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03日訊】關於中國今年能否達到7.5%的經濟增長目標問題，前兩個月各界曾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甚而為市場製造了一些不確定性風險。對此，高盛投資管理部中國副主席兼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近日表示，未來中國可能不再需要制定GDP目標了。
哈繼銘表示，「中國習慣制定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目標，而且用GDP增速為標的。如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下一年的GDP增長目標，每次」 xx五」規劃制定後五年的增長目標。有時政府還會制定更長遠的增長目標，如10年GDP翻番等。每次目標明確後，中央部委、各級地方政府、研究機構和市場人士奔走相告，傳達、理解、貫徹這一目標。
哈繼銘認為，雖然增長目標的確立表明政府對經濟建設的高度重視，但也存在很多缺陷：
「文革之後提出的 ‘實現四個現代化，經濟規模至世紀末翻兩番’的目標，表明中國將工作重心從意識形態轉為經濟建設，確實鼓舞人心。中國制定長期增長目標讓民眾看到未來的國力和自身可能出現的生活水平變化，本無可厚非。儘管GDP增長指標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相比計畫經濟時代採用的社會生產總值還是有進步的。」
制定GDP增長目標，尤其是短期目標，如果不顧之後發生的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而且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實現之，則可能有諸害而無一利。據WSJ，哈繼銘例舉出了一些GDP目標的害處：
害處一，誤導政策。人非神仙，原先制定的增長目標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由於外部環境發生始料未及的變化或當時的目標本身欠妥而無法實現，正確的做法應是考慮是否需要調整目標，並且分析和應對達不到目標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如失業、通脹等。如果此時依然硬著頭皮，採取「有條件要上，沒條件提供政策刺激也要上，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策略，那麼很有可能導致政策失誤。而且這種失誤具有極大的後遺症，包括產能過剩、政府顯性和隱性債臺高筑、看得見的金融風險和不易看見的經濟實體道德風險的增大。
害處二，不利改變增長模式。中央層面經濟增長目標的制定並加以嚴格落實的意圖，往往被地方政府解讀為本地區亦需要不惜代價保增長，此為上行下效，而且只可能將目標進一步提高，不可能降低。例如，在「十二五」規劃頒布後，「五年後再造一個xx省（市、縣）」成了許多地方官員的口頭禪。地方對增長目標的盲目追求往往是通過舊的增長模式來實現的。 有些根本沒有意識和智慧轉變增長模式的地方官員，便力圖通過信貸和融資平臺的擴張發展投資，甚至鼓勵和保護當地企業低效擴張，通過抬高地價促使房價上漲來維持地產投資。他們不認為即使增速下降了但結構改善了是政績。
害處三，與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不符。制定一成不變的增長目標是計畫經濟的產物。儘管中國近年有一定的所謂國進民退現象，但中國的市場經濟佔比已經不再適合計畫經濟管理模式。中國政府也在不斷爭取使中國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國際承認。在全球範圍內似乎很難找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每年制定一個GDP增長目標而且堅定不移地加以實現。
害處四，不利於環境保護，此處省去5000字。
哈繼銘進而討論了其它國家的做法，「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有國家制定短期的經濟目標（如通貨膨脹率），有國家制定較長期的目標（如失業率），但沒有國家年復一年地制定GDP增長目標。它們的政府或者央行只是預測短期GDP增速，但是根據年中經濟形勢的變化經常修正預測值，而不是不顧一切用刺激政策使增速達到之前的預測水平。中國難道真有能力準確地制定符合經濟規律的短期增長目標嗎？我想很多國家不能做到這麼完美，儘管它們可能數據比中國全，經濟結構比中國穩定，研究能力不比中國差。這就是為什麼它們必須經常調整原先的增長預測來反映新的經濟條件。難以理解中國對短期預測（目標）正確性的高度自信。
「有人通常以GDP與就業的關係以及就業數據的匱乏來理解GDP增長目標的重要性。這不僅純屬緣木求魚，也不利於增強完善就業數據的迫切感。坦率地說，中國當前就業數據的質量、快速的經濟結構變化、人口結構變化、勞動力市場二元化現象使得嚴肅的研究者難以建立GDP與就業的關係，來為經濟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但是至少要承認這一點，而避免用不夠嚴謹的分析妄下結論，那樣容易誤導政策。」
那麼如不以GDP為目標，以何為目標？哈繼銘認為中國在未來數年應當以實現經濟再平衡為目標，其中一個重要的量化標的是投資佔GDP比重：
「每每提及此，有人會反對，理由是中國數據不可靠。但我不禁疑惑，既然數據不可靠，為何每年樂此不疲地設立GDP增長目標。我相信儘管數據不很精準，但中國投資佔比過高這一結論還是比較靠譜的。我最近的分析顯示，中國當前的投資/GDP比率不僅高於高儲蓄率和投資率國家的歷史高點，也高於中國上個世紀50年代「大躍進」時期。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這一比率都過高。其向下調整是必然的，且伴隨經濟增速下降。 區別在於可以選擇通過政策轉變實現主動的、有序的、可控的調整，也可以維持政策不變最終導致經濟被動的、無序的、失控的調整。我相信，將經濟再平衡作為目標是選擇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