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24日訊】2013年7月18日，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迎來了百歲生日。許多人都到北京醫院去看望這位百歲人瑞，其中包括同事、弟子、仰慕者和他的鄉親。
民國政府建立的第二年，1913年7月18日，杜潤生出生在山西太谷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整整一百年過去了，而今那所老宅已經破敗不堪，庭中荒草沒膝，與周圍一座座新建的民宅形成鮮明對比。但是他的家鄉父老還記著他，億萬中國農民沒有忘記他。
從晉中的農家弟子到北平的大學生，從抗日軍人到土改領導人，從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的一生經歷了太多的歷史事件，其中許多都關係到農民的命運。作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他是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在許多人眼裡，杜潤生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代名詞。
確實，即使退休以後，杜潤生念茲在茲的仍然是中國農民。不過，這位飽覽了新中國政治風雲的政治家的眼光沒有侷限在農村，他對於中國改革和未來有著深刻的洞察和長遠的思考。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採取「漸進式改革」，避免了蘇聯式的崩潰，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蹟。杜潤生很早就對「漸進改革」進行了反思。在他看來，「漸進改革」的副作用是延長了雙軌制，「雙軌制既有壟斷成分、又有競爭成分，給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也帶來的問題。一是價格扭曲，妨礙資源配置的合理化；二是製造尋租、腐敗；三是生產要素流動不足，市場化踏步不前。許多扭曲現象變成原因，原因又產生結果，以致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雙軌製造成的諸多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才能消弭。也就是說，需要政府轉變職能，縮小直接經營範圍，由市場配置資源，盡早走出雙軌制，形成有競爭性市場環境，生產要素能自由流動，否則就會造成權貴資本主義。杜潤生提醒道：「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資本主義發育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資本主義也有好壞之別。從歷史上看，西歐某些國家在工業化進程當中使農民悲慘地破產。中國要避免壞的資本主義發育方式，首先必須盡快遏制業已萌芽的權貴資本主義。」
遺憾的是，由於改革沒有及時跟進，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換，在滋長腐敗的同時也生長出一批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利益集團為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相互博弈，財富重新分配，出現了兩極分化。杜潤生敏銳地指出，這種局面導致極左派對市場經濟的批判與攻擊，他們認為「市場經濟本質是復辟資本主義」，而且「利用群眾對兩極分化的不滿情緒，倡導回到毛澤東時代」。杜潤生對於極左派的主張進行了準確概括：「根本反對市場經濟，要恢復毛澤東時代。不但是傳統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且自己還加進'民粹主義'的東西，比斯大林還'左'。極左派就是想走這個路子。」
杜潤生說：「人們思想不統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制度安排，賴以抵制危險的思想風暴，從而任其轉化為政治實踐。」那麼，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抵制危險的思想風暴」呢？就是民主政治。
在1949年以來的政治風暴裡，杜潤生親身體味了傳統政治的殘酷。在五十年代說過「斯大林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類明智之語的毛澤東，最終也沒有避免歷史悲劇。由於黨內決策缺乏民主，導致了「大躍進」、「文革」。至於做出了市場經濟導向的重大決策的鄧小平，「他有權威主義偏愛，對民主呼聲是實行淡化處理的。'六四風波'的負面影響也主要是削弱民主生活。」
可是，經濟發展的成就卻被某些人士視為政治體制優越性的證明。杜潤生不同意這種判斷，而是很早就呼籲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推進政治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民主政治。在90年代以來寫的一系列文章裡，杜潤生指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利益日益多元化，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起來。單純依靠抑制、堵截等於激化矛盾，急風暴雨的運動方式，歷史證實副作用很大，不宜再用，「唯一的選擇是及時建立民主制，這是制度演變應有的取向。」
在1997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杜潤生提出：「講穩定，要靠多種措施，重要一條是學會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離不開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並分批解決矛盾，避免矛盾總暴發。」在三農問題凸顯的2001年，他警告說：「農民可以是順民，安分守己，努力勞動，如果生活不下去，走投無路，也會成為暴民，成為不穩定因素。這問題要好好解決。」21世紀以來一味維穩造成的諸多後果，證明了杜潤生的先見之明。
在杜潤生看來，為化解衝突，只有啟動政治改革，發揚民主，推進法治，「構建一個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權。貫徹執行行政許可法。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辦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杜潤生對於民主有深入思考。他指出：「當代潮流是社會民主主義，它區別於傳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主張推行憲政民主，保護所有公民自由權利；也區別於自由主義，主張政府擁有調控市場職能，維護法制秩序，打擊破壞分子非法行為，防止資本主義過渡競爭，從多方面關懷低收入弱勢群體。」
為了推進民主，杜潤生重視社會輿論的重要作用。「重視利用各類新聞媒介傳遞信息和體現社會公眾監督的職能。開放言論有利於暴露矛盾，化解矛盾。要正確處理保護言論自由和端正輿論導向的關係。」
杜潤生告誡說，「民主恐懼症，是特權勢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眾，歷史是群眾創造的，怕是沒有用的」，「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學、不透明、不民主，遺留問題很多，將來也許改革要重來。」
要發揚民主，保障人民參與國事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必須以法治取代「人治」。「民主需要法律保障，由國家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民主，用以保護人民的各種民主權利不受侵犯，特別是制止政府侵犯人民權利的行為，」杜潤生在一篇文章裡寫道，「一切政黨個人都應在憲法範圍內活動。所以叫民主法治。」他直言不諱地說：「怎樣建設一個執政黨，怎樣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決於如何對待民主政治。」
對於法治（ruleoflaw），杜潤生也有極為精彩的論述：「只有法律，而沒有強有力的、擁有獨立審理權力的司法執法機構和民間法律諮詢服務組織，就算不上是法治國家。文化程度發展不平衡的農村居民應該是法律保護的重點對象。中國政府，慣於用行政系統發布原則性政策指導工作，特別涉及財產權力問題，尚待制訂法律條文，規範人們的行為，這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宏觀調控內容。忽視這點，就無從建立交往中的信用，否則依森林法則，弱肉強食，不會造成良好的預期和有序的市場。」
2005年，已經92歲高齡的杜潤生在出席首都經濟學界春節聯誼會時發表演講，再次呼籲「搞經濟改革，不能忘了政治改革。我們需要一個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個屬於公民的社會。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要搞政治文明。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下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我國人多、資源少，但我們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為全世界的榜樣。」
88歲時，杜潤生為一位三農學者新書作序，專門引用了林肯的故事--
林肯在簽署《解放黑奴宣言》後，有人問他：你怎麼敢將成千上萬的黑奴從奴圈裡解放出來呢？你不怕天下大亂嗎？林肯很平靜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可怕的是對一些不確定性的恐懼。
這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寄託了杜潤生對於中國政治家的希望。十幾年過去了，新一代政治家登上舞臺，他們是否聽到了這個故事，他們是否願意傾聽這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