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2日訊】政府最喜歡什麼樣的企業家？應該是那些最聽政府話的企業家。中國的企業家往往自由較少，一個企業從生到死，從審批到稅收，步履沈重有如鐐銬在身。可是要做到讓政府喜歡，恐怕還要戴上靠近權力、協同權力乃至臣服於權力的鐐銬，而企業家似乎也便欣欣然戴上這幅鐐銬起舞。
政治權力介入經濟過深，可以使得企業家從事經濟活動成本銳減，即藉助公權力弱化市場約束；政治權力介入經濟過深，又可以使得企業家從事經濟活動成本陡增，甚至要時刻冒著非法的風險。而當今社會結構恰恰是一個政經邊界不清的結構，企業經營好壞受政策影響頗深。如是，企業家的選擇看起來十分理性。可事實果真如此嗎？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在其《政治學》中寫到，社會精英的最重要技能是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描繪成公眾的利益。中國的企業家從一開始就喪失了這項最重要的技能，他們被稱作資本家，在寫滿勞動價值論的課本裡形同魔鬼。直到整個社會在共同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坍塌淪落，他們才開始得到尊重——這種尊重不是來源於他們成為了公眾利益的代表，而是來源於理想幻滅後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
因此，在拉斯韋爾的定義上講，中國的很多企業家還不能算得上是社會精英。
企業家如果不能在社會利益的意義上得到公眾的理解和自我認同，不能理直氣壯地獲得利潤，不能理直氣壯地保護財產權力，就會不自覺地與政治權力靠近，以期從政治權力身上獲得保護，也就意味著他們不得不臣服於權力。這種做法的另外一個副產品，便是企業家會變得非常短視，今天能夠拿到的不會等到明天。
很多企業家本身也蓋以成敗論英雄，只要能獲得財富，不惜把自己放在公眾利益的對立面，其結果企業家只能從公權力的掌握者身上索取安全感。於是乎，才會出現了在尊嚴和賺錢之間無法取捨的困頓。
相比於政治家而言，企業家的確更難把自己的利益描繪成公眾利益。人們也許會想，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一方，不就是為了一己私利麼？在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長久以來，企業家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地位，正如美國人在薩特的魔鬼學中的地位一樣。
茅於軾先生認為，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其所指大概就是要把企業家從魔鬼學中解脫出來，打開束縛企業家發揮作用的價值觀上的鐐銬。但弔詭的是，很多企業家本身卻認為在價值觀上得到認同並不重要。
在諸多企業家看來，企業家就是與政府打牌的人，政府出什麼牌就順勢而為——遇到計畫經濟就打計畫經濟的牌，遇到市場經濟就打市場經濟的牌，試圖改變政策和規則沒有意義。
在這個背景下，企業家似乎學會了各種高超的「打牌」技巧，有些打的是忠心牌，梁穩根說，他的財產乃至生命都是黨的。也就是說他的生命的價值及財產都被中共困綁和財產化了。更可悲的是他是在為這個執政黨而活著。支付寶事件，馬雲打的牌是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這些言論為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的精神狀態和經營境遇標下了註腳。
打牌永遠是博弈雙方的零和遊戲，企業家可以以愛國主義等等緣由獲取支持，公權力的使用者也一樣可以使用它來約束企業行為。如果我們的企業家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就永遠只能戴著鐐銬起舞。
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幾年裡，企業家為經濟的發展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付出。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還可以在下一個二十年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可目前來看事實並非如此，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可能會不到7%。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在長期來看會帶來巨大的不同——5%的經濟增長率和10%的經濟增長率在20年內會使收入相差2.5倍。
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意味著政治家的壓力加重，而企業家將會更有可為。他們需要認識到自己是社會財富的生產者，也在通過創造性毀滅不斷刷新歷史，他們是從亞當斯密到熊彼特的諸多思想家筆下的社會精英。企業家也只有在形而上的高度上獲得自我的價值認同——不是出於積攢眼前財富的成功，才能學會如何爭取財產權利的保護，才能學會如何影響政策改變規則，才能真正擺脫權力的枷鎖和鐐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