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07日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不見得就是腐敗分子，有些人還是非常廉潔的。相反的，新上臺的人不見得不腐敗。靠造反起家的新貴，如王洪文、陳阿大、王秀珍們，就借自己手中的權力搞腐敗……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跟反腐敗毫不相干。正因為文革不反貪官，文革結束以後，好官貪官一起平反，貪官更貪，好官變成貪官更不足為奇。
退休後本來應該兩耳不聞窗外事，練練字，聽聽音樂，或者到公園的幽靜處練練氣功，這樣，也許更能延年益壽。可是，天生的秉性，閑不住，就像坊間有些愛看熱鬧的人--那裡有人圍一圈，就非要擠進去不可。我經常上網去擠一些熱鬧的博客，看看人們說了些什麼。這不？網上一篇小文章，又讓我唏噓不已。
這篇讓我唏噓不已的文章是陶東風寫的《極左意識形態的巨大威力》。兩年前，我讀過一篇《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走在歷史的前面》的文章，我只隱隱感覺極左意識形態的存在。我是大學老師，經常跟學生接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學生非常關心國家大事，那時國門剛打開，學生朝外一看，怎麼跟人家差距這麼大呀？1989年以後，學生開始不怎麼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的是自己的就業--大學生不包分配，自謀職業。近些年，有部分學生又開始關心國事、天下事。有些學生還會在QQ上聽一聽我的看法。學生的正義感非常可貴，現在全社會缺的就是這種正義感！然而，學生也像四十年前我們一樣--頭腦太過簡單。他們對官員的腐敗深惡痛絕，對社會兩極分化打抱不平，我都理解。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對大躍進的寬容、對文革的憧憬，讓我非常吃驚！這也許就是陶東風說的「極左意識形態的巨大威力」吧！
在社會分配極其不公、官員腐敗不可容忍的現實面前，有些青年朋友出現了一種幻覺--似乎文革是反腐敗的運動，他們希望再來一次文革。我經常聽到有些年輕朋友這樣問我：「打倒走資派不就是打倒貪官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不就是反腐敗和防腐敗麼？」「文革中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不就是破除官僚特權？」好，我以親身的經歷，談一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一）文革「四大自由」其實沒有自由
文革中，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被稱為「四大自由」，也叫「大民主」。「四大自由」真有自由嗎？「大民主」是真的民主麼？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字報上出現的一副對聯，贊成這副對聯觀點的當然是我們現在說的「官二代」，當時，北京工業大學有個學生叫譚力夫，他就是持這個觀點，他在辯論會上的講話，被整理成文，在全國影響很大。在這種「血統論」影響下，全國出現了抄家風，許多「黑五類」家被抄。在1966年北京的「紅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學的牆壁上就有用人血狂書「紅色恐怖萬歲！」。更有甚者，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對「黑五類」及其家族進行的大屠殺。譬如，在北京大興縣殺死300多位「四類分子」，最年長者80歲，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嬰兒。1967年，廣西誕生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提出「斬草除根一掃光」，滿門殺戮「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北京的一位中學生遇羅克寫了一篇《出身論》揭露這種反動的「血統論」。這篇文章現在來看，誰都會認為是正確的，可是，「中央文革」竟然將它定為「大毒草」，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年僅27歲。
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張志新，只因對毛澤東的錯誤進行批評，對林彪的罪行進行揭露，為劉少奇及一些老帥喊冤叫屈，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被處死。臨刑前還割斷她的喉管，不讓她呼口號。
上述那些濫殺「黑五類」的策劃者參與者，沒有一個受到懲辦。而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的思想者被處死，根據什麼呀？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現在的年輕人只懂有個「大民主」的文革，不懂得文革還有個「公安六條」！文革期間，貌似民主，實則專制，更恐怖的專制。文革是典型的人治，1967年「720事件」，江青發話「揪軍內一小撮」，紅衛兵希里華拉都往各大軍區沖，全國大武鬥也由此升級為真槍真炮。過了幾天，江青又出來傳達最高指示：「還我長城！」說是王力關鋒戚本禹鼓動衝擊軍隊，王關戚便成了替死鬼。受「公安六條」保護、頭上閃耀著光環的「中央文革」大員們的命運尚且如此，草民們還敢相信「四大自由」麼？
一個好的社會應當是民主加法制。就如籃球賽，運動員搶球傳球，這是「民主」。但球賽要有規則，規則就是「法制」。文革既無民主，也無法制。歷史的啟示：要改變當今社會腐敗和不公平的現狀，也只能依靠民主與法制。
（二）打倒走資派≠打倒貪官
「走資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簡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本中。從這個名詞的出籠過程，可以幫助大家理解它的特定含義。
1957年「反右派」的後遺症之一就是誰也不敢再向領導提意見了，因為「反對支部書記就是反黨」。這樣一來，有些農村基層領導人不受群眾監督，為所欲為，稱王稱霸，多吃多佔，貪污腐化。劉少奇認為，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解決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所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實事求是地講，「四清運動」確實帶有幾分反腐敗性質，但是，方法太左，太粗暴，不符合法治原則。
另一方面，三年大飢荒餓死了3000多萬人，包括劉少奇在內的許多高層領導也開始反省大躍進的失誤，並對1959年廬山會議有了許多新的看法。中央對地方上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進行了甄別平反。同時，為了渡過大飢荒的難關，採取了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一些措施。「三自一包」的確很靈，使很多地方少死人，渡過了難關。但是，在毛澤東看來，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過了頭，否定了「大躍進」的功績，是「翻案風」；「三自一包」是否定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是「單干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劉少奇的「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說，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二十三條》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單地說，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不是解決「四不清」問題，更不是反腐敗問題，主要是解決「翻案風」和「單干風」問題。至於那些多吃多佔貪污受賄的幹部，檢查得好，退賠就行，甚至於不退賠也行。毛澤東還認為，不但農村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央也有，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矛頭所指，不言而喻。
十八個月以後，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就非常明確：文革不是解決官員經濟和生活上腐敗問題，而是政治上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文革初期，在炮打「走資派」中，偶爾也有提到腐敗和特權的問題。例如，我這輩子第一次知道有一種貴重食品叫「燕窩」，就是從一份「劉少奇的食譜」的大字報中得知。但是，文革中的這種反腐敗是極其有限的，而且中央文革一直強調「緊緊把握運動大方向」。什麼叫「運動大方向」？簡單地說就是：凡是「劉少奇司令部」的人，管他多麼廉潔，都是「走資派」，都要打倒他，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凡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炮打的，即使他的身上有腐敗問題，那也是「小節」！
（三）反修防修≠反腐防腐
毛澤東說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意義在於反修防修，也就是解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問題。於是，現在就有一些年輕人天真地認為：那不就是反腐敗防腐敗嗎？不是那麼簡單的。看官您聽我講下去：
這裡說的「修」，指修正主義。那麼，什麼叫修正主義呢？這個詞最早是在第二國際出現的。
在馬克思的一生中，早期、中期和晚年的文章是有變化的，這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早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沒有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晚年的著作中也少提這樣的觀點。因此，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後，第二國際中有人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比如：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提法。這些主張，被稱為「修正主義」。其主要代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斯坦。
上世紀五十年代，赫魯曉夫執政以後，在揭露斯大林肅反錯誤和罪行的同時，結合當代國際環境開始重新審視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同時在國內進行了一些修正探索。而中共針對他們的改革進行了一系列的批評，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現在看來，文革所謂「反修防修」就是阻止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根本不是反腐敗和防腐敗。蘇聯官員是有腐敗的一面，但他們的腐敗是從斯大林時代開始的，不是赫魯曉夫改革以後才出現的。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腐敗依然嚴重地存在。
高舉「反修防修」大旗的文革，不但沒能消除從蘇聯引進的特權（實際上也是腐敗），而且滋生了新的腐敗。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不見得就是腐敗分子，有些人還是非常廉潔的。相反的，新上臺的人不見得不腐敗。靠造反起家的新貴，如王洪文、陳阿大、王秀珍們，就借自己手中的權力搞腐敗。1968年8月19日成立福建省革委會，其中有一名工人造反派出身的省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副省長），全省都知道他「五毒俱全」！軍隊介入地方，有些軍隊幹部帶頭搞腐敗。當然，當時經濟很落後，不可能像現在官員一樣數千萬上億地撈錢。說到這裡，朋友們應當明白，文革所謂的「反修防修」是個什麼玩意兒了吧！
（四）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破除官僚特權
文革中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頗能迷惑一些人，誤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當作「破除官僚特權」。
前文說過，中國官僚特權是從蘇聯引進的，但也不全是這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給特權制度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毛澤東手下的秀才從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抄來「資產階級法權」一詞（文革後重新翻譯為「資產階級權利」）。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話，認為工資制是「資產階級法權」，實行工資制以後，就有人「爭名於朝，爭利於世」，還是帶有戰時共產主義的「供給制」好。張春橋當時只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不是中央委員，沒有參加北戴河會議。但他從柯慶施那裡打聽到毛的講話精神以後，搶先寫了一篇《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於9月15日發表在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第6期上。文章投到《人民日報》，該報編輯部不同意張的觀點，未予轉載。毛澤東親自給《人民日報》主編推薦這篇文章並寫了編者按語，在10月13日《人民日報》上轉載。這就給當時已經在農村刮起的「共產風」火上澆油。
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一方面讓鄧小平主持全面工作，另一方面又對張春橋姚文元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張春橋心領神會，馬上寫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把八級工資制當作「資產階級法權」來破除。姚文元筆桿一搖，《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就出籠了。用廢除八級工資制來達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簡直就是《紅樓夢》裡的胡庸醫亂用虎狼藥，如果實行了，企業肯定大亂，國民經濟頃刻崩潰。謝天謝地，這一次的「學習理論」運動沒形成氣候，一年後，毛澤東走完了人生路程，張姚也都成了階下囚。
毛澤東精通辯證法，《矛盾論》也認為矛盾的特殊性是各種事物千差萬別的原因。人與人之間是存在差別的，素質的差別，能力的差別，等等。有些人只能勝任普通工種普通崗位的工作，有些人則可勝任特殊工種技術含量很高崗位的工作；有的人剛參加工作時只能勝任普通工種普通崗位的工作，但過了幾年後就可勝任特殊工種技術含量很高崗位的工作。如果廢除八級工資制，就意味著普通工種普通崗位可以跟特殊工種特殊崗位取得一樣的報酬，這不亂了套？
所以，這裡有必要將「級」的問題說明清楚：級、階、品、位在中國古代都曾用過，基本上是身份的代表。如爵位制，公、侯、伯、子、男，代表的是身份，當然還有經濟利益。再如品位制，官分九品，代表的是身份。張三李四同樣是州官，職級（崗位）相同，但一個六品，另一個五品，身份是不同的。「級」與「階」同樣也可以代表身份，但也可能只代表職級，但有時也代表身份。例如民國時代的官級制和共產黨以後的官級制，一方面只是官級和工資級別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著身份，比如文革前的十三級，就是高幹的分界線。十三級可以當副廳長、行署副專員，這是職級。但有些領導人的司機，也定十三級，這就是身份。就是高級幹部的身份，有特供商品，有保健待遇，並享有許多特權。
西方國家除了少數國家保留王室的身份與特權外，其他人都叫作「公民」，有職務的高低但沒有身份高低的區別。有些國家還保留爵位，但沒有與實際的經濟利益掛勾。
改革開放前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純粹是技術級別、崗位級別，其身份都是工人，不存在身份的差別。我就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拿八級工資制說事？為什麼不拿幹部級別說事？十八年高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張春橋也無法說清一個與他自己有關的現象：張春橋和陳永貴、吳桂賢同是副總理，崗位相同，按理說待遇也應基本相同，同工同酬吧！可是，張春橋享受高幹待遇；陳永貴還由大寨大隊記工分，享受農民待遇；吳桂賢是紡織女工，享受工人待遇。一起開會的時候，後二人連茶都喝不起（喝茶自己付費）！張陳吳職務一樣待遇懸殊，這是什麼「法權」？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
如果說五十年代毛澤東對特權曾有過不滿的話，晚年的毛澤東根本就不願對特權開刀。有一事足以證明這一觀點：1974年「批林批孔」中，江青樹了一個「反潮流英雄」--南京大學工農兵學員鐘××。鐘××在農村只勞動了3個月，於1969年初佔用一個社員的徵兵指標參了軍。在當了3年兵之後，因父親是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他很快被「推薦」到南京大學讀書。在「批林批孔」中，鐘××反省自己，認為應「向一切剝削階級自私自利意識形態開火」，「向特權思想挑戰」，「決心徹底地改造自己」、「自我革命」、「自我批判」，提出退學要求，從大學退到部隊，又從部隊退到農村，一路退到底，最後退到農民身份為止。
文革中，軍隊「支左」介入地方，憑藉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親屬招工、提幹、上大學提供方便，已經激起全國人民的不滿。實事求是地說，江青在這個時候反「走後門」是大得人心的。但沒多久，我們就聽到正式文件傳達毛澤東的批示（大意）：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形而上學猖獗」，「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當時聽文件傳達的人都覺得非常奇怪：這是那個曾經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毛主席該說的話麼？「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這不是辯證法，是忠姦不分的詭辯論，等於詔告天下人：靠賄官買官當官的不一定是壞人，靠真本事考上去的不一定是好人！
後來，傳說這一「最高指示」的背景是：1月25日（即農曆正月初三），江青在北京召開有一萬多人參加的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提出「批林批孔」要結合實際，就是要批「走後門」，點了葉劍英的名，提到葉走後門將兒子送到空軍當飛行員，將女兒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學外文。會後，葉劍英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毛閱後馬上叫停：「誰沒有走後門，我也走了。我也是把幾個女孩子送到學校去讀書了嘛。」……據某些電視劇故事：毛澤東剛進入中南海的時候，包括楊開智在內的許多親屬都想通過主席介紹工作，都被拒絕--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知楊開智們聽了偉大領袖的「誰沒有走後門，我也走了」，有何感想？
這一「最高指示」實際上是讓「走後門」合法化，使腐敗風氣愈演愈烈，以至於不可收拾，使全中國泡在拉關係走後門的禍水之中。八十年代有人說「還是我們的子女可靠」，讓名門望族都推一個當「第三梯隊」，大概也就順理成章了吧！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跟反腐敗毫不相干。正因為文革不反貪官，文革結束以後，好官貪官一起平反，貪官更貪，好官變成貪官更不足為奇。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