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09日訊】埃及的事變最近成為中國最新的熱點國際新聞，就像很多其他事務那樣，公眾和評論者再次分為激烈對立的兩派，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這是民主失敗，軍人的干預是埃及憲政失敗的標誌，跨過了民主政治的底線，證明阿拉伯之春不適合埃及，是歷史的錯誤。非常奇怪的是，持這種觀點評論埃及事態的正是平時一些強烈地反對中國民主轉型和對憲政不屑一顧的人，這一次，他們遵循憲政的原理來進行評論，嚴格講，與他們平日一貫的思維和觀點，以及基本的理論論述是完全南轅北轍的，是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似的借用。而在這種詰難之下，人們看到，當初對埃及獨裁者垮臺歡呼的國人果然陷入論述的困難。那麼，應該如何評價埃及目前的不幸事態，以及上述的這種觀點呢？
關於埃及民主失敗的論調並不是中國網路上才有的，在歐美的主流媒體上，如BBC、FORREIGNAFFAIRS、REUTERS等上面，也可以看到埃及民主（實驗）失敗的評價。這種說法在某種角度說，也是事實。自從穆巴拉克垮臺，埃及經過過渡安排，通過了新《憲法》，而根據新《憲法》，民主選舉得以進行，本次被廢黜的穆爾西前總統就是這樣上臺的，因為，軍隊通過非法定程序干預現實政治，的確可以說民主失敗了。然而，這種失敗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埃及民主失敗、埃及以及其他類似國家不應該進行民主轉型的結論呢？很顯然，這是兩碼事。
當人們評價國際問題，首先必須明白的一點是，我們不是在抽象地討論一般的政治或學科原理，而是在對真實而個案的歷史事態進行觀察和評價。因此，在說埃及民主失敗的輕鬆結論之際，我們需要記得一件事：嚴格講，埃及尚沒有成熟和歷史根基深厚的憲政民主，本次失敗的只是第一步、最初級的民主轉型進程。就概念來說，民主轉型某個階段陷於困難和民主失敗這是徹底的兩碼事。
回顧穆巴拉克垮臺以來的埃及國內進程，人們會發現，在當初的勝利焰火散去後，埃及真正的國內政治和諧從未出現，無論當初的制憲，還是總統選舉，都充滿政治對抗和撕裂。穆爾西本身是基礎非常弱勢的執政者。因為埃及長期的獨裁統治扼殺和壓制社會的政治發育，埃及民主並不具備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時說的那種「民情」的基礎：成熟的法治傳統和獨立的司法體系，縱向和橫向的分權自治，以及基於選舉的權力轉移習慣。而穆兄會贏得大選就是在這樣一個脆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之上，所以會發生今次的悲劇，這並不是偶然的。換言之，事件的發生與其說是埃及民主或轉型的失敗，不如更直接說，正是埃及長期的獨裁後遺症。
長期的獨裁導致疾風暴雨似的反抗，但新的體制並未有良好地建立起來，因為，獨裁毀壞了社會良性進步和自我治理的基礎。穆兄會和穆爾西的選舉勝利並不是在一個良性和有序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之下，而在一個獨裁的廢墟之上。他們當初的勝利最大的原因，不是和平的政策菜單，而是因為在獨裁突然碎片化的社會結構裡，他們是唯一有悠久和強大的社會組織網路支持的政治力量。所以，穆爾西上臺後的政策作為就成了其政權延續的最大保障。然而，一年來，穆爾西並沒有能夠建立良好的、可以對社會進行整合的政策作為。
已有外國評論家注意到，導致社會普遍不滿的直接原因是經濟。革命和新政權的新政治環境第一個社會後果是，國家財政歲入急遽減少，而過去獨裁時代一再拖延的經濟改革發揮了災難性的後果。由於連穆巴拉克都不敢動的長期能源和食品國家補貼耗費了國家有限的外匯儲備，而民族自豪感和海灣國家的慷慨支持又使新政府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如此，政府財政行為能力的急遽減弱就使得本來不滿的社會爆發出來，而穆爾西因為需要穆兄會的支持，在財政和經濟政策上不僅不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反而要照顧穆兄會草根民眾以及宗教領袖的意願，這又使事情雪上加霜，最後導致了城市中產階級和軍方與其決裂。這是本次事變的直接社會原因。
關於埃及軍隊在事變中的決定性作用和評價問題是當前中國公眾爭論的焦點，但要評價這個問題，需要有一個常識性的前提瞭解：第三世界轉型社會中的軍隊，其政治角色和功能與成熟的民主國家截然不同。對於這一點，亨廷頓在其名著《轉型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已有充分清晰的論述。不要忘記，當初埃及革命的成功，最大原因正是埃及軍隊的倒戈。而眼光放遠一些，人們應該看到，從土耳其、委內瑞拉、泰國，到菲律賓和印尼，在轉型社會裏，軍隊從來都不是國內政治的局外人，相反，倒是一種地位特殊卻作用決定性的力量和玩家。轉型國家的軍隊自認為是社會團結、國家整體安全、以及超越黨派的民族利益和價值的監護者，彷彿是一個政治裁判，他們不會對政治對抗撕裂整體社會，威脅國家存在袖手旁觀。這類案例可以說比比皆是，也是今次在埃及發生的事，所以軍方反覆誓言他們不是政變。這就是其行動的政治邏輯。
說到埃及軍隊，還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就埃及的現代史而言，從當初納賽爾上校的阿拉伯復興革命到第四次中東戰爭的戰績，埃及軍隊是現代埃及社會裏甚至比宗教還受到普遍尊重的力量。宗教尚且因教派的分別而不能享有這種全社會性的信任。長期的穆巴拉克獨裁損毀了軍隊的社會信任，但基本來說，在穆統治末期的反戈一擊，還是保住了軍隊作為社會最後仲裁者的信任，軍隊依然是埃及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決定性玩家之一。而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看，軍隊雖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照顧，但必須說，作為社會力量中最現代化的勢力，軍隊並不是一種保守的和反動的力量，推翻獨裁，使國家政治轉入制度化的憲政民主軌道，這於軍隊利益並無損害。這是觀察未來埃及轉型進程時不可忽略的。這也是本次軍隊雖嚴厲干預，卻立即作出臨時過渡安排，並宣誓支持民主的原因。這種基本認識也是歐美各國政府對軍事干預的批評較為緩和的原因。
根據最新消息，由於支持穆爾西一派的民眾發動了強大的抗議行動，埃及的流血加劇了，這是很不幸的民族悲劇，但這些血與其說是民主的結果，不如說是轉型的代價。埃及軍方任命的臨時總統發言人已經承諾，穆兄會可以參與新的總統選舉，而軍方也已反覆誓言，並用行動證明，他們所說的不惜流血的宣示不是戲言。這些最新動態顯示了事態的未來走向：對抗的各派政治勢力只能返回較緩和的政治行動中來，更直接來說，埃及的動盪本身具備繼續革命的方向，埃及的民主轉型不是曇花一現，而轉型並沒有結束，目前的這些悲劇只是轉型開端的痛苦而已。至於未來的轉型路徑能否順利，這還要看未來的埃及當政者能否明智地處理國內政治平衡問題，以及，最後，最重要的是，能否採取有效的經濟和財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