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2日訊】
（三）
「三年大飢荒」，我們這裡其實應從1959年下半年直至1962年。
1958年「大豐收」、「放衛星」畝產千斤/萬斤後，國家當然按標準足額徵收愛國糧。剩下的則留在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了。」只是放開肚皮吃不了多久，就見倉底了。人們似乎明白了什麼，上千人的公共食堂，白米干飯看來不能持久下去了，趕緊化整為零，以每個自然村100多人為單位，建立小伙食團，開兩餐稀飯，算是繼續體現集體的優越性。我們村就將伙食團設在富農何德興的大院裡，靠從公共食堂分回的一點點糧食維持130多口人一日兩餐的蘿蔔苕菜稀飯。父親那時還是生產隊長，每日早晚，稀飯煮好了，他就拿著湯瓢按人頭一瓢兩瓢舀給大家，人們默默地按序來舀，又默默地離去。一兩瓢稀飯顯然填不飽前不久敞開撐大了的肚子，於是有人幹活偷懶了，或者乾脆不出工去挖先前沒放在眼裡的秋紅苕，揪田裡的冬苕菜帶回家中，重新壘起灶來煮熟充飢。有些先前有眼光的人，家中多少還有點陳糧，此時便慶幸自己的眼光看遠一步，將這陳糧看得寶貝一般，精打細算著過，像村裡何耀章一家，經商出身，二十幾口人無一損失，即為一例。但絕大部分人家，即如我的父親母親，當初是把一切都交了出去的，此時就傻了眼，幹著急。人們不出工下田勞動，怎麼能行？為了讓這些靠著稀飯活命的人能出工下地勞動，唯一的辦法就是扣他們的稀飯。本來，自從公社化「組織起來力量大」之後，人們就不能隨便外出趕場，走親戚或在家休息，從早到晚，都聽從著號聲哨聲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隨意遊走的人叫「流竄犯」，要被抓去勞動改造的，讀中學的三哥就被當「流竄犯」抓過一次關過大半天。「放開肚皮吃飽飯」時，「瓢兒子栽樁」舀干飯，吃喝無憂，理髮也是有人來地頭免費理，倒也無須趕場走親戚之類的個人自由活動，但現在是「瓢兒子撐船」舀稀飯，人們要各自想辦法填飽肚子，幹活好像與自己無關了，於是干假活，逃工之類被發現被扣稀飯的事就常發生了。直到今天，村民龔少成還在講他當年因趕場被父親扣掉兩頓稀飯的事。可憐的是，這伙食團的稀飯也沒維持多久，到1959年底，連稀飯也沒有了，完全斷糧了，人們才徹底醒悟過來，驚慌起來，紛紛奔向田間地頭，溝邊河沿，墳地沙灘，有的撿經霜的苕籐爛根，有的扯米湯蒿水芹菜，有的剝枇杷樹皮，有的捉魚蝦螃蟹，總之，見吃就尋，見吃就找，尋來找去，終非能長久維持，於是，在這斷糧的幾月裡中，村裡就開始死人了——死那些很本分的，食量大的人了；死那些老弱幼小了。
最先死人，而且死絕戶的是何祝安一家。何祝安50多歲，識字，人稱「二老師」。1949年前是何益林的佃戶，土改時分得何益林3間大瓦屋居住。和老伴何二奶一樣，何祝安是講故事高手，每逢農閑雨天，他家寬大的房檐下總坐滿大人小孩，隔著板壁聽坐在裡屋床上的老兩口爭講狐仙鬼精的故事，精彩之處，老兩口還互相爭辯求證，互不相讓，惹得滿屋大人小孩哈哈大笑。他們有3個兒子：老大何學員，老二何奎奎，老三何友貴。這3個兒子都已成人，但由於低能，都未能成家。老大何學員1949年後曾當志願軍，但不知為啥只在離家30里遠的元通場駐防半年即復員轉業回家，成為鄉里年輕人的笑柄。老二何奎奎完全是個白痴，禿子，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吃得肥頭大耳，圓禿腦袋油光閃閃，憨態可掬，我至今印象很深。老三何友貴好點，讀過高小，印象中記得他買回成套的連環畫《鐵道游擊隊》，在他父母大講狐仙鬼精的時候，就給我們講鐵道游擊隊的故事，還讓我們翻他的寶貝連環畫。父子4人顯幾分斯文，對人處事，和和氣氣，從不爭風奪氣，最大的優點是善良、憨厚。這點從收養何俊瑤/何俊清姐妹及讓何子光在其家院裡建房居住就是證明。
何俊瑤/何俊清姐妹當時十多歲，是何益林的重孫女，何盡義的女兒。何盡義在成都被政府鎮壓後，其妻在成都另嫁他人，其他親屬也惟恐避之不及，這姐妹二人便成了孤女，何祝安一家卻毅然收留了這姐妹倆，視若親生一般。更不可思議的是，他3個兒子早該成家立業，正需房子的時候，竟然把本來就不寬的院壩讓出一半來，讓村裡何子光一家在上面建房安家，全沒有為3個兒子做點長遠打算的意思。
前面說過，1958年平墳造田時，他脫了何益林埋了8年的屍衣拿回家重穿，本也出於無奈，因為穿件新衣置雙新鞋在當時是人們不敢輕易就有的奢望，無錢買不起且不說，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全憑票供應，後來許多年也都這樣，連火柴鹽巴都如此。布票有兩年就沒發過，有一年每人一尺八寸。
伙食團一垮，糧一斷，何祝安一家馬上陷入絕境，首先是老倆口拖了兩月就相繼死去，這3個憨厚兒子立馬了無生機，很快也就死去。較經得拖的是老二何奎奎，因原來體胖，體內有些存儲，去得緩慢，在柴堆中睡了7天7夜，還不斷氣，一直拖到第9天。而俊瑤姐妹，靠投奔成都母親，總算活了下來。飢荒過後，回來住了何祝安家的瓦房，出嫁時，便將這房賣與何子光，了其一大心願。
何德興母子的死有點戲劇性——死去活來，活來死去。他的母親我們叫何二奶的，是個文文靜靜的尖腳老太婆。在斷糧一個多月臥床無氣息後，孫媳楊仲華燒了紙錢，磕了響頭，算是送終。但在為其穿壽衣時，翻動幾下，這老太婆竟緩過氣來，口中喃喃有語：「我餓，我要吃飯。」楊仲華出身於書香門第，溫厚孝道，還教過私塾，見此於心不忍，設法弄了點稀飯餵下，居然又活了過來，但幾天後，還是因為又無糧下肚死去。而何德興也如母親一樣，也經歷了這死去活來，活來又死去的過程。他是個彪形大漢，三代單傳，巨大的腿肚子上青筋暴出十分嚇人。他祖上有20多畝地，土改時劃為富農但那有「兩道龍門，七柱二」的10多間大瓦房沒有被沒收，伙食團時就騰出大部分正房做了食堂。我親眼所見，有天中午他和全村人一樣，很早就守在食堂的大鍋邊巴望著稀飯早熟早分早吃，正等著吃，突然撲通一聲，他像個柴捆子一樣倒了下去，臉無血色，人事不省，分明死了一般。有兩個好心人求得司務長龔素芬同意，舀來碗半生不熟的紅苕稀飯，撬開他的嘴灌了下去，剛下去兩口，何德興便在迷糊中竟像3歲小孩一樣哼哼呀呀，直說：「好吃，好吃，還要，還要！」一碗稀飯灌完，他就像大夢後一覺醒來一樣，揉揉眼睛，喘兩口氣，站起來又行走如常了。但沒過一個月，伙食團完全斷糧垮掉後，他還是死了，死的還有他的老伴，一個5歲的孫女和他的獨子何仲文。何仲文是死在西昌的礦山上，被飛石削掉了腦袋，屍首沒運回來。何德興的兒媳楊仲華後來改嫁了——何德興家就成我村第二家「絕戶」。
飢荒使許多人死在家中，死在床上，死前還能見親人一面，算不幸中之一幸，而有不少人是死在路邊、溝邊、河邊的。運氣好的，有人認得，帶個信回，或許還有家人來領屍弄回去埋掉；運氣不好，或者根本就沒有親人，那就橫屍曠野，三五天都沒人理會。
龔作興就屬運氣好的一類，可仍然活活餓死在路上。
龔家是富裕中農，發家於他父親龔模久解放前當水管事，置了好幾畝田，一座獨院大瓦房。1949年初又種甘蔗等經濟作物，生活條件在村中屬上等，光是每年五月栽秧趕水前背回兩簍燒酒慢喝，過年殺肥豬就令全村人羨慕不已，更何況還供著兩個大女讀著中學，另外三個讀著小學。可一拖過1959年進入1960年，龔家也同大多數人家一樣，「日無逗雞之米，夜無鼠耗之糧」。餓急了的他，拄著根棍棍，到張河壩他姐家求救。最終討得捆芹菜背著往回趕。寒風中，他走著走著就倒了下來，再也爬不起來了。後來有人帶信告之家裡，他讀高中的二女龔玉清推著輛雞公車把父親推回家中，早已氣絕身亡。如今，龔玉清已是齊魯石化集團的高級工程師、石油專家，每談及父親的死，仍是涕淚漣漣！
死在路上的還有何大花臉。
他是個唱戲的武生，聲如洪鐘，演技了得。何大花臉是我家鄰居何躍章家的親戚和常客。據母親講，每當花臉一來時，何躍章家上下都歡呼雀躍，熱鬧非凡，因花臉豪爽俠義，對他們家照顧有加，歷來被奉為上賓。1961年冬天，花臉又來了，可這次是來討賬要飯的。劇團垮了，他餓得走投無路，快餓死了，忽然想起有個老友、世交在白頭鎮，所以拖著快站不住的浮腫的雙腿來了。但何躍章家怎麼能在這個「一日無糧，父子不親；二日無糧，夫妻不親；三日無糧，全家不親」，各保其命的時候接收他呢？這時是一碗粥，得之可活命，失之要亡身呀！所以只得把他關在大門外，任其哭天喊地，哀嚎呻吟。我就親眼看見他在那大門外躺了兩天兩夜，沒有人答理他。3天後，何家叫來村中的小夥子何學貞、邵平安，找來輛雞公車，哄花臉說推他去街上找何大爺給飯吃。花臉糊里糊塗地被扶上車，走了不到一里路遠，就是現在到白頭路上的高電桿處，何學貞把雞公車一翻，花臉就摔了下來，何學貞便推轉雞公車跑回村了。花臉在那兒求爹告爺，呼天搶地，淒號之聲慘不忍聞。天快黑了，有幾個半大小孩去看稀奇，花臉已爬到一個稻草堆邊躺著，見有人來，他從兜裡摸出一把非常漂亮的「提扣刀」與何學林換了半根紅蘿蔔吃。娃娃們看完了，走了，留下花臉沒人管。那天晚上起白頭霜，冷極了。第二天我們上學經過那裡，花臉死了，凍得硬邦邦的。我們不覺得害怕，更不覺得稀奇——因為在這不到3里的上學路上，我們一天看到過4個死在路邊溝邊的人。後來，不知是哪幾個人，用鋤頭在原地挖個坑，把花臉埋了。母親私下裡曾說，何躍章家早年曾受助於花臉，現在連人也不見，推來丟在路上，有點過分了。而何家則說，是叫何學貞、邵平安推到街上鄉政府去，哪曉得他們推來倒在半路上，小夥子辦事靠不住。
而何學戶的啞巴妹妹，卻是他們自己丟出去餓死的。
何學戶家也是村裡少有的富裕中農之一，和龔作興家不相上下。何學戶有1姐1哥和3個妹妹。飢荒一來，老老小小七八口，無論如何保不全了，於是父母決定減縮掉最小的兩個：4歲的啞巴妹和2歲的幺妹。怎樣減呢？帶出去丟，任其自生自滅。具體由何學戶和母親一人背一個到20里外的大邑縣城後，放在一大戶人家門前，買塊饃哄住，走了。母親可能於心不忍，第二天又去那裡探聽，啞巴妹妹已經死了，幺妹叫人給抱走了，母親打聽到了是哪家，稍微放心而回。1993年，何學戶打聽到幺妹在大邑醫藥公司上班，前去認妹妹，幺妹也回白頭故鄉給父母上了墳，祭拜了祖先一番，可就回來過那一回，再無來往了。
伍志清的死，倒有幾分人情味。
伍志清原為伍家庵的和尚。紅軍長征經川西環山崗時脫下袈裟投了紅軍。復員後優先安排來我村，分了村中最好的何益林的三大間瓦房並兩間廚房居住，成為我們村的一員。印象中，伍志清五短身材，操一點外地口音。他孤身一人，整天氣哼哼的，菜園裡的蘿蔔丟了幾根，他便把蘿蔔纓用一根樹枝支上插在地頭，然後就抬條凳坐在那裡罵半天。但對到他家裡玩，看他滿屋跑的兔子的小孩倒很和氣，還給我們唱歌，但不知為啥，他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詞卻是「革命軍人個個想老婆，三個五個我也不嫌多」之類，只是想歸想，直到死，他也沒娶到老婆。
飢荒一來，伍志清孤身一人，兔子早賣光吃光了，就賣房子。當時有心思，能想到買房子的，只有龔少成。龔少成1949年前當鄉丁，娶下個比自己年長的山裡女子為妻，養下八男二女，1949年後，七大八小一家十多口擠在幾間破房裡，確實也難。飢荒一來，活命都難，為啥想到要買房呢？因為他幹的是與糧食有關的活：開初在公共食堂煮飯，後來又在碾米廠碾米，做保衛。每晚拿著明晃晃的梭標守著那比黃金白銀還要金貴的黃谷大米。聽說伍志清要賣房子，就賣掉10隻鴨子（每斤8元），用90元錢買下了伍志清的全部房子和傢俱，為幾個兒子做長遠打算，使後來為房子吃盡苦頭的人們羨慕不已，也憤憤不平好多年。
伍志清賣了房子揣了錢又對龔少成說，他餓了兩天沒進一粒米了，要吃碗稀飯再走，龔少成說稀飯沒有，有兩個蛋，給了他讓他快走。伍志清只得立馬走人，回到伍家庵他侄女家，侄女見叔叔賣房揣錢來投奔，歡喜不已。這90元錢，幫她與叔叔一起維持了2個月，最終伍志清還算有福，死在侄女家中，再後來侄女一家也死得一個不剩，使買房的龔家徹底放心，這房一直住到1998年才拆掉重建。最終龔少成家還是死了孩子：龔老五、龔老十。
教書先生、國民黨員何學仁之死，也值得記述一番——
何學仁家1949年時劃為中農，幾代書香門第，兄弟3人有的教書，有的行醫。1949年初，其小弟何學禮和何學仁自己本可繼續教書當先生的，何學禮還被正式通知錄用，背著行李告別鄉人去學校報到了的，只是後來一政審，何學仁是國民黨員，通不過，其弟何學禮也受牽連不能用，遣返回原籍務農。幸好其二弟何吉生是志願軍退伍，軍醫，安排到王場衛生院行醫（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也被清退了）。
學仁、學禮教書不成，學禮還能種田，記點工分當個會計什麼的。學仁可就慘了，白面文弱書生一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斯文儒雅，「走路都害怕踩死螞蟻」。學仁妻子早亡，留下光照、元慶、英才3個兒子，雖都已成人，卻只有光照一人成家並生子。何學仁一家5口，就有4條光棍，日子難熬。學仁書沒教成，開初靠兄弟吉生在王場醫院的關係，到醫院裡當了個十幾人食堂的司務長兼炊事員，工資雖少，但有吃有住，倒也無妨。
但好景不長，公共食堂一垮，何學仁就被清退回家，生路即斷。先是家中大兒光照，一個彪形大漢，和2歲的孫子死了，媳婦回了娘家。緊接著，元慶，一個很斯文的小夥兒，也死去了。元慶死前的一個細節，我至今還記得清楚——當時的何元慶，也就20來歲吧，一表人才，書生氣十足。但餓久了，變得骨瘦如柴，眼眶深陷，鬍子拉碴，勾僂著腰身，活似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有個問路的人就叫他「大爺」，元慶苦笑著回答了人家，然後就不斷地搖頭嘆氣。
何學仁回家後，更是陷入絕境。我那當隊長的父親可憐他，就讓他提個墨桶，端個臉盆在村裡小伙食團的牆上壁上寫標語、畫圖畫作宣傳來抵下地幹活掙口稀飯吃。那些他寫的配有畫的標語如：「一處開花，四處結果」、「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萬歲」、「發憤圖強、自力更生」等，一直保持到那幾棟房子在1992年被何學全、曹樹清拆舊房建新房時才不見了，給人長長的回味。
再後來，小伙食團也垮，剩下何學仁父子二人相依為命。但英才畢竟年幼，不滿父親國民黨員的身份，再加之都在各自逃命，就難以想到他人，哪怕是自己的父親。有天晚上，我和母親在菜地裡守二季豆，半夜時分，一個黑影慢慢向二季豆架移動過來，停在了二季豆前。母親大喊一聲：「哪個，幹啥子的？」「是我，幺嫂，是學仁。」母親上前一看，果然是學仁，就明知故問他半夜了為啥還不睡。他回答說睡不著，想找找白天留下的兩根麥稈嚼嚼水吃，哪知讓英才吃了，所以出來走走。母親安慰了幾句這位先前人人尊敬的先生，先生又嘆著氣慢慢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裡一下沸騰了，何學仁死了，餵在他家的社裡當家牛也死了。人們喧鬧沸騰，並不是因死了村裡的先生秀才，而是牛死了，有牛肉吃了。人們圍著那條不知多少天沒人看一眼沒進水食的當家牛，正盼著分牛肉的當兒，有人吃了一驚：牛舌頭沒有了！疑惑中，有人揭開鍋蓋一看，牛舌頭正煮在鍋中，水微溫，牛舌沒熟，而學仁正死在灶下。人們明白一半疑惑一半：明白的是，牛舌頭是被這位從不殺生，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先生割下的鐵定無疑；疑惑的是，這牛舌頭是牛嚥氣前割的還是嚥氣後割的，是他割了牛舌頭被嚇死的還是等不及牛舌頭煮熟而餓死的？吃驚疑惑一番之後人們便不管他，而是像過節一樣，大人小孩在牛身旁圍得水泄不通，眼巴巴的看著村裡善於殺豬宰牛的龔少成等人把牛剝皮開膛，再切割成丁丁塊塊，按人頭三兩二兩分給各家各戶。於是，人們歡天喜地離去；於是，頃刻間整個村子裡便充滿了久違的、短暫的生氣。事後，人們幫英才把父親抬到離家兩百步遠的現在胡俊邦修房子的那塊地上埋了，和先前死去的十多人一樣，連墳堆都沒壘一個。多年後，英才良心發現，拿著鋤頭來此向人們問父親所埋之地，想壘個墳堆。知情人說，這小塊地上重重疊疊不下埋了30人，咋能記得呢？英才只得作罷。我母親為此事，後悔傷感了好多年，說那晚要是不去守二季豆，學仁摘點去煮吃，可能就死不了；而我卻說，他割了牛舌頭還是死了，免不了的，母親總是不信。
被牛嚇死的還有兩人：曹瑞午、張玉泉。
牛，是農民的寶貝一點不假，特別是那年月，種田無肥，豬已絕跡兩年，莊稼也只好像人一樣「瓜菜代」了，靠點草皮灰渣維持生長，「草比禾苗高」並非虛構。那時也不知有什麼免耕之類，就是免耕，無除草劑，也必無收，所以田地還得犁。幾百上千畝的耕地，靠幾條牛顯然不夠，無力耕作全部，結果稻麥兩熟的大好良田，只好輪作，留下一部分只種一季水稻，留下一部分休耕，叫做「板田」，或灑幾斤苕子，讓其自生自滅，權作綠肥。剩下的要耕種，牛力不夠，就靠人用鋤挖，或以人代牛拉犁拉耙耕地。如果能多條牛力，人就少挖十畝八畝，所以牛當然是農民的寶貝了。
所以，當時的耕牛由信得過的人家專門飼養，冬天為保其過冬不死，還配有少量口糧給養牛人家，但這口糧在飢荒之時難於真正吃到耕牛口中，所以一些牛才兩、三歲正當青壯出力的時候，就成「風谷機架架」死去。而牛一死，又是大家有牛肉分吃的時候，所以人們對餵死牛的人家並無多少不滿，有時還懷一種感激之情，希望隔兩天餵死一頭再分回牛肉吃。
我的大哥在3年裡餵死了2頭牛，大家吃了牛肉不忘他恩，照樣選他當副隊長（1964年四清運動中對他仍是好評如潮）。沒辦法，政府和幹部認為，牛糧必須進牛口，不能讓牛背著有糧吃還死去的黑鍋，辦法是將牛糧集中保管，每日按量煮成稀飯端到打場上，各養牛人家帶個盆子牽上牛到打場上，在眾人監視下，打來稀飯讓牛親自吃下那份屬於它自己的口糧。牛們好生感激，而我們則好生眼紅——牛出力耕田，還有稀飯吃；而作為人，連稀飯都沒有。
可惡的是有人鋌而走險，偷殺起牛來了，要獨自享用牛肉了！張玉泉、王興順就是偷殺牛吃的兩個人。這兩人本屬我們臨村的二隊。張玉泉50多歲，老婆孩子五六口，有點文化，能吹簫拉琴。王興順40多歲，文盲，力氣過人，膽識過人，有7個孩子，大的十二、三歲，小的二、三歲吧。飢荒一來，看著左鄰右舍家家死人，聽著滿屋兒女的哭嚎之聲，於是二人合計幹出了件驚動四里八鄉的大事來：偷殺了我隊剩下的唯一一條當家牛。那牛餵在我隊曹瑞午家，曹瑞午是王興順連襟，兩家相距二里，常有來往。有天早晨，人們發現曹家的牛兩天都沒來吃稀飯了，於是到曹家一看，牛沒了，這可是件大事，馬上報告大隊，大隊報到公社，公社再報到縣公安局，公安局來人，一天就破了案，在王、張家發現了煮熟的牛肉，於是人、肉一起弄到縣上，張玉泉來不及公判，就嚇死了，王興順押回公社，開萬人大會公審，判了15年徒刑，刑滿在萬家勞改煤礦就業，直到1990年代初才回家，至今健在。如今問起他對此事有何看法，他說幸好殺了牛判了刑，雖勞改十幾年，鑽了十幾年煤洞，但撿了一條命，值！
（四）
現在該寫到我家，寫到我可敬可憐的父親母親了。當公共食堂無節制地猛吃猛喝大浪費，而田地裡草比禾苗高，明明大減產甚至絕收卻又大喊畝產千斤萬斤的時候，父親開始擔憂懷疑了：這樣的急躁冒進浮誇虛報，大呼隆胡亂搞，能長久麼？正確麼？父親不相信畝產能有千斤萬斤，在公社匯報產量時，就只報4挑，最多600斤。於是他便被當作右傾保守典型，在王場的千人幹部會上站了高板凳，接受批鬥，在大隊、公社的夜會上檢討，直到深夜才回家，回家後不斷地嘆氣嘮叨，我就聽他說過：「翻身翻身，翻到沱沱頭去了！」「人民公社好，眼睛吃大臉吃小！」1959年下半年小伙食團垮掉斷糧時，我一家10口人中，大哥在成都工廠工作，二哥還在西昌部隊，三哥在西昌師範校讀書，大姐已出嫁城關，四哥在崇慶中學讀書，家中只剩下五哥、八妹和我，與父母相依為命。吃公家喝集體不成了，吃的一下就變得無比金貴起來，黑市上米賣到三、四元錢一斤，一般工作人員的月工資還買不到10斤米。我們靠煮吃僅剩的幾十斤小麥維持一段後，就粒米不見了，只得響應政府號召「瓜菜代」了——只能靠谷糠、麥麩、厚皮菜、苕菜、各種野菜度日了。每天放學，我就和五哥各提個篼篼，到河邊溝邊，墳地河壩去摘水芹菜、米湯蒿或挖綿根子，揪葫豆秧。厚皮菜之類清水煮了就那樣抓來吃，鹽巴也沒有，更不說調味腥，吃久了就脹氣發嘔。米湯蒿之類煮熟了放在臼窩裡搗爛，加上少許米面麥麩之類做成饃，已是難得的美食。葫豆秧煮吃後，會頭昏噁心，那其實是中毒的表徵。綿根子之類，是邊挖邊吃，但這東西扎根很深，要花大力氣，很不易挖到。
飢餓的感覺像鬼魂一樣，每時每刻附著在我們身上，我們所有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到找吃的事上，凡是能吃進嘴能填肚又死不了的東西都找了吃了。家中原有只花貓「三張皮」，可愛極了，但飢荒一來，半年沒聞過油腥味的我們現在看到它在眼前晃來晃去之時，分明看到了它皮毛下的塊塊肥肉，分明聞到了它身上的陣陣肉香，早已是「目無全貓」了，再說，它要是跑到別家去，早晚也性命難保。於是，屠殺在所難免了。四哥、五哥找來根細繩，套在依偎撒嬌的花貓脖子上後，就各蹬著門坎，閉著眼猛拉死勒好一陣才置花貓於死地。這情景我至今想起，特別是想起花貓在撒嬌之時被人暗算，還不寒而慄！後來又發現個用了多年的皮撮箕，母親把它放在水裡泡了兩天，軟脹了，拆開來，架上柴火猛火煮了一天一夜，居然煮軟了，用刀切成條狀，外觀看起來分明是臘肉條，透亮亮的，可吃在嘴裡啥味都沒有，綿綿的就像嚼紗布一般，喝口水和著吞下肚子，肚子痛了一夜，第二天拉出來還是綿綿的一團老樣子。
我們還吃樹皮，較好的是枇杷樹的皮。先用石頭在枇杷樹上砸一番，之後厚厚的樹皮就碎落下來，撿回後，再砸爛磨細，和上點米糠麥麩米面之類，就可做成硬邦邦的口味不錯的饃饃了。有人還想到了吃白蟮泥（觀音土），從東關鄉山溝裡挖回白蟮泥後，放在鍋裡架火燒得焦黃，再弄成粉狀和上野菜米糠之類即做成結實美觀的饃饃了。這東西下肚當時很管飽，但不易拉出，儘是「硬頭屎」，好不容易掉下兩大坨，便如飛機投彈一般，直炸得糞坑裡浪花飛濺，撲通作響。
比較高級、正統的替代物還是米糠。據考證，歷朝歷代的飢民都首選它，但那時米糠已不易弄到。危難之時顯聰明，還是母親辦法多。家中的廚房原是用1958年的稻草蓋的，母親忽然想到，大躍進時做不到精收細打，顆粒歸倉，必有顆粒遺漏。於是動員起一家大小，把房上稻草全扒了下來，「人人動手」，一根根搓過揉過，居然有了一大升秕谷的收穫。全家高興極了，馬上燒火炒熟，架磨磨面，最後竟然磨出了兩升焦黃噴香的谷面，用來攪拌菜糊吃了好多天。
然而，父親身材高大，食量過人，過去一天能吃3斤米，這東一頓西一頓的菜糊草根顯然不夠他的需要，他不顧母親的勸阻，餓急了就干吃起米糠來了。我清楚記得，餓急了的他，端著半升炒得焦黃的米糠，先抓一把塞進嘴裡，再喝口開水衝下，第二天就「結住」久拉不下，血流如注，呻吟不止，不久就渾身浮腫，臥床不起。接著，致命的一擊又接踵而來。1959年底，家中還有只鵝，偶爾還能下個蛋，全家如命般地養著。父親當時還是生產隊長，因偶爾有人家的雞鵝出門啄生產隊的麥苗、油菜苗吃，糟蹋莊稼，便在會上提出加強管理措施，有人提出，誰家雞鴨鵝再出門下田損害莊稼，誰見了誰逮來吃，父親同意了。可後來剛巧有一天，我家這隻鵝出門下田了。社員何學民，何陳氏看見了，別家的倒也作罷，隊長家的可就沒話說了，這二人果真把鵝捉住，殺來煮吃了。父親知道了，嘆著氣，拄著棍，帶著我們兄弟3個到何學民家中哀求，希望能分給半隻一腿，但何學民硬是連湯也沒給我們一碗。於是，我們的父親，這個曾是鐵骨錚錚的漢子，這個兒子們心中的真正英雄，此時只能又嘆著氣，拄著棍回到家中，從此就到死也沒下過床一步了。這情景，至今想起，仍歷歷在目，令人辛酸掉淚。
還有件悔恨終身的事不時壓著我的良心，總覺對不住父親——
就在丟鵝的前一個月吧，母親到城裡大姐家去了，我和五哥、八妹待在家中，晚上餓急了，睡不著，知道櫃裡還藏著個鵝蛋，便偷偷爬起來，偷了這蛋，找來一些草紙，打濕了，把蛋包了起來，煨在火膛裡燒起來，居然燒熟了，吃下後，竟無人發覺。天剛亮，就趕緊逃出家門，直奔城裡找母親去了。母親擔心著家中大小，見了我，第二天，在大姐家吃了早飯便領著我往家中趕。那天是個逢場天，走到糟店過一點，就碰到了父親：一身乾淨的衣服，白白的頭帕，背著個扁背篼，一臉的擔憂，見了我後對母親說：「我們還擔心他掉在茅廁裡了，找了半天也不見。他把鵝蛋偷來燒吃了。」母親不但沒罵我，反而責怪父親說：「吃就吃了嘛，別說了。」我則躲在母親身後回了家。回家之後，五哥卻很高興，說我走後，父親不知從哪裡弄回頭好幾斤重的死豬兒子，讓大家吃了回肉。父親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最後連翻身都要人扶，拖到1960年農曆三月二十二日。
就在這個春天的晚上，在公社醫院張玉歧醫生來家通知他去治浮腫病的前一夜，他把幾個還在身邊的兒女叫到床前，言語低沉，斷斷斷續續地給我們交代後事，並一一為我們祝福：祝大哥工作順利，下次回家一定為母親買個罐頭回來；祝二哥平安，不要再負傷了；祝三哥完成師範學業，當個好老師；祝四哥考上大學；祝母親能享到兒女的福。最後兩句至今猶言在耳：「望全家都好，都好！」後來竟說死後就埋在大門旁邊，因為他捨不得8個兒女，也因為村裡得「浮腫病」死了許多人，男人已沒有幾個了，抬不動棺材。直到半夜，父親才在母親、大姐、大哥、五哥和我的守護下嚥下最後一口氣，閉上了眼睛。
父親死後，母親用一斤糧票請來二隊的王子清，拆下龍門子的屏風門（那上面還貼著兩年前三哥寫的一個大大的「福」字，一副對聯「翻身不忘共產黨，喝水不忘挖井人——豐衣足食」），做成一個「火匣子」薄棺，一番粗粗裝殮，就悄無聲息地把父親埋在大門旁邊的一塊空地上，直至今天。
記得安葬父親時，那個當年提走母親板栗的工作組成員的那位軍人，不知為啥來了，默默站在旁邊，問大姐為啥就把父親埋在家門口？大姐說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那位軍人像是很憂傷，母親見機便把家中的鏡框拿出來，指著穿軍裝的二哥的照片告訴他：「這是我的兒子，也是軍人，正在西昌山裡剿匪。」軍人看了，又默默地走了。不久後的一個星期天，那軍人忽然帶來了十幾名軍人，把我家垮了的廚房又給修起來了，再不久，母親忽然被人叫到公社，拿回個每月可領10元錢的取款本，一直取到1964年三哥去當兵。
可惜，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這軍人姓甚名誰，屬何單位，歸何部隊。40多年過去，他該還在人世吧？
父親下葬那天，大哥又從成都回來，沒能給母親買回罐頭，一言不發，一個人默默地為父親壘了個大墳堆，而不是像別人那樣壘個小墳或者連墳堆也沒有。還讓我不明白的是，他整整一夜不睡，就在那把父親常坐的太師椅上坐到天亮，整個人像傻了一樣，直到母親喊他，才醒過來。
而我，一是年齡小吧，二是看慣了家家死人，麻木了，更主要的是飢鋨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對父親的死，看得很自然，很平常。直到逐漸成人，特別是當了父親後，才痛定思痛，才回味起父愛的深沉珍貴，但一切都晚了，不再有了！
在西昌部隊的二哥得到父親去世的噩耗後，大為震驚，大為悲傷，一個人關在屋裡哭了一天一夜。來信說他怎麼也不敢相信父親死於飢鋨，因為前不久才從廣播裡聽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無比，三面紅旗正大放光芒，畝產千斤萬斤，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大鍋飯，同時也從探親返隊的戰友口中得之「形勢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怎麼一下就鬧飢荒呢？家信中說生活困難，他接信後總寄個三五十元回家，咋就沒想到寄糧票呢？家裡咋不告訴他缺的是糧呢？他還寫信告訴在康定的三哥，一定要設法保全所有剩下的家人，絕不能再死第二個。於是便陸續三十五十斤的寄糧票回家了，這是確保全家再沒死人的關鍵。
父親死後不久，政府看到死人太多，又傳言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一時間，危機重重，形勢險惡，便實行了救濟，恢復了伙食團，按人頭定量供給糧食，小孩、大人，半勞力、全勞力每天4兩、6兩，5兩、八兩不等，於是新的伙食團重新開火，按定量發飯票，但不知為啥這新伙食團又建在離村3里遠的二大隊10隊石家大院裡。比先前規模大一半，有300來人。每月10斤8斤糧，按今天人們的生活標準，應該不算少多少，至少不至於再餓死人，但那時除此之外，再無別的副食和營養補給，有段時間連鹽巴也買不到。（我就記得曾用一大碗筍子從隔壁何吉生家換半湯匙鹽巴解饞）更不用說油腥了，再加上斷糧已久，身體虧空大，所以那經過司務長、炊事員之手的三五兩糧吃進口中，遠不能飽肚，飢鋨仍像魔鬼一樣糾纏著人們。每天早晚，我們村的人拿上飯票，帶上飯盒，穿過溝心頭那壩田，翻過黃桶堰高坎，經過陳家碾碾溝的獨木橋，最後再經過石家那壩田，來到石家院的伙食團打飯窗口，排了隊遞上3兩半斤的飯票，打來一碗兩碗的蒸米飯，又返回家中，把米飯和上野菜草根或米糠麥麩之類煮成湯湯水水一鍋，以增加一些飽感，多一點溫熱。人們多希望能用票稱現米回家來自煮啊，多希望不再有伙食團，政府直接把糧分到各家各戶啊，但這得有公社醫院的病員證明，否則這就是反對集體化，是走單干走回頭路。
說到打飯，我又有愧於母親。有次我主動要求去打飯，一共是兩碗，一碗半斤的，一碗3兩的，全是黃土碗蒸的硬邦邦的白米飯，剛打下回頭走，風一吹，飯香扑鼻，餓急了的我實在經不住誘惑，於是在那碗半斤的米飯面上掏吃起來，三里路快走完，已掏出個大大的洞來，我把它翻轉扣在盆裡，仍是原封不動的一塊。進門後，不安地把飯遞給正眼巴巴等著的母親。母親接過飯，用鏟切開，準備和早煮在鍋裡的米湯蒿一起再進行混煮，一鏟下去，喳一聲空響，母親一看，什麼都明白了，生氣地說道：「你下得心喲！」我羞愧難當，低著頭說：「我提前吃了，就不分我的吧！」但分飯時，母親仍把我的分上，沒少半點。
那時，我家兄妹三人最感興趣的是圍著灶頭看母親煮飯、分飯。有時圍得母親不方便了，就生氣地說：「哎呀，你們怕灶垮麼，一個個撐得這麼緊！」但我們仍不忍離開，專心地聽著水響水開，貪婪地聞著飯香菜香，大睜著眼看著母親把飯分在各人碗裡，老是肚裡咕咕響，嘴裡口水淌。母親在分飯時，盡量分得均勻，但有時難免有干稀、湯麵鍋底之別，三兄妹看在眼裡，記在心頭，一當分配完畢，母親一聲「端吧」的話音未落，三雙小手便如射箭般伸出，有時是三雙手同搶一碗，有時是兩雙手同伸一碗，有時則三雙手各端一碗，就看各人的觀察判斷能力了。而母親，卻端剩下的那碗，從不和我們爭，當我們吃完並舔盡鍋、鏟、碗放下筷子後，母親總要問我們：「飽了吧？飽了吧？」我們則懂事地說：「飽了，飽了！」母親有時明知我們不可能飽，但聽了這樣的回答，總會露出點放心和滿意。儘管這樣，分飯最終還是分出了矛盾，分出了家庭的破裂——這又是我的心病了。
那時的配額定量，我是每天6兩（十六兩進位）八妹5兩，我覺得平均分飯吃吃虧，尤其是有天放學回家，八妹還偷吃了留給我的那碗菜稀飯，於是就一把火燒了書包，砸了筆硯，發誓不再讀書，發誓自找活路，並要求把飯票給我自行支配。母親見狀悲哀無奈，八妹驚恐無助，五哥則義憤填膺，大罵我不忠不孝，可我還是執意分開過了。我把每天的6兩飯票扣著吃，早飯1兩，中午2兩，晚上有時1兩，有時2兩，然後就到擠過葫豆米的田裡尋葫豆吃，扯油菜田裡的日本油菜頭吃。說來也怪，1961年到1962年的日本油菜好像專長塊根一樣，大得如蘿蔔，甜甜的，人們早扯晚偷，十幾畝田的油菜沒到抽苔開花就快沒了。
有天早晨，白霜一片，我背書包上學路過（經三哥、母親勸說，我又讀書了）。瞅著那裡無人，飛跑下田扯兩根，把葉桿一揪，兩塊頭往書包裡一按，又快速奔上路來。就在這時，一聲「幹啥的，站住！」嚇得我心驚肉跳，要跑已來不及，只得站住，來人是大隊幹部楊開祥，他捉住我，拉過我的手看了又看，又看看田裡，竟然把我放了。我慶幸萬分，幸虧他沒看我書包裡，否則，不知要扣幾天糧了。放學了，我又和同學李福清來到王家碾上掃細糠子吃。所謂細糠子，就是碾米風米時飄揚到碾上磚縫，板縫裡的細糠灰塵，雖經人反覆掃過，但我們還是能用竹籤樹枝從縫裡掏些出來舔進口中，有時運氣好，還能撿到幾粒米。但這也不許。有天，我倆正在舔糠，公社書記青少成來了，可能是怕小孩在碾子上游蕩被碾死，就捉住我們，問了姓名地址後，警告我們不准再來，再把我們的姓名和家長姓名寫在碾米倉上，嚇得我們半死後才放了我們。
我分開單幹過一月左右後，靠自我剋扣，靠各種找吃技能，竟也攢下了2斤4兩飯票來。我把這2斤4兩飯票用一個鐵盒裝起來，當成寶貝一般揣在衣兜裡。可後來有一天這盒子突然不見了，我如五雷轟頂，急得大汗淋漓，翻箱倒櫃，揭被抖衣尋了整整半天，在終無結果後，便放聲大哭起來，哭了好久好久，哭得好傷心好傷心，那是命呀，是靠吃一口一口糠菜樹皮草根攢起來，準備湊夠5斤稱米的呀，咋就不見了呢？五哥在躲躲閃閃，母親在不停地安慰，最後竟拿出2斤飯票說是賠我，可我怎能要呢，最後還是咬著牙挺過去了。
事後不久，我在家中一個角落找到了這個鐵盒，只是裡面的飯票早已沒有了，到底是誰把它拿走的呢？至今仍是個謎——就讓它永遠成個謎吧，在那辛酸的年月，能怨誰呢，誰之過呢？
1961年的春天到了，春天雖是春暖花開，卻也是青黃不接，飢荒仍威脅著人的生存。一天，母親忽然接到通知，要她馬上到公社去，去幹啥呢？全家人都憂心忡忡。可不久母親回來了，滿臉喜色，歡天喜地，原來她竟領了本在王場糧庫買現米的本本，有300多斤呀！這不是天上掉下的餡餅嗎？這是咋回事呀！
原來，因耕牛奇缺，為春耕生產計，白頭、王場兩公社組成了個10多人的買牛專業隊，挺進西昌專區鹽源縣大山裡去買牛。牛倒買成了，但糧食盤纏卻用盡了，走不了路了，即向駐地附近的林業局求救。林業局有人告訴他們說：「林業局大食堂的司務長何學良就是你們白頭公社的人，鄉里鄉親，找他好辦。」那人說得不錯，二哥學良當時已轉業在鹽源林業局工作，正幹著上百人食堂的司務長。這幫人在千里之外的絕境中遇到老鄉，真是喜出望外，找到二哥，竟然還是熟人，更是喜上加喜。二哥熱情接待了這幫落難鄉親，馬上為他們籌了300多斤糧，但有個要求：回到崇慶後，這糧必須秘密還到白頭三大隊一隊我母親手中，求助者滿口答應了，於是就有了母親到公社領糧本一事了。那時三哥已因病從康定師範休學回家，又帶回半年的糧食關係回來，每月可在糧站買27斤糧，並成為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出工使牛掙工分糧，幫著母親拖著4個弟妹度日。我也不單干了，一家人因有了糧食和好如初了。
更可喜的是，從這年春耕見水開始，我和五哥忽然發現了一條更好的求生手段：捉黃鱔泥鰍。那時人少田多，種田不用化肥農藥，水田裡的泥鰍黃鱔多得很。每當春耕見水後，它們便都在夜間出來活動了。夜幕降臨，我便與五哥一起，點上用豬圈房上拆下的干竹篙綁成的長火把，提上笆籠，捏著鱔夾，出門捉鱔抓鰍了。儘管黑夜的曠野裡冷風嗖嗖，蛙鳴四起，偶而還碰到紅節子毒蛇，但我們一點都不怕。五哥火把照亮處，不時有一條條手指粗的黃鱔、泥鰍被我輕快一夾，就被夾住丟進笆籠，任其翻捲折騰。偶爾還能夾到一兩條鯉魚秧子或鯰魚，更是喜不自勝。兄弟倆從何家壩轉到陳家壩，再轉到雙廟子，又從雙廟子轉到二隊王家壩，再到何家壩。轉滿一圈，已是半夜，笆籠已裝過大半，才回到家中。母親早已把半鍋水燒開，正和八妹在焦急等待。見我們回來，母親就揭開大鍋蓋，露條縫，我把笆籠一傾，黃鱔泥鰍鯉魚鯰魚嘩地下去。壓住的鍋蓋下面，頓時噼哩啪啦扑啦一陣倒海翻江般地猛響，一陣熱烘烘的腥味撲面而來，但也很快就沉寂下來。架上猛火煮一陣後，揭開鍋蓋，香氣撲鼻，半鍋純天然的高蛋白美味佳餚展現在眼前：大家各自動手，從鍋裡撈起一條，劈背一口，吃在嘴裡，簡直就是山珍海味，除了骨頭和些許腸肚，連血都沒浪費一滴，血在脊背處已凝成長長的血條了，格外好吃，而且連油鹽調味都不介入，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而且，母親還曾把這鱔魚的價值提高到幾百上千倍：二哥在鹽源山中寄了兩塊麝香給母親，母親一看這黃鱔血條和麝香一模一樣，於是就撿出好多條來，曬乾了，摻到麝香裡，順利地賣進中藥鋪裡了，至今我都還佩服母親這一大膽「壯舉」。
天熱後，我們還下河摸魚捉蟹，也有的是，這大概是「三年自然災害」惟獨沒有觸及的地方吧，其情其景，就暫借筆者曾發表的散文《猶聞當年河魚香》作證吧。
田干了，冬天了，晚上沒有黃鱔捉的時候，我們就捉老鼠吃。老鼠肉好吃，老鼠皮也好吃，我就曾把別人晾著的一張老鼠皮偷偷拿走，燒掉毛後吃個精光。晚上肚子餓得睡不著，就把飯桌翻轉，上面壓幾塊石頭，用根帶細繩的棍子支起半尺高，下面鋪點乾草，灑上幾粒穀麥之類的誘餌，棍子的繩子直牽到床頭手邊。夜深人靜了，老鼠出來了，黑暗中桌下面的乾草上傳來悉悉索索的聲響，再耐著性聽下去，有打架聲了，不止一隻了，便將繩猛地一拉，隨即猛地翻身下床摸黑直撲過去，站在桌上左右搖擺幾下，腳下晃悠悠的，估計全壓死了，才點燈清點戰利品，有時是兩三隻，有時是五六隻，不用說，又是一頓美餐。
除了捉老鼠，我們還捉偷油婆（蟑螂）吃。那年月，可能是沒有殺蟲劑之類的藥物吧，灶房中的偷油婆起堆堆，人身上的虱子成串串，我就記得，課堂上，坐在我面前的女同學是位美麗的大姑娘，冬天的太陽穿過窗戶暖暖地照著她的全身，她正專心致志地聽課呢，而我卻怎麼也聽不進去，我在看前桌的大姑娘。看著她長長的頭髮上，成群的虱子爬上爬下，爬進爬出。更有趣的是，有些大虱公大虱婆還玩起「背娃娃」的勾當，成雙成對，大搖大擺，分明是在向我示威。而我，雖生來就把虱子恨入骨髓，此刻卻眼睜睜看著它們猖狂而奈何它不得。但對偷油婆則有妙法治之而後快，食之而後樂——
晚睡前，清除盡灶上灶下一切可吃之物，把鍋裡水舀干，放上些魚骨飯渣之類，再把能蓋嚴實無縫的一個鍋蓋蓋上，蓋邊伸進一根筷子，使偷油婆能通過縫下到鍋裡。夜靜後，估計偷油婆已全體出動，便悄悄起床摸過去，把筷子一抽，蓋子一壓，就聽得下面悉悉索索作響，像有千軍萬馬在奔騰，又像大海裡潮起潮湧。只不管它，騰出隻手來，拿回事先放在旁邊的木盆再壓上鍋蓋，然後才點燈燒火，穩而殲之。灶內烈火熊熊，鍋裡又是一番翻江倒海，啪啪作響。過後一切沉寂，沉寂後便是一陣腥臭，腥臭後便有一股香氣透出。揭開蓋一看，半鍋紅燦燦油亮亮的美味直令人垂涎欲滴，抓一把塞進口中，酥脆油香，比今日的龍蝦大蟹不知要美妙多少倍。
總之，沒餓死的我們，就在飢餓中反飢餓，找到了好多吃的竅門。但這也有差點丟命的時候。春耕播種了，糧食種子管得再緊，但播時總得要經過人手，播種者瞅空就能隨手塞進嘴裡幾粒咬幾下吞下肚，比如玉米葫豆小麥大麥，紅苕洋芋。為了防止人們播種時偷吃或白天播下後夜裡又去掏出來吃掉，有人發明瞭先將種子和上人屎或石灰的辦法來阻止，但儘管如此，人們仍照樣偷吃不誤，哪怕吃得滿嘴烏黑，滿嘴臭氣，也顧不得許多了，最多也就是吃前在身上多擦幾下而已。而像我們這些沒參加播種，不准下地的娃娃，便在夜裡下地去摸著窩一顆顆掏。其結果是一畝地的種，能種夠6分地就不錯了，而這6分地能有4分地長出莊稼就不錯了。要說自然災害，我看這也是一種吧！沒辦法，有人又想出更好的辦法：在種子中拌「六六粉」農藥，拌硫磺，但飢餓能使人「飲鴆止渴」，仍然照吃照掏不誤。隔壁我本家侄女何淑清，就是在黃桶堰掏吃拌了「六六粉」的紅苕種中了毒，渾身浮腫，臉更腫得雙眼都不能睜開，幸好她二伯何吉生是個醫生，弄了些藥吃，雖保住了命，但臉龐全部潰爛，昏睡幾天才又轉來，至今你看她，那臉上斑斑黑痕，即是鐵證。
我們老師找吃的竅門可就要高人一籌，富有科學性了。畢竟是讀過書的人，沒有「瓜菜代」，有人竟想到「芭蕉頭代」。那時老師每月配19斤糧，有時還要捐點，更主要的是要顧妻兒老小，許多人就經不住「考驗」，棄教他圖了。像我的班主任王恩禮；五哥的班主任李前魁；三哥的同學楊定郁，多優秀的老師，就是那時棄教走的。有的走後就死了，像二大隊的張樹明老師，教我們幾弟兄，他的死讓母親嘆息了好久。
而孟學良老師的走，更讓我至今都還在難過。
孟老師中師畢業，曾是我三哥的同學，是個苗條端莊的大姑娘，挺讓人喜歡的。那時老師們在學校蒸飯，吃都是定量，每人每頓2∼3兩米，由炊事員打在各人的飯缸飯缽或飯盒裡，蒸好各自端去吃，老師們有的要在裡面加上一塊兩塊紅苕芋頭或幾顆豆子之類什麼的，以增加飯的份量，有的則又要勻點米出來，帶回家中給父母妻兒救急，所以蒸飯時大都要來廚房關照一番自己的這一頓飯，就是不加不減，看著炊事員把米量夠倒進自己飯盒飯缽裡，摻上水扣上籠蒸著，心裏也踏實許多。這天上午，孟老師早課後又來到廚房，一看蒸籠上已擺好了已打上米但還未摻水的各式飯具，炊事員正在屋外提水，四下無人，孟老師就趁機在一個個飯盒裡勻出一撮兩撮米往自己兜裡裝，不巧的是，炊事員進來了，愣住了，孟老師連忙求饒說：「別說，別說！」更不巧的是，這一切又讓進來的學校的魏主任看見了。3人在場，那年月誰能包得住呢？誰能擔當得起呢？所以孟老師當即被停課了，第二天便和學校的右派——我們的音樂老師鄭瑞清一起出現在抬磚的工地上了。當我看見那美麗的孟老師和歌聲婉轉的鄭老師抬著磚羞愧地從我面前走過時，我真是難過極了。再後來孟老師終於被趕出學校，回崇慶縣城關公社菜蔬隊種菜去了。後來我讀初中進了城，好幾次碰到她在賣菜，便連忙走開，怕她看見我認出我，彼此都傷心難堪。而那位鄭老師，不久也死了。
還有個男老師，他的找吃辦法就不太讓人同情了。他教我們體育，身材魁梧，打一手好球，但那時他卻不教我們打球，盡讓我們坐在草地上晒太陽，因為大家早跳不動了。有天在大街上他見有個婦女買了塊「高級點心」（那時政府為回收貨幣，高價出售一些糖果食品，幾元十來元一個，其實和今天的三、五角錢的差不多）正要吃，便猛地從後下手搶來，躬著背往嘴裡猛塞，任那婦女在背上猛捶猛打，直到吞完，他才站起說聲：「對不起了！」旁人只看不動，那婦女奈何不得，便自認倒楣，讓他走了。這事傳回學校不知給過處分沒有，總之他仍教著書。這種當街奪食的事當時常有，或許領導念他有妻兒老小，饒了他，況且，餓不知恥，飢不擇食，他並不是像孟老師那樣奪的是自己同伴的口中之食，非領導親眼所見，就姑妄聽之，饒也無妨吧！
現在，老師們找到了學校那兩大叢已有幾十年的芭蕉，該芭蕉不幸了。那兩叢芭蕉，一邊一叢坐落在學校大禮堂前的院壩裡。春天一到，它們便張開巨大的葉子擋住烈日。過去，我們在它的濃蔭裡嬉戲玩耍，在它那巨大的、重重疊疊的、小山般高的根篼上爬上爬下，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礁石般的根篼能吃，更沒想到，吃它的竟是天天教育我們要愛護學校一草一木，愛護這芭蕉的老師！能想到吃它的老師實在聰明，有大學問無疑。他找來鋤頭，對著幾十年的芭蕉根篼一鋤頭挖下去，「嚓」一聲就劈下一大塊來，裡面白白的，就像劈開的是個巨大的芋母頭，滑滑地流著汁液。老師將它拿到廚房交給炊事員，炊事員再將它切成細塊，磨成糊狀，和上米面灰面玉米麵之類，就蒸出了軟軟的饃來了，1兩米就做碗那麼一大塊，2兩米的保管吃個大飽，雖然吃在嘴裡有些苦澀，與真饃大不一樣，但能飽肚，老師們都喜笑顏開，直誇那會找竅門的老師辦了件好事，執行「瓜菜代」指示有創造性。結果，這兩叢老芭蕉根篼直吃到1962年麥收。我們看著這芭蕉篼越來越小，最終被挖盡掏盡，雖然沒有了遮陽之所，但一想到這是老師們為了吃飽後好教我們，也都無怨無恨，甚至覺得，早就該讓老師們吃掉它了。
田裡的麥粒一天天鼓起來了，一天天黃熟了，雖然夾雜在蒿草叢中，但上面畢竟有救命的麥粒呀，它那樣惹眼，那樣誘人。上學路上，我們有意繞路走，來到麥田邊，摘下麥穗，用手搓幾下，吹去麥殼，拋進口中，咬幾下就吞下肚了。還記得有個叫何玉安的老師在批評被逮住的學生時總結的話，叫：搓幾下，吹幾下，咬幾下，就吞下！我們不管那麼多，總是吃個半飽，才背著書包去上學。放學了，我們又躥到麥田裡，摘上半書包麥穗回家，在灶下燃起火堆，把麥穗投入火中，一陣劈啪作響之後，燒得焦黃的麥粒可就噴香可口了，雖然吃得滿嘴漆黑，可肚裡卻踏實多了。晚上，我又和五哥各拿上米篩、筲箕之類，來到麥田揉麥。先按倒一壠，放上篩子猛搓一陣，搓下大半，再按倒另一壠再揉。開頭兩夜還有點害怕被人逮住，但後來一看，月色朦朧中，好像到處都有人，到處都傳來嚓嚓的搓揉聲，甚至聽到有人互相打招呼，互相提醒的聲音，也就不怕了。
揉完麥子回家後，本來可以和上水磨成糊做成饃吃的，但此時磨子已被幹部搜出丟下糞坑，沉入深井中了。還是母親有辦法，磨不成，就煮，整夜的煮、燜。待到天明，那麥粒已煮得開花開朵，就如大米飯一般，滋潤香甜，各人一碗，又是難得的一頓美餐。
這種大夥都下田偷麥偷谷的現象，後來定性為「群眾性的小偷小摸」，不予追究。但短短半月左右的麥收一過，又是漫長的青黃不接之際，又靠每天的幾兩半斤糧來維持生計，人們不是兩眼深陷，顴骨高聳，骨瘦如柴，就是渾身浮腫，尤其是雙腳小腿，一按一個深窩，好久都不能復原。這就是人們後來說的「浮腫病」，是死亡的前兆。我請教過醫生這所謂的「浮腫病」的醫學原理，醫生說是由於營養嚴重缺乏，具體地說就是蛋白質嚴重缺乏所致。
這是第二輪死亡高峰期，這期間死的人不像伙食團剛斷火三五個月就死的，即像我父親、何德興那樣每天要吃3斤米的彪形大漢、大食量的人，而是些婦女、兒童，他們經過一年甚至兩年的連續飢餓，逐漸耗盡能量，往往在路上走著走著就忽然倒下，再也爬不起來了。當時走上三五里，就能見到這樣的一個「餓殍」，絕非危言聳聽或有意編造。而有的呢，雖在家中，但往往睡著就沒醒來。有的村死人太多，埋都沒人埋，幹部就從別的村找人來，就地挖個坑軟埋了。
寫此文前，我問過許多當年的過來人，我說有人估計1960年代初期的飢荒使中國至少損失了1800萬人，他們都說哪裡才止這點點。我不敢妄斷到底有多少，只將我們這個地處都江堰自流灌區，地處號稱「天府之國」的「上五縣」——這個當時有好多戶像我家有外援優勢的小村莊損失的人口做一初步統計，讀者便可知一二（見統計表）。
四川省崇慶縣白頭人民公社三大隊1隊1959年∼1962年損失人口統計表
死者姓名性別年齡死亡時間現有親屬及關係
何祝安男571959-09無
何祝安妻女561959-10無
何學元男381959-11無
何奎奎男351959-12無
何友貴男251959-11無
何啞妹女51960-10何學戶之妹
何幺妹女31960-10（丟棄）何學戶之妹
李子雲男621960-09李福平之父
李福全男361962-05李福平之兄
李福牛男201962-04李福平之兄
李福清男121962-05李福平之弟
何德興男521960-03無
何德興妻女501961無
何德興母女701960無
何德興孫女女51962無
何仲文(何德興子)男301959（礦山死亡）無
龔模久男521959龔和清之祖父
龔作興男51959-10龔和清之子
龔桂華女111959-04龔和清之妹
龔桂華小妹女31960（送人）龔和清之妹
張黃糟男651959-02無
何八斤男601959-02無
何學仁男531962何英才之父
何光照男231961何英才之兄
何元慶男201961何英才之兄
何光照子男31959何英才之侄
何吉生女女21961-10何登文之妹
何蔡氏女451962何登蜀之母
何運國男121962何學貞之弟
何運國妹女31960何學貞之妹
何紀雲子男21961何紀雲之子
何開松男501960-03何學嘉之父
伍志清男521960-03無
何火生男301962無
死亡一直到1962年下半年伙食團「下放」時才停下來。21家中的17家共死掉34人，生存下來96人，而且這3年中，全村未出生過一人。而我們的臨村四大隊八隊，人口死掉一半以上。
伙食團「下放了」，這在當時叫「體制下放」，即不再吃伙食團了，收下的糧食除了交公糧入國庫外，就人頭，勞動力、肥料的投入按比例分到各家各戶自行安排，還分給每個人頭1分田的「自留地」自行耕種收穫，儘管少的年份每人口糧也就只200來斤，多的時候有300來斤，但畢竟可以自行主宰安排這仍嫌少的口糧了。而且，又准許餵豬、養雞，也可以趕集上自由市場了。
於是，炊煙起處，雞鳴之時，鄉村又開始有了生氣——從1963~1965年，元氣大大恢復。但就在人們剛剛抹平傷痛，重建生活的時候，1966年開始的一場文化大革命，又席捲而來。我的父輩和我一樣，又陷入新一輪的困惑和苦難之中。
(本文略有刪節，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