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5日訊】2013年7月8日，前《紐約時報》北京分社攝影記者杜斌在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名拘押37天後，取保獲釋。他被告知處於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階段。杜斌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表示，在被拘押審問期間，警方詳細詢問了他的所有書著寫作和記錄片拍攝，但重點是他拍攝的反映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酷刑情況的記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以及新書著《天安門屠殺》。
杜斌在2004年至2011年間曾任《紐約時報》北京分社攝影師。但2011年以後，中國外交部始終不肯批准他的工作許可，使他無法繼續正常工作。杜斌也是獨立作家。自2007年以來陸續出版了《上訪者—中國依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上海，骷髏地》、《牙刷》、《毛主席的煉獄》、《北京的鬼》、《艾神》、《毛澤東的人肉政權》、《天安門屠殺》等8本書著。但由於這些書著的主題，或者是邊緣人，或者是被當局視為異己，或者是當局眼中的敏感話題，因此均不能在中國內地出版。2013年4月，他拍攝的記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以馬三家女子勞教所服刑人員證詞為核心，與此前中國財訊傳媒《財經》旗下雜誌《Lens視覺》刊登的同一主題調查報告相得益彰，以不同形式，揭露馬三家女子勞教所中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酷刑使用，在中國輿論中引起憤怒。
6月1日，他被警方以「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名從家中帶走，他的書稿、資料、視頻文件、手機、電腦等物品，係數被警方抄走，但他的家人只是在幾天之後才得知確切消息。取保候審回到家中後的杜斌接受了我們的電話採訪，詳細介紹了警方來家中搜查以及後來在看守所接受審問的情況。也許是出於攝影師的職業習慣，杜斌的講述猶如一部攝像機，讓聽者感覺身臨其境。
據他介紹，警方詳細聞訊他每一部作品的來龍去脈，但重點是記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和他隨後發表的《天安門屠殺》，不過，他們對他的回答並不滿意。
杜斌似乎對37天的牢獄生活並沒有感覺十分苦澀，相反，他認為這些天與20多名普通犯人共處的日子，也讓他實地體驗了無處伸冤的底層人的所思所想。
杜斌：作為一個人，做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
8本書，1部記錄片，37天拘押，1年取保候審
杜斌：進了派出所以後，進了下面的訊問室，裡面有桌子，還有鐵椅子。他們問我，從我在2007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上訪者》開始問：與誰聯繫找到了這家出版社，印了多少本，版稅多少，一共付了我多少錢，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其他那7本書也都是這麼問，一本一本地問，他們非常感興趣。其中他們比較注意的是《小鬼頭上的女人》這部片子，還有《天安門屠殺》這本書。我告訴他們，以前我在《紐約時報》工作，最近這兩年，由於外交部一直拒絕給我工作許可，所以我的工作量很少。但在北京，我要生活，要緩解經濟壓力，所以寫作、編輯了一些書籍。他們對這個回答並不滿意，一直兜圈子問為什麼。後來我明白了，他們想知道我寫作和編輯這些書和拍片子是否有外邊的組織，或者是某個人讓我這樣做，或者資助我這樣做。我告訴這些都是我個人的喜好，另外，這些書也比較有賣點。所以我做了。他們始終不滿意。但是，他們同步錄音、錄像，不可能刑訊逼供。6月2日和6月3日的這兩天他們大概訊問了17、8個小時。
法廣：在被關押37天以後，您是否瞭解他們的指控具體指什麼呢？
杜斌：罪名已經換了，現在是「尋釁滋事」。但他們不跟我談我「尋」什麼了，「滋」什麼了，就談我的書：為什麼寫書，拍片。還是要找出我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組織，或者什麼人授意我這樣做。
法廣：您現在處於取保候審的階段，被要求在一年之內不得離開北京。
杜斌：他們說：一年之內，你必須老老實實的，否則隨時隨地我們會讓你再回看守所。
法廣：會有審判或者司法程序麼？
杜斌：他們就說會讓我再回看守所，沒有具體說不老實是什麼意思。而且，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們要求我給他們一個固定的電話號碼，固定的地址，如果更換地址，必須報告他們，如果離開北京，也要報告他們……不太明白他們確切的目的，可是，既然說我是在取保候審階段、要報告、要隨叫隨到，但是，（他們）連我應該向誰報告都沒說，也沒有聯繫電話：我向誰報告呢？報告給誰呢？
還有，他們扣壓了我的手機、電腦、銀行卡，還有我的資料、移動硬碟等，所有這些同我所謂的「尋釁滋事」沒關係的東西，但都沒有歸還給我。使得我上網都很難。
而且，當時，沒有人知道（我被抓）。我最近聯繫比較多的人就是我的記錄片的主人翁劉華，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聯絡。他們就是以為把我抓起來了，沒有人知道我到哪裡去了，把我弄到哪裡去都好辦。
我來自最底層，所以特別關注最底層人的生活
法廣：從您這次被抓以及隨後的審問看，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您的書。您這些年寫的書的主題或者是上訪者，或者是被強拆者，或者是馬三家勞教所的女子，還有艾未未，等等，還有《天安門屠殺》。這些都是當局眼裡的敏感話題，這些書的主人翁大都是邊緣人，或者是被當局看作是異己的人，比如艾未未，您為什麼選這些話題呢？
杜斌：這個話題很有意思。我個人比較傾向於關注那些無名小卒，他們的喜怒哀樂，生生死死，都是我關心的，因為我也是來自草根的人，有我的草根情結，我來自於最底層，所以我特別關注最底層人的生活。這裡面唯一的一個大人物就是艾未未—國保跟我談話的時候也提到了艾未未，他們問我怎麼認識艾未未的，為什麼給他寫書……我說，在汶川地震後，艾未未去調查那些死去的孩子的名字、生日、年齡、家庭住址等，然後，每天晚上都在零點的時候，把這些孩子名字發到推特上，告訴大家今天是哪個孩子的生日……這些事真正感動了我。
他們還問我，你為什麼取這些嚇人的書名：《毛主席的煉獄》，《毛澤東的人肉政權》，還有《天安門屠殺》，《上海骷髏地》，等等。我說這樣是為了更有賣點，我可以賺更多的錢，改善我的生活。
法廣：那我也提同樣的問題：為什麼取這樣的書名呢，比如《上海骷髏地》，只是為了賣點麼？
杜斌：當然是根據書裡的內容來確定的，因為如果書名定得不好，或者很壞的話，出版社也不會出。
法廣：把上海與骷髏地掛鉤，是怎麼想的呢？
杜斌：我非常同情因為一個宏大的工程而受到屈辱和迫害的原住上海人的遭遇，我能做的就是為他們寫一些東西。上海一直想變成一個超大規模的國際化都市，在它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的過程中，有太多的無名小卒以及普普通通的人們為此付出了代價。
讓那些不能發聲的人發出自己的聲音
法廣：2010年您曾經在亞洲人權新聞獎中獲得攝影特寫獎。您的作品是《寫出冤情》。在您這些年的攝影工作中和寫作過程中，您覺得中國社會有很多沒有能說出來的冤情麼？
杜斌：沒有說出來的冤情遠遠大於已經說出的冤情。我所能做的就是讓那些不能發出聲音的人，發出一點他們自己的聲音。我的責任就是要記錄下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人的聲音，那些屬於底層人不能發出的聲音。我覺得我既是一名寫作者，是一名攝影師，也是一名歷史的記錄者。我做這些工作都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的。
法廣：您關注的人物往往是邊緣人或者是當局認為敏感的人物，談論的話題，往往也是官方媒體不能碰觸的敏感話題，您的作品因此不能在大陸公開發表。那您對這次被抓感到意外麼？
杜斌：我並沒有感覺意外，我在寫那些書的時候就感覺危險就在我旁邊，但是，當我看到那些無名小卒受到屈辱，他們永遠都不能發聲，我就特別難過，這種難過遠遠大於我感覺到的危險。所以我就做了。比如像《天安門屠殺》，我也是覺得裡面的事感動了我。我對同我談話的那個國保說，我是編輯，而不是編造（他們說我不是編輯，而是在編造）。我查閱了很多資料，小心謹慎、互相印證後，才寫進我的書，所以，我書裡的文字我相信都是真實的，都是目擊者或者親歷者的第一手敘述，非常感動我，這600頁文字，我每次校對時都很感動。每校對一遍，我就會用完一盒新手絹擦眼淚。
37天看守所：收穫遠大於對身體的束縛
法廣：在未來這一年裡，您將會在國保的密切關注之下，您會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做一些調整麼？
杜斌：實際上生活還是原來的生活，因為我從來沒有覺得我犯罪，雖然現在我還是犯罪嫌疑人，但是，我從來沒有感覺我自己犯罪了，即使在看守所裡，我也仍然心情愉悅，因為我可以在裡面體驗生活，我可以親自去觀察那些被警方通過各種方式「選拔」進來的各路社會精英—也就是所謂的「犯罪嫌疑人」……
法廣：那這37天的觀察中，您有什麼體會麼？
杜斌：有的，有的。這種體會遠遠大於對我身體的束縛，我的心靈還是自由的。我每天都在觀察周圍的每個人。最深的體會是中國社會某些邊緣人群，你必須深入其中，才能體會到他們生存的艱難，才能體會他們的夢想、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我覺得自己收穫頗多，將來如果有機會，我會拍攝一部關於看守所的電影，非常有趣，這種生活只有在裡面呆過的人才能明白。
我還想補充說明的是，我一直想知道對於他們給我的「尋釁滋事」的指控，我是否能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我到底如何尋釁滋事了？！我寫書是不是我寫作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另外，我也不確定國保扣壓我的身份證、銀行卡、電腦、還有其他的重要的資料，他們會不會返還給我，因為那些是屬於我個人的東西，他們沒有犯罪—連我都沒有犯罪，他們怎麼能犯罪呢？！
但是，關於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資料（視頻、音頻以及照片資料），我在外面全部都有備份，我早料到會有這麼一天。所以，即使他們以這個理由扣押（尋釁滋事）也是沒有用的，我在海外有多個備份。真要把我惹急了，我就會剪輯《小鬼頭上的女人》第二部，甚至第三部。我不是要向誰示威，我有我可以容忍的限度，我不怕有人來滅我，我就是作為一個人，做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
杜斌目前並不瞭解所謂「取保候審」是否意味著還有哪些司法程序。他的律師浦志強在新浪微博上評論說，杜斌取保，是因為到期提捕未准，因而變更了強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