棺材」是母親陪嫁的嫁妝，歲月的剝蝕已變得油漆斑駁的櫥櫃。因為櫃櫥太短，父親的兩隻枯柴般的腳露在外邊。送葬的路上，當我偶爾抬起頭的時候，還看見父親露在外面的兩隻腳在「棺材」的後頭擺動。
叔父睡的是一塊門板，身上蓋著一張蘆席，與父親的墳並排。直到多年後母親一想起那年的事就會哽嚥著重複那句話：「親弟兄兩個一個頭（一）天（走），一個第（二）天（走），一個睡櫥櫃，一個睡門板，我一輩子的挖屈（遺憾）啊……」
埋葬嬸母使用的是他自己陪嫁的衣櫃。當嫂子發現嬸母的時候，她已經不知斷氣多長時間了。嫂子趕緊找到村長歐儒存，跪在他面前磕頭哀求道：「儒存叔，我求您了，您行行好吧，您千萬行行好，俺嬸子死了幾天了，不能讓她臭在家裡，求求您找幾個人把她抬到地裡去吧……」嫂子邊說邊磕頭。這樣，歐儒存好歹找來了幾個人，把嬸母的屍體原身放進她自己陪嫁的衣櫃裡，仍舊抬到那片荒灘上，埋在叔叔身邊，算是入土為安了，也算是與叔叔合葬了。
只有爺爺使用的是棺材，因為農村裡有提前為老人準備壽材的風俗，父親和叔父前幾年就為爺爺買了棺材。
至於我的那個小侄女，她被用一片爛席裹著埋到另一片荒灘上。
三、災難的繼續
但悲劇並未就此結束。四月中旬的一天，二哥從縣看守所裡寫給我一張明信片，告訴我他被拘留了，關進了大牢。我回家打聽二哥的事。母親告訴我說二哥不敢像別人一樣到地裡偷吃的，天天在家裡餓得亂轉。小侄女死後，埋到壩子底下，二哥夜裡偷偷地把她扒出來，弄回家藏在一個爛缸裡，用麥草蓋上。後來被嫂子發現，大哭大鬧，大喊大叫，鬧得鄰居都知道了，村幹部也知道了。不久，他就被人帶走了。
母親說，二哥想用小孩的腦子治他的頭疼病。二哥自己後來向我解釋說他當時是想給母親「燒碗湯喝」，但我的緊鄰王作軍說「他把小閨女劈開了」。實際上對這件事最直接的知情者是我的嫂子，儘管她還健在，但我不敢問她，因為我害怕聽到更加耳不忍聞的細節，雖然我很想知道。
後來，他被判了十年徒刑。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以什麼罪名被判的如此重刑？
四、我在大飢荒中
1.省口中食給母親。在學校裡，我們的口糧標準和質量逐年降低，由初一（57年）時的36斤麥面，到60年初三那年只有22.5斤山芋粉和山芋片了。但我們依然維持著一日三餐，早餐是蒸熟的山芋片外加一碗山芋片麵糊糊，中午和晚上是一個山芋粉麵做的窩窩頭和煮的爛白菜之類。每到吃飯的時候，我便悄悄地掰下一塊放在我的書桌裡。三兩天後，我便自己吃每頓掰下來的有點發霉變質的窩窩頭塊塊而省下一個整窩窩頭。這樣，一個星期下來我就能省出三個窩窩頭來，於是兩個星期回家的時候我就可以帶六個窩窩頭帶給母親吃。這也可能成了母親得以倖存於那場大飢荒的原因。
2.給爺爺討要救命糧。埋葬了父親、叔父去世的第二天早晨，我想到了奄奄一息的爺爺。我拿起一個面瓢去了伙房，這裡有和我家關係最好的店裡二嬸。我像一個乞討的孩子似的伸出手裡的瓢對二嬸說：「俺大大前天死了，俺叔昨夜裡也死了，我爺爺就快不行了。能不能給我爺爺點糝子，叫我嬸子給爺爺燒碗糊塗（稀飯）喝？」二嬸挖了一滿碗糝子倒在我的瓢裡。我彷彿領到了可以救爺爺生命的東西，很快地走到爺爺住的小屋裡。
這是我給爺爺盡的最後一次孝，也是我對他老人家盡的唯一一次孝。我當時還未成人，不僅不能用自己力氣掙的錢給他買點吃的，就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來的窩窩頭，我也只能留給母親一個人。
3.探監。
二哥被抓之後我又多了一件事：探監。每隔兩個星期我便帶上我一口一口省下來的窩窩頭和用大哥給我的不多的零用錢給他買點咸菜，送給監獄裡的二哥。
五、痛定思痛
我家先後去世的5口人中，死亡原因也各有不同。父親是自殺，爺爺也當屬自殺，但爺爺是在眼看要被餓死的情況下，又遭受了兩個兒子先他而去的打擊而自殺的，他即使不自殺，失去了父親和叔叔、嬸嬸的照顧，以82歲的高齡在斷糧的情況下是斷難活出來的。叔叔主要是因為受了批鬥挨了推打，且受了傷吐了血，一定是既有內傷又有外傷，父親的辭世對他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嬸母是疾病加飢餓而死，我的小侄女是完全被餓死的。
我曾經無數次地思考過：我們家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減少死亡？
1.如果父親、叔父能帶著二哥也闖了關東，他們顧住自己以外還可以有點剩餘，這樣不僅他們自己可以倖免於難，還可保住全家。但爺爺堅守著「餓死不逃荒」的古訓，而且爺爺和父親、叔父都過於傳統而本分，一生謹小慎微，奉公守法，上邊禁止「流竄」，他們就絕不會去幹。
2.如果全家人都大著膽子冒著被斗的風險出去「偷」，而且父親擔任著糧食保管員和山芋育苗床看管員這樣的要職，具備最好的條件，隨時可以帶點糧食、山芋回來，可以肯定全家都會倖免於難，安然度過那場災禍。我最親近的鄰居店裡大嬸家，由於二叔擔任生產隊的會計，二嬸擔任炊事員，大叔看著隊裡的瓜園（在那個年頭，我們常常把瓜園裡的菜瓜、甜瓜、面瓜當主食吃），這樣，雖然他們也都是生命最脆弱的老人了，但他們全家安然度過了那個大飢荒，無一人死亡。由於我們全家人都過於本分，都恪守著「餓死不做賊」的道德準則，所以導致悲劇過於集中地發生在我們家。
3.如果父親不自殺呢？父親屬豬，辭世時年僅61歲，是不當死的年齡，是應該能熬過來的。有父親在，我們家的「天」就不至於塌。叔父如果沒有父親自殺的強烈精神刺激，雖然挨了斗並受了外傷，也應該不至於撒手人寰；有了叔叔的相伴和照顧，嬸母也應該能挺過來，因為叔叔畢竟當時只有五十二歲，嬸母還不到五十歲。只有一老（我的爺爺）一小（我的小侄女）斷然難以保住。祖父當時已是82歲的老人，在當時幾乎完全斷炊的情況下，一定熬不過去；小侄女生不逢時，也在劫難逃。也就是說，如果父親不自殺，我們家是可以減少死亡的。但是，我理解父親：他怎麼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父親和自己的孫女在自己面前活活餓死呢？
奉公守法、老實巴交、忠厚本分的爺爺和父親、叔父一生歷盡患難，但他們沒有死於戰火，也沒有死在日本鬼子的煤窯裡，卻死在了「當家做了主人的新中國」！時也？命也？
初三畢業時（1960年夏）我班全體女同學合影。右上角是我們的班主任趙躍久老師，緊挨著他前面的是翟素霞，同排第四人為王秀真，第五人為唐愛華。
六、哀鴻遍野
在大飢荒時代，受害者絕非我們一家。
我的同桌翟素霞的母親於1959年的春夏之交被餓死。為了照顧她，她的姐姐住進了她的家。可是1960年春天她的姐姐也被餓死，使她變成了一個孤兒。
我的二姑家住在鄰縣的蕭縣小吳樓村。她的獨生子鋼蛋1960年春天隨村裡的幾個年輕人爬火車出去要飯，被餓死在他鄉。直到41年後的2001年姑母去世也沒有見到她的兒子。
我們唐寨公社原書記梁學孔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碭山縣歸屬的蚌埠地區十六個縣死亡一百五十萬人，碭山死亡六萬人。
我家所在的大南門村，原有人口二百七十來人，在1959至1960年春一年多的時間內死亡的人數竟達七十多人，佔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強。
我們的鄰居一個接一個、一家接一家地死去，皮子大爺死了，唐佔廷死了，何香林一家弟兄倆個死了，王成賢一家娘兩個死了，楊文彬死了，楊文棟死了，唐朝豐七、八歲的兒子也餓死了，……在這些被餓死的人當中，大多是老年人，他們年老多病，經不住飢餓的煎熬。另外就是兒童，如我的小侄女。這些老人和兒童最需要營養而又最缺乏求生能力。
我縣的黃樓公社餓死了一半多，我們村一些年輕人被派去幫助搞「稻改」，到了那裡發現無處安身：幾乎每家、每座房子都停放著沒有掩埋的屍體。他們只好自己動手把屍體集中到一個屋子裡堆放。當他們終於騰出一塊地方開始生火做飯時，炊事員突然「呀！」地驚叫起來。眾人圍過去，原來炊事員在鍋門口的柴草堆裡發現一具死屍，死者的眼睛、鼻子、耳朵都被老鼠啃掉了，慘不忍睹。
午收季節，學校帶我們到城北的一個生產隊「支農」。在緊靠村邊的地裡割麥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會被眼前發臭的半腐爛的屍體嚇得尖叫起來。
與我縣同屬蚌埠專區的固鎮縣孟廟村，1960年的麥子成熟的時候，竟然沒有了勞動力收割。王衢生老師和學生被指派來這裡幫助午收。當他們到了地方，滿村子找不到一個人。最後，他們在村邊莊稼地的麥壟裡發現一個苟延殘喘的老太太，從她那裡借來一口鍋，可是飯做好了卻沒有人願意吃。原來學生們得知老太太用這口鍋煮過兩個死孩子吃才得以倖存。後來，連死孩子也找不著了，她就鑽到麥壟裡吃麥苗，吃未成熟的麥子，活到了今天。當王老師一週後返校時，那個老太太也斷了氣。至此，這個村子的人已全部死絕。
死亡也發生在學校。因為飢餓，同學中間有時發生偷竊的事。1959年，與我同屆的初二（5）班的學生孫玉璽偷吃了別人的饃，被發現後遭到批鬥。第二天早晨趁同學們上早操時孫玉璽上吊自殺。我的同班同學王秀真、唐愛華都死在中學階段，另一個班的同學李鴻儒也在高中畢業之後不久死了，雖然他們都不是直接死於飢餓，但我敢說：他們的死都與飢餓有關。
七．結尾的話
大飢荒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它像一張巨大的陰影，我永遠無法走出。這種揮之不去、斬之不斷的刻骨銘心的黑色記憶被定格在我的腦海裡。我一夜一夜地睡不著覺，一直到今天，失眠成了我治不好的頑疾。此後的幾十年裡，不論在任何場合，每當聽到1960年、家庭、父母等敏感字眼，我就會淚如雨下，不能自已。
在身體上，由於在我長身體最需要能量的時候遭遇了飢荒，我自己也違背了家庭的遺傳基因，只長到不足一米六的個頭，就像一個正在成長的黃瓜突然斷了水斷了肥，然後萎掉了，按通俗的說法就是說成了三等殘廢。另外，由於當年吃了太多的霉變食物所釀成的胃病，一直拖延到今天。
我的家史不過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而已，我大飢荒和文革中相繼逝去的七位親人不過是滄海中之一粟，我的家庭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代表。層層的痛苦在我的內心與日俱增地疊壓著，積澱著，吞噬著我的心，歷史的沈重感使我感到痛苦，有時甚至使我感到窒息。2006年8月，我提起筆開始寫《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我明知道這是一種身心俱損的勞動，但我總有一種使命感：我要搶救這一段歷史，我要讓我們的後代，未來的國家領導人，還有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在中國卻在發生著這樣觸目驚心的事情。
滿紙荒唐事，一把辛酸淚。這一段歷史是我蘸著血和淚寫出來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經常是帶著滿臉的淚水，有時苦痛使我無法繼續，不得不俯在計算機前失聲痛哭……傷心的往事在我頭腦中疊現，我一夜又一夜地失眠。但我終於給這本書畫上了句號，為我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我終於可以告慰於我的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了，終於可以告慰於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