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畏死，湖南 「生死狀」PK「國家掠奪」
【看中國2013年07月31日訊】近日，湖南安化百位村民簽下「捍衛土地生死狀」，討還該村從70年代起即失去的5畝集體土地，官方作出妥協和解決。事件雖小，卻在暴力強徵引發激烈社會矛盾的當下，呈現標本意義。
據中國媒體「財經網」等報導，7月26日，湖南安化縣樂安鎮蚩尤村夏家組近百名村民在一份「捍衛土地生死狀」簽名，以討還自上世紀70年代即被國家劃給當地供銷社無償使用的5畝集體用地，該供銷社因負債纍纍，私自將該土地使用權和房產以70萬元賣與他人。村民知曉後遂簽下「生死狀」，表示要「土地是生存希望，誓死保衛自己的土地」；鑒於層出不窮的因土地維權而發生的被政府暴力打壓事件，村民在生死狀中約定如有負傷或犧牲，全組為其安葬、應贍養、撫養義務及墊付醫療費，並且要求籤署者永不叛變。
這份現代社會中的有著古時歃血同盟儀式感的「生死狀」，在網上曝光後引發公眾討論；新浪微博「第五媒體專家團」表示「這份抵制強征的生死狀，壯烈之下隱不住深深悲哀」；網友「走過冬天ls」也表示：「強拆、強征折射出強暴執政，百姓的忍耐也有侷限性，不是在忍耐中滅亡，就是在忍耐中暴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問題社會學者於建嶸認為：「民不懼死，皆因強權逼之；民要聚眾，才能抵禦強權。」
7月28日，湖南安化宣傳部向媒體表示，政府已經妥善解決「生死狀索地事件」：認定涉事供銷社房是非法轉讓房地產行為，解除該交易並退還款項。至此「生死狀」事件依然餘波未止，不斷有學者和網友探究這起訴求標的僅有5畝土地，並不太大的一起土地事件的標本意義。
「一幫農民勝過一車皮理論和一車皮專家」
有學者和網友將該事件和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小崗村生死狀」事件相聯繫。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村民以「託孤」方式，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小崗村也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專欄作家、凱迪網首席評論員黎明以「非法的'捍衛土地生死狀'值得封存」為題，發表評論認為：「這份生死狀上留下一群農民的紅手印，其中協議的內容更像誓言，這比那種革命誓言還更嚴密、踏實一些。它建立了革命或玩命的後勤保障機制，制定了對個人犧牲的具體補償辦法。即使簽生死狀的人數沒那麼多，那文書代表村民集體意志的事實仍然存在。」
黎明也指出與「生死狀」對應的是「國家掠壓史」：「眼下許多農民面對的是國家掠奪史，是整個攪不清的國家理論，國家已經吞到肚子裡的肉，不會吐出來，至少，也不能承認前幾十年全是強搶硬奪。」
但並不「合法」的生死狀，贏回了權利，因此黎明也認為「湖南農民」生死狀事件「之學術價值或者社會學意義在於，在無理橫行天下的年代，做‘改革先驅’並不需要什麼理論修養。小崗村曾出現驚天動地的生死狀，那是一群抱著‘寧被殺頭不做餓死鬼’信念的叫花子。可知，危難之際緊要關頭，一紙生死狀，往往勝過一車皮理論；一小撮簽下生死狀的草民，或勝過一車皮理論家。」
袁裕來：現有集體土地制度，農民幾乎沒有任何權利
「農民在中國的土地制度中幾乎沒有任何權利」
知名律師袁裕來向德國之聲表示，從「生死狀」之初再到其後的勝利，他有著極為複雜的心情，為「民不畏死爭取權利」擊掌讚嘆的同時，也在思考失去農民的困境，必須看到這是農民普遍性的困境：「很多農民面臨狀這樣的現狀，特別是沿海開放的地方，農民剩下的土地本來就不多，事實上也面臨著隨時隨地土地就會被奪走的情況，面對政府和開發商征地時，一般的抗衡都很難有力度的保護自己的權益，這些農民能夠下這麼大的決心，一方面我們很沈重看到他們以生命為代價保護自己的財產，這和當年小崗村生死狀時相比更嚴重；另一方面也覺得有必然性，農民要保護自己的土地權益必須得走到這一步。」
袁裕來認為透過該事件，也要思考將農民推向簽署「生死狀」背後的制度因素？這群農民為何要擔負對抗整個制度中舊有和現行「掠奪性」法律的使命：「我們的土地制度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方面用途的控制不嚴格，大量的土地徵收不是用於公共利益，就是土地開發商為了賺錢，這裡面產生大量官商勾結；集體土地所有制完全和正義、公平等完全相牴觸，你想像不到會有這樣的制度，農民在這裡面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學者和社會都在呼籲，這些問題能不能從制度層面解決掉？政府不能靠掠奪農民的方式進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