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09日訊】一九二○年初，蔣介石回到奉化，親訪顧清廉，央托他協助教導經國。顧清廉是一位具有現代觀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時間瞭解經國的潛質，替他訂下研修課表，也可能一度親自為經國授課。蔣介石在同年二月九日給經國第一封信，提到顧老師向他報告「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蔣介石自稱，「聞之略慰」。他又安排奉化縣另一位儒師王歐聲，教經國誦讀古籍和四書。
雖然延聘碩儒教課，蔣介石還是覺得經國不應該像他一樣躲在溪口，直到十多歲才出來見世面。經國九、十歲之際，蔣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經念過書的奉化縣鳳麓學堂上學。蔣介石在一九二○年二月、三月，分別在日記中記下，他親自批閱經國的「功課表」。四月間，蔣介石寫信訓示兒子：「當聽祖母及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經國：「不可輕佻，須要著重」。十一月間，蔣介石曾經回到溪口，與毛夫人討論到經國的教育，他在日記中記下，毛福梅的觀念對兒子有害無益。毛夫人曾經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經國帶回溪口老家。這件事令蔣介石大為不快，以致決心翌年把兒子送到上海唸書。
蔣介石後來，有一段時間住在溪口家中，每天都抽出時間和經國相處。父子倆有時利用傍晚時分坐上竹筏，沿著安靜的剡溪泛游，欣賞鷺鷥抓魚，聆聽夏蟬爭鳴。
十二歲的經國，進入上海萬竹小學四年級唸書，少年時期的蔣經國，蓄短髮，方臉像母親，額頭高像父親。當著父親面前，他拘謹有禮，相當緊張。蔣介石要求兒子每星期天要寫一封「兩三百字」的信給他，報告課業進修心得，兒子疏於寫信，必遭斥責。他建議兒子把他的去函保存下來，有暇就取出來反覆溫習。
然而，他自己本人經常沒空寫信，就指示兒子要讀些什麼書。他繼續強調《四書》的重要性，尤其要求兒子要細讀《孟子》、《論語》、《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文集。孫逸仙的《三民主義》也列在書單之上，但是似乎沒有古書來得重要。蔣介石有時候也把自己批注、讀過的書寄給兒子。他建議兒子這些古書要「讀百遍以上」。蔣介石也相當注意經國的書法，曾經規勸兒子。「你的書法尚無進步，每隔一天至少應該臨摹一兩百字。」顯然他也承認自己書法不夠俊拔，希望兒子能寫得一手好字。同時，他也一再強調要學好英文。他說：「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
蔣經國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從軍校畢業
1925年10月底，蔣經國和友人登上泊碇在上海江灣的一艘蘇聯貨輪。他住的艙位原先是做運載牛只之用。船還沒開動，他已經反胃欲吐，起了放棄成行的念頭。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強自撐著，經國曉得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可不能半途而廢。不久貨輪開動，沿著擁擠的黃浦江下行，經過西岸櫛次鱗比的歐式建築物，臭氣衝天的蘇州河，以及綿延數英里的骯髒工廠和船塢。不到一小時，船已開進混濁的長江口，最後開進了碧藍大海——東海。蔣經國此去12年之久，不曾再踐履中國國土。
11月底，這群士氣昂揚的中國學生在寒風凜冽下抵達莫斯科中央車站。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Karl Radek）親率學校幹部到車站迎接，大夥兒上了巴士來到瓦和納街（Volkhona Street）十六號的中山大學。學校設於一座不起眼的四層樓樓房，房間約一百間，大樓前一排樹的樹葉早早落光。不遠之處，就是已經結冰的莫斯科河。經國等中國學生通過大門，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圓頂。往後的歲月裡，中山大學學生晨間就在教堂前的大廣場運動健身，閑暇時就在它漂亮的花園裡散步，討論政治。
校方為學生們取俄國名字，蔣經國此後就是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札洛夫（Niko1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陳紹禹則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幾天之後，學生們參加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典禮。禮堂懸掛列寧與孫中山肖像，和中國國民黨黨旗、蘇聯國旗。開學典禮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讚揚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革命之後，話鋒一轉：「從現在起，任何俄羅斯人，不論他是同志還是公民，若是蔑視中國學生，就不配是俄國共產黨員或是蘇維埃公民。」
中山大學依照俄文字母簡稱「孫諾夫卡」（Sunovka)，學生依黨籍、年齡和教育程度，分成11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優先的課程是俄國語文和討論共產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入門課程。它還教授一些技能，如何滲透到政府機關和軍隊組織，如何製造「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夜裡，學生往往被帶到劇院觀賞敘述「英、美帝國主義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國人的戲劇」。每個學生都要寫日記，記下自己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學生，並且在會議中公開朗讀日記內容。
若是比起俄國當時經濟殘破，物資困窘，中山大學學生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早餐有蛋、麵包、奶油、牛奶、香腸、紅茶，偶爾還提供魚子醬。學生吃膩了俄國口味，校方還雇一名中國廚子做飯，讓學生可以選擇吃俄國菜或中國菜。
每次蔣經國到電影院，都可以看到新聞影片播出他父親和國民革命軍遊行的鏡頭。《真理報》、《消息報》（譯按：《真理報》是蘇聯共產黨喉舌，《消息報》是蘇聯政府機關報。）和莫斯科廣播電臺經常讚揚蔣介石和國民黨。經國頗以父親為榮。中山大學每個中國學生都曉得年紀最小的經國，就是大名鼎鼎的蔣總司令的兒子。蔣經國很快就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十二月間又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他寫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學貼上佈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拔擢這位年僅十五歲的作者作為《紅牆》的編輯。
蔣經國1930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每一科都是「優等」，自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畢業。他的個人資料檔案上，記載他「非常聰明……全校最優秀的學生」。畢業之後，蔣經國再度申請准予回國，不過他的第二志願是申請准予加入紅軍擔任軍官。事實上，他申請留在蘇聯，頗有在軍中求發展的期望。斯大林本人可能認為蔣經國不應出任蘇聯紅軍軍官，因為這將有損他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聲譽，有礙他在未來的用處，因此未准許他如願從軍。
蔣經國在軍校唸書，使他體魄強健。可是，1930年回到莫斯科時卻生了一場大病。這是他在留俄期間，幾度重病的一次。這些病毫無疑問與他的糖尿病有關聯，又因他大量喝伏特加酒而更加惡化。蔣經國酒量好，還教俄國朋友划拳助興。
10月間，蔣經國病癒，奉派到莫斯科一個重要工業設施——迪納摩電廠（Dynamo Electrical P1ant）當見習生。起先，他要擔任機械工具操作員，每天8小時以上繁重的體力勞動，月薪只有45盧布。共產國際要他「親身體驗無產階級的生活」。他每天清晨7時起床，夜裡還要到列寧國際學院研修工程科學至深夜11時。農村動盪引起食物短缺的現象，此時已蔓延到城裡，經國有時候早上沒有飯吃，就得上工，然而他善於發揮課堂所學，在電廠裡提議做了若干技術改革。5個月之內，薪水加倍。加薪，反映出斯大林突然改變主意，譴責「齊頭式的平等」，在工廠內導入論件計酬制，鼓勵技術官僚的精英制。依照蔣經國的自述，他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在工廠工作，上學研修之外，他每星期還抽出7個小時，在工廠講授軍事學。
大約在這段時期，蔣經國在列寧國際學院一次會議中批評王明，導致共產國際要他離開莫斯科，到西伯利亞阿爾泰（Altai）一個礦場工作。經國以身體健康為由，向蘇聯共產黨中央申訴，得以取消此一派令。1930年夏天，王明和一批親斯大林的中山大學畢業生，秘密潛回上海。這批學生號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構成中共黨內所謂的斯大林「回國學生派」，此後數年與毛澤東爭奪對中國共產黨的掌控權。同一時期，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一處教堂，依基督教儀式再辦一次婚禮，並宣誓今後一生謹守基督徒原則。婚禮之後，蔣介石針對江西省共匪，發動第一次圍剿作戰。
1931年，斯大林研判此時仍不宜放蔣經國回中國。他把經國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溫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區）地區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處集體農場。第一天夜裡，蔣經國睡在教堂的倉庫。第二天上午當他去吃早餐時，幾個農民嘲笑他：「瞧，來了一個只曉得吃麵包、卻不會犁田的人。」蔣經國立刻認真學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飯，已癱倒在床上。農民對他印象大好，10天之後就推選經國「代表他們與鎮上的組織交涉談判貸款、交稅和購買農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從事體力勞動。事實上，幾個月之內，他就成為這個集體農場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調職。蘇聯方面在他的個人卷宗檔案裡，對他在朱可瓦村經驗的評語是：「堪為領導之才，甚至足資在地區黨部供職。」
王明現在回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而共產國際正是掌控蔣經國在俄國生活、學習的機關。王明很不高興地發現小蔣也在俄京，而且與中國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來。據傳，王明又向共產國際建議，最好派蔣經國到金礦場服務——遠離莫斯科「數千英里之遙的西伯利亞某地」。雖然中共每次整小蔣，俄國官員往往站在經國這一邊，他們卻關心莫斯科市內「相當多數」中國流亡人士，與經國同一邊，抗拒王明；他們希望能沖淡莫斯科市內中國人彼此之間的派系對立。據蔣經國自己的說法，蘇共領導告訴他：「我們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繼續學習，可是由於你和中國共產黨代表不合，你最好還是離開。」10月間，蔣經國跋涉到斯維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這個工業城市，展開新工作。
他剛到達烏拉爾山區，立刻又病倒，住院長達25天——這是3年來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癒，就被送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雖然經國沒有明說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營，只描述這段經驗是「流亡西伯利亞」。他與「教授、學生、貴族、工程師、富農和強盜們，併肩工作」，這些人都「有一段想像不到的不幸際遇，成為流放人士」。9個月後，獎賞他「工作記錄良好」，經國奉准回到斯維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國材料，包括蔣經國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傳聲明在內，都沒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亞這段經歷。俄國學者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說不定是他剛到斯維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當局送他到阿爾泰地區不是懲處他，而是替他的健康著想——讓他遠離斯維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環境，俾能養病。
回到斯維德洛夫斯克，烏拉爾地區黨委會派他到蘇聯宣傳機構號稱「工廠中的工廠」的大型機械廠「烏拉爾馬許」（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個僱用「數千個工人」的機械間擔任副主管。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滿意上級派他來做副主管。蔣經國報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職工瑪麗亞·施曼友諾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後就向丈夫抱怨，為什麼廠裡不找個俄國人當副主管。不過，她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中國人……很聰明。」瑪麗亞和她丈夫費耶多（Fyodor）後來成為經國好朋友。她說：「他臉上永遠帶著笑容，一副要坦誠相交的模樣。我們從來沒看到他露出不高興的面容。」
蔣經國到烏拉爾馬許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術學校派了幾位年輕的女畢業生到廠裡工作，其中有位17歲的金髮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個孤兒，與姐姐同住，相依為命。照瑪麗亞的形容，芳娜是個「漂亮的平常女孩」，當她綻開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雙眸」看著你，你一定大為動心。她身材瘦長，嫻靜寡言，不擺架子，個頭和經國大約一般高。蔣經國很快就喜歡上她，而芳娜也愛上這位中國青年。
蔣介石在百忙中寫信給經國指示他讀書做學問
蔣介石繼續在百忙中寫信給經國，指示他讀書、做學問。1943年8月，他曾提示兒子，讀書學習「欲速則不達」。他建議經國，學習算術和英文「每週均不宜超過6小時」。除了要經國研讀中國古籍、總理遺訓之外，他還鼓勵兒子多讀《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書籍。1956年經國在介紹父親行誼時，強調基督教信仰在父親一生中起極大作用。顯然父親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蔣經國1939年抵達贛州後不久，就開始讀起《聖經》。1943年復活節，經國一家人在重慶由畢範宇牧師施洗，正式成為基督徒。
蔣經國受洗成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聖賢之道一樣，是出於父親的意旨。他和父親一樣，對誓言遵奉不渝，此後一生，經常帶著兩本書——一是日記本，一是《聖經》。在父親推薦下，經國也讀《荒漠甘泉》。這是一本每日一題、闡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蔣介石每天讀後，就在空白處記下自己的靈思心得，他建議經國一樣讀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對失敗、災禍或悲劇要如何堅毅忍耐、信念不渝。蔣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現在陪著他的遺體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葉歸根，歸葬故土。不知是出於孝心，還是真心喜歡，《荒漠甘泉》也成為蔣經國喜愛的讀物之一。20世紀50年代初期，美軍官員可以看到蔣經國在戰地翻讀一本已經快翻爛了的《聖經》。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裡到他房裡聽取最後指示時，經常看到床頭或桌上有一本《聖經》。蔣經國把《聖經》從頭到尾讀了好幾遍，每讀完一遍，他在第一頁就做個記號，在他逝世時，總共有十七個記號。
但是，據蔣家在臺灣的家庭牧師周聯華說，經國在宗教信仰及其他問題上，都不堅持教條，不會有封閉心態。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讀《聖經》，不跟周聯華或其他傳教士討論宗教問題，也僅只偶然參加做禮拜。他可以到美以美會以外的基督教會做禮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竇寺就是他年幼時常去的地方。
蔣經國對於三民主義青年團不能成為動員中國青年的大力量，頗有挫折感。他認為，跟他主持贛南專區一樣，三青團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潔、堅貞的青年幹部。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