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1日訊】對於宋朝士大夫來說，苦讀詩書的目的不僅僅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更重要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當時的讀書人，一旦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半職，獲得豐厚的待遇和灰色收入之後，便紛紛買房產，置豪宅。趙普宅、寇准宅、陳升之宅、蔡京宅、秦檜宅、王繼先宅，均是雕欄玉砌，金碧輝煌，奢華如神仙洞府，成為了宋朝各個時間段的標誌性建築。
一、在地窖中編著《資治通鑒》
宋神宗時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資在西京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建了一座別墅，單中堂就建了三層，其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一時成為洛陽之冠。學者邵雍到王府做客，驚嘆之餘，賦詩《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萬花香照酒巵紅。」
當時，與王拱辰同朝為官的司馬光，也在洛陽居住。不過，王拱辰的宅子位於富人區，氣宇軒昂，而司馬光的宅子位於陋巷，低矮破敗，僅能遮風避雨。司馬光正在編著《資治通鑒》，夏天酷暑難當，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穴居期間，埋頭著作，寒磣而又另類，被人譏為「穴處者」。
宋朝到宋神宗時期，已經經過了百餘年的發展，承平日久，侈風漸起。司馬光曾回憶說，數十年前，時任群牧判官的父親司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場上隨便買的，下酒菜僅限於肉醬、乾肉、菜羹幾樣，水果僅止於梨、棗、柿之類，酒薄意盡，食少情深，主人沒有壓力和負擔，客人也絕無鄙薄。而如今，則豪華相尚，儉陋相訾，酒若不是宮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滿目，竟然羞於請客。士大夫萬一要請客，往往提前數月準備，廣尋佳釀，遍搜珍禽，準備足夠充分之後，才敢發請柬。倘不如此，人家不特會恥笑為小氣，朋友也會漸行漸遠，越來越少，最後門前冷落鞍馬稀。
二、把皇帝賞賜作為辦公開支
相對於日益奢侈的世風，「穴處者」司馬光卻一直固守底線，顯得簡樸、節約乃至吝嗇。他性情淡泊，不喜奢華，深深懂得：「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小時候逢年過節，長輩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臉紅，堅持脫下不穿。中進士的時候，宋仁宗安排了「聞喜宴」（皇帝賜予新科進士的宴會），款待十年寒窗的讀書人，並賜戴宮花，但司馬光認為太過奢侈，獨不戴花，直到同科進士勸說：「這是皇帝的賞賜，君命不可違。」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後，司馬光歷任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權在握的司馬光，不但對國家財產從無貪念，甚至還把皇帝給他的賞賜——這種名正言順的「私有財產」，作為單位的辦公開支，這在歷代士大夫間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宋仁宗每年用於贈送、賞賜的東西，折合百餘萬兩之巨。作為諫官的司馬光三次上書規諫，他說：「國有大憂，中外窘迫，在這財力困乏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准許大臣用賞賜所得，捐獻於營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沒有同意他的建議，繼續大把花錢施恩。於是，司馬光便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金銀珠寶，拿出來作為諫院的辦公費用，或接濟親友，堅決不給自己留下一絲一毫。
皇帝賞賜多，工資津貼高，灰色收入足，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寬裕。俗話說，「飽暖生淫慾」，納妾蓄妓，一時成為風尚。宋代魏泰《東軒筆錄》記載，與司馬光同時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寫「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那位，一次與同僚聚飲於錦江之上，半夜天涼，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們爭相去取，不多時，一人手裡拿著一件，送來的衣服，竟達幾十件之多，真是妻妾成群。
文人聚會，不僅以吟詩為雅，而且以召妓為榮，進奏院提舉蘇舜欽曾在京城組織過一次酒會，召來優伶、營妓（宋朝軍中配有營妓，以待軍士無妻室者）數人，陪吃、陪喝、陪唱、陪吟，太子中書舍人李定嫉妒得要命，因為蘇舜欽拒絕他參加，氣得他到處告狀，最後還告到了宋仁宗跟前，震驚朝野。可見，當時士大夫狎妓，的確蔚然成風。
三、賣田葬妻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司馬光也並非無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寶髻鬆鬆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難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為潔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馬光卻有自己的分寸，對於那些光怪陸離的所謂「享樂」，他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謹慎，遠遠地觀望一下，寫寫詩詞抒懷一下，也就夠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裡、攬入懷裡、吞下肚裡。及時行樂，隨處縱欲，那是糜爛。什麼東西都要據為己有，那是昏聵。因此，司馬光詩詞裡多情，生活中卻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聲色，恪守：「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納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個妻子。他與張氏結髮三十餘年，始終相敬如賓。因為沒有生育，張氏甚急，背地給他買了一妾，他敬謝不敏。為續後，他收養了族人之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左傳》曰：「侈，惡之大也。」司馬光牢記古訓，堅守底線，他做官四十餘年，待遇豐厚，賞賜頗多，卻始終惡衣菲食，不留余財。有朋友寫信給他借五十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宋代周輝《清波別志》）是啊，相對其他士大夫，五十萬或許是小錢，但相對於司馬光，那是翻奩倒櫃挖地三尺也無法籌集的巨款啊。後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手頭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
假作真時真亦假。當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完全顛倒之後，正常就成了不正常，不正常則成了正常。司馬光既然躬逢以豪華奢侈為榮、以樸素節儉為恥的所謂「盛世」，那麼正常的司馬光也就成了不正常的窮酸書生、另類宰相，尤其是私款公用、賣田葬妻那些事兒，哪一件不是士大夫們茶餘飯後的笑談？然而，在同僚們把皇帝的賞賜、門生的孝敬紛紛用來置豪宅、買名車、「養小三」的時候，司馬光卻始終與奢華世風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幾近不可理喻的程度。正如他在給養子司馬康寫的《訓儉示康》中所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他雖然淡泊簡樸，但淡泊中見真淳，簡樸中露風骨，成為了那個世風日下時代的精神標桿。而且，洛陽十年窮日子，司馬光主編了《資治通鑒》這部近四百萬字的歷史巨著，成為了一代傑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奢糜瀟灑如宋祁、蘇舜欽者，便無法望其項背，不能同日而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