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09日訊】
導讀
作為「文革」最直接的參與者，李乾這篇回憶錄詳細還原了發生在1967年的武漢「125」事件，那場驚心動魄的殺戮不僅在今天的年輕讀者看來實在匪夷所思，對大多數的「文革」親歷者也難以想像。
向受害人深深鞠一躬，或許更應該跪下
一直有把這段歷史寫下來的念頭。事先怎麼也沒想到在寫的過程中，心會有那麼苦。
面對塵封多年、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對幾十年前那難以言說的一幕幕場景，無聲的淚水讓我發現自己的神經並不似想像中那樣堅強。尚未癒合的傷口被一次又一次地撕開，汩汩流出的鮮血幾乎要將人窒息。
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迷失中開始的儘管迷失的形式千差萬別，但始終沒有停止思考。敘說（寫）那一段歷史繞不開對「文革」的思考。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愛卻是在為他人著想。缺失了博愛，對自由的追求最終只能演變成一場血腥的殺戮，古今中外，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著各式各樣光環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當抽絲剝繭，思想上的認識一步步走到這裡時，我那顆一直很自信的靈魂第一次顫慄了。
感謝上帝為我安排的所有這一切：先讓我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讓我的認識一步步走到今天。又給了我一個從容敘述這段經歷的機會。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曾對一個朋友說，我發現自己是為了寫這本書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他聽後在電話裡笑出聲來。後來他對我說，笑過之後他想大哭一場。
由於歷史的侷限性，由於條件和能力的限制，可能我們這一代或幾代人根本無法看清楚那在悲劇、喜劇或滑稽劇的表象下的「文革」的本來面目，我只是想為歷史保存一段真實，這真實指的是經歷的真實和思索的真實。至於這些經歷和思索本身的是非對錯，留給後人評說。
再一次對所有在「125事件」中受到傷害的人，深深鞠一躬，或許更應該跪下。
1967年12月4號，紅旗中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為紅旗中學）。
事後有個戲謔的說法：124不是一個吉利的數字，它的諧音是「要爾死」。
在宣布學校革委會成立的那一刻，群情激奮，鑼鼓喧天，不少人臉上掛著淚水盡情地歡呼，我們為之流血奮鬥一年多的紅色政權終於誕生了。我忘情地在禮堂的樓頂上鳴槍慶賀，把子彈打了個精光。
到中午時分，大家都吃飯去了，我碰到一個好久沒見面的朋友，兩人在禮堂旁談得正起勁，初一「翻天」戰鬥隊的一個同學急急忙忙找到我這個在革委會裡兼管安全保衛的委員（在革委會裡分工我主要是管教育革命），說二十二中的一夥流氓衝到了辦公大樓的三樓，情況十分凶險。追問具體是怎麼回事，原來二十二中有人發現放火燒燬我校辦公大樓的莊洪運混進了我校，不知他要幹什麼，就告訴了我校的幾個同學，「翻天」戰鬥隊就把他弄到辦公樓的一間房裡想搞清楚辦公樓被燒的經過。到了該吃飯時，多數人都走了，只留下兩個人看著他。這時突然衝進來一夥二十二中的人，見人就打，同學們沒一點防備，只能奪路而逃，不知道上面有沒有同學被他們截住。
聽罷沒有多想，只是著急自己同學的安全，也來不及去召集人，就一個人趕過去衝上了辦公大樓的三樓。
一上三樓就看到幾個人高馬大的陌生年輕人一臉殺氣地站在那裡，但已經沒有我校的學生了，看來至少他們都已離開了這裡，我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這幾個人見只有我一個人上來，仗著他們人多，就凶狠地過來想動手。前後都是他們的人，我的處境有點不妙，心想不能讓他們圍起來腹背受敵，就掏出手槍對著朝我凶過來的人走去。他們一愣，沒想到我會迎著他們走，等他們緩過神來我已穿過他們的包圍圈。
誰敢動手？背靠著牆壁我揮著沒有一發子彈的手槍說。
你不要以為我們是鼓樓洞的麻雀駭（黑）大的。一個看起來長得很斯文卻一臉殺氣的高個子用手指著我說，然後用眼睛死死地盯著我。
我知道此時示弱意味著什麼，也用同樣凶狠的眼神盯著他。
誰也沒有再說話，整個三樓沒一點聲響。這是一種令人窒息、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安靜，安靜得能聽見彼此的心跳，安靜得能聽見空氣中憑空出現的火藥在迅速燃燒的噝噝聲。雙方就這樣對峙著，誰都希望對方的眼光先撤回去。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知道時間對我有利，但也擔心在同學最後到來之前可能發生的惡戰。
正在想著怎麼改變眼前的困境和僵局、怎麼讓局面變得對自己有利時，一個人搖搖晃晃地走過來，拉開和我對峙的人。
此人是誰？他要幹什麼？是不是莊洪運？這幾個問題在我腦袋裡飛快地轉動著。對，是莊洪運，是他，看來剛才他吃了一點虧，不然不會這樣走路。久聞其名，今天才見其人。這個參與了洗劫我校華僑儲藏室又放火將辦公大樓付之一炬的傢伙要幹什麼？我警惕地盯著他。
他對那個想凶過來的高個子說：剛才打我沒有他的事。
我沒想到他會這樣說，這話一出，極度緊張的空氣一下子緩和下來。但他接下來的話又讓我把剛鬆弛的神經再度繃緊。
發揮群眾專政的威力
實話跟你說，要曉得是這樣一回事，要曉得把我打成這樣，當時抓我時我就不會把手榴彈遞給旁邊的人，大不了同歸於盡。他好像很後悔地說。
聽到這裡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原來就在半小時之前，只是因為眼前這個人的一念之差，我們學校和一場驚天慘禍擦肩而過。
我們和你沒得「煙子」，也曉得你是管「硬糖」，不會和你過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來見了我們像乖乖兒的「湯飯」，現在看見自己贏了就來搞老子，走著瞧。他接著說。
他這話對我來說有點中聽，對眼前的這個人我一下子有了幾分好感。這好感的產生不僅僅是他在有意無意之間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機，使我化險為夷；也不僅僅是他在最後一秒鐘決定轉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彈，從而避免了一場不知道可能會有多少人喪命的慘劇；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經意間從骨子裡透出的硬漢的味道。沒想到的是這好感在三十六個小時之後或多或少起了一點作用，讓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腳步。
忽然我心中湧起一絲溫情，雖然自己的險境是否完全過去還不得而知，卻對他產生了一種說不清楚的惻隱之心。看他捂著腰說話的神色，我還擔心有人下手太重把他打成了內傷，就走過去對他說，這樣吧，我去弄輛車子送你到醫院去看一下。他說不用不用，我自己解決。我感覺他在說這話時主要的情緒不是憤恨，甚至沒有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關照時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學一下子湧上來好多，他們很意外地看見這裡已化干戈為玉帛，我正拍著莊洪運的肩膀說話。雙方只是靜靜地相互看著，沒有誰想再生出一點什麼事來。
我是真心實意的，等我把車安排好再上來找他時，人影都沒有了，為這車我連飯都沒有顧得上吃。
熱心要帶他們去找熟人中醫的汪××有點掃興地說白忙了。
這件事好像就這樣過去了。
為革委會的成立，這天晚上不少的班級都搞了小小的慶祝活動，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幾個負責人在一起議起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勝利後有少數同學的革命意志有點衰退，不抓不行了，決定晚上開個班會，好好說說這事。
在紅石大道上碰到幾個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發生的事上。有人說你怎麼不開槍斃他一兩個？我說開什麼玩笑？人命關天，嚇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邊有人接著說，正當防衛怕什麼？在我還沒有回話時，有人不以為然地插了一句：不是正當防衛又怎樣？北航紅旗把李井泉的兒子抓起來打死了還不是一點事沒有？！
我望了他一眼，雖沒有再說什麼，但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鋼工總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校慶賀演出，昨天的事一直讓人放心不下，有一種要發生點什麼的預感。
不到六點鐘天就完全黑下來了，七點半鐘演出才開始。可是，這時大門外已經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著鬧著要進來，學校裡的空氣開始有點緊張。這些人是來看演出的還是來鬧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沒有關係？我站在大門口極力想搞清楚這問題。從昨天最後的情況看，二十二中那夥人不像是要和我們過不去。莊洪運挨打，是二十二中學生「點」的「水」，我們誰也不認識他，他恨的是他們學校不敢和他正面過招的人，這點他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我有點傾向於門口這些人和昨天發生的事無關。
這時候有人來叫我，讓我到新禮堂去一下，說革委會已有幾個人在那裡要我過去碰個頭。一上紅石大道的台階就看見一群人正在談論什麼，有革委會的耿祺華、寧漢文等人，走近發現還有二十二中的符軍、祁援朝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有人介紹是二十二中毛澤東思想紅教工的負責人陳伯偉老師。我對他點了下頭，他也回了一下，表示相互認識了。
二十二中鋼二司頭頭符軍和祁援朝有點激動地介紹情況：莊洪運、孔威、傅強、丁洪寶等一夥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結，其中還有武昌區的流氓頭子韓轉運。說要為莊洪運報仇；還說今後要守在學校門口，只要是紅十月的人，見一個打一個。
陳伯偉老師沒有多說什麼話，只是要我們注意安全，說這幾個人現在出言猖狂，你們要小心。但就因這句話，這位二十二中毛澤東思想紅教工的負責人直到三四年後被逼得拋妻別子，從長江大橋上跳下自殺，也沒能擺脫與這件被稱為「125事件」的干係。
我還得知兩校之間一處廢棄的房子被人打了一個洞，那夥人進出我校都是走的這個洞，只看住大門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幾個人決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對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會的幾個人分頭去通知，在寢室大樓一樓的《紅十月》編輯部集合待命。
看來我的判斷不準確。一分手我就急忙趕到大門口，此時大門外的人越聚越多，負責在大門口維持秩序的同學已經有點抵擋不住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要干就大幹一場，誰怕誰？我有點橫了。
我對門口的同學說，把他們都放進來，大門不用管了，新賬老賬一起算。話語中竟透著幾分興奮。
想起這夥人的種種惡行，要懲罰他們的念頭一經產生就越來越強烈。
慶祝演出準時開始，但我沒一點心情看，連禮堂的大門都不想進。誰也不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但誰也不害怕會發生什麼，只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和興奮。
老遠就聽見《紅十月》編輯部裡人聲鼎沸。一推開門，裡面已經坐了滿滿一屋子人，革委會的何儒非、柳英發、寧漢文已經在裡邊，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幾個不認識的同學也在這裡。大家七嘴八舌發著議論：
太猖狂了，我們沒去找他們，他們倒打到頭上來了。
把華僑儲藏室搶了，還一把火燒燬了辦公大樓，當時好多老師看著火光衝天的大樓急得直哭，這賬還沒算呢。
真可惜，昨天的機會錯過了，要是當時有準備，把他們一網打盡多好。
說起來造反派勝利了，怎麼路過二十二中總是提心吊膽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學校大門口被他們砍得頭破血流的，血衣還在辦公室裡。何儒非可是我們紅十月的旗幟，這口氣還沒出的。
毛主席都說了，要武裝左派、要實行群眾專政，壞人要讓革命群眾自己處理。
這回我們要發揮群眾專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徹底，把他們好好教訓一下。
……
也有少數同學只是靜靜坐在那裡。
初一幾個小個子機靈鬼不時地進進出出，隨時報告二十二中那夥人的最新動態。
演出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會議室裡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間裡面，我自己班上的會也同時在進行。與這邊的熱烈相比，那邊的空氣有點沉悶。
有人提議：抓來搞麼事，就地打死他算了
有個別紅十月戰士的革命意志出現了衰退的苗頭，好像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跟他關係不大了，據說還經常和逍遙派一起去逛商店，對大批判等工作不熱心，這樣下去怎麼行？革命才剛剛開了個頭，新的政權才剛剛建立，後面還有那麼多工作等待我們去做。復課鬧革命，課怎麼復？怎麼樣落實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實毛主席有關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紮紮實實地把這個工作做好，我們這一年多來的浴血奮戰還有什麼意義？中國的明天靠我們去建設，我們憑什麼本事去建設？用什麼精神狀態去建設？每個人都要認真想一下：我們肩上的擔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個人都談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這夥人的出現攪亂了我的心緒，我只是簡單講了幾句後就要班上勤務組的負責人舒國良主持會議。
我心挂兩頭。這邊班會講了個開場白又跑到隔壁會議室，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坐一會後又到班上去聽大家的發言。班會開了不到兩個小時就結束了，看來還有點用，至少對被我關注的那幾個同學有所觸動，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我又轉身回到會議室。此時演出已經臨近尾聲，更多的同學得到通知來到會議室，會議室都快擠得裝不下，大家的情緒更高了。這時一直在探聽消息的同學來講：孔威、傅強等人離開了二十二中，走了。
這看來是個好消息，至少今天不會再有事了。有同學說那我們就走了。有人站起來準備離開。
也許是有人覺得這是一次解決問題的機會，對參加會議的幾個頭頭髮出了這樣的詰問：把人集合起來一次不容易，就這樣算了？
不算又怎麼樣？有人不以為然地反問。
到他們家裡去把他們抓來。有人激動地說。
抓來搞麼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張出現了。
會議室裡一下靜下來。這個提議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剛開始我也是一愣，一時不知道怎樣回應這個提議，在此之前，把這夥流氓痛打一頓就是我懲罰他們的全部內容，從來沒有想過要誰的命。在遲疑中趨向否定這個建議時，突然一個聲音在耳邊響起：北航紅旗把李井泉的兒子打死了，一點事也沒有。這個聲音的出現，至少打消了我反對這提議的念頭，但我還是在猶豫，畢竟人命關天。不過從這一刻開始，「人命關天」這一古訓在我心中的位置開始動搖了。
開始有人發出充滿正義感的聲音：這夥流氓搶劫建設銀行，放火燒樓，綁架，行凶，對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麼樣的壞事沒幹過？打死他們也是為民除害。
提到綁架，我想起這夥人曾綁架省委農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愛生，任愛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終身殘疾為代價，縱身跳樓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醫院搶救時，為不讓他再次遭劫，我帶人前去守護。看著面色蒼白、形容枯槁的長者，看著只有呼吸沒有知覺、生命垂危的任愛生，看著他那一雙含淚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兒女，我曾發誓一定要嚴懲凶手。
有人介紹兄弟學校的情況：這不是我們一個學校面臨的問題，漢口那邊有幾個學校的流氓打著造反派的旗號，搞了一個五校聯防，為非作歹，新一中對他們一點都不手軟。搞群眾專政我們都有點落後了。
《文匯報》的社論說：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釁是路線鬥爭的新動向，他們妄圖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要迎頭痛擊。有同學據此來說明這樣做是符合鬥爭大方向的。
對流氓就是要鎮壓。
我們這是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情緒開始升溫。
只有高三（1）班的鐘立民在一片贊同聲裡明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我不同意打死。
馬上有人不容置疑地對他說這種流氓留著幹什麼？你不幹就站到一邊去！
有同學搬出了革命導師的語錄：列寧說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現在公檢法已經癱瘓，流氓猖獗沒人管，這事只有我們造反派來做了。
一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幹」的英雄氣概已經主導了會場的氣氛。
我想起了列寧的話：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沒有不本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通過把盜賊就地槍決來表現其除惡滅害的決心的。從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於使革命保持緊張狀態並使它有力量去無情地鎮壓有害分子的那種群眾革命熱忱，未能長久保持下去。這真是革命的箴言，偉大的列寧幾十年前就指出了這種「不幸」，要我們保持革命的「本能」，我們還有什麼可猶豫的？不知是因為導師的教導還是因為會場上那種氣氛的壓力，或者就是真改變了認識，持謹慎態度的同學不做聲了。
我慷慨激昂地說，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們的囂張氣焰，這回要搞，就要徹底打掉這個流氓團夥，要打得他們再也不敢來干擾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正常進行，法律是保護我們而不是保護他們的。
此時的我，對將要做的這件事的正義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經沒有一點懷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氣概所感動，有一種馬上要去為人民的事業建功立業的驕傲和自豪。
幹不幹的問題解決了，接著要解決的是怎麼幹的問題。我說那我們的目標確定哪幾個？提出這個問題意味著我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了主持會議的角色。此前大家在這裡只是集合待命，並不是開會，就是開會主持會議的也應該是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話音一落大家馬上說開了：
孔威，這傢伙是這夥流氓的「拐子」，最壞，擒賊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強，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壞點子最多，狗頭軍師。
莊洪運，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鬧事都是他衝在最前面。
還有丁洪寶，他和莊洪運是哼哈二將，也是一個凶殘的打手，除惡務盡，丁洪寶不能放過。
還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員，我們只搞首惡。馬上有人發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著，說得最多的還是符軍和二十二中的幾個同學。畢竟我們分屬兩個學校，對這夥人的具體情況並不瞭解，多數人見了他們的面都不知道誰是誰。
在我的主持下，大會最後決定除掉孔威、傅強、莊洪運、丁洪寶四人；落實了槍支及由誰持有；確定了參加行動的人員；把參加者分成了四個組，確定了各組的負責人；明確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學帶路，去其餘三家帶路的事由符軍負責；十二點鐘開始行動。此時才十點鐘，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時再通知。最後強調一定要保密，目前還不清楚對方手裡有什麼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彈。如果走漏了風聲，不是計畫泡湯就是我們會有難以預料的傷亡。
參加會議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還坐在那裡。
雖然嫉惡如仇、熱血沸騰的情緒還在身上延續，但內心深處有一種隱隱的焦慮在慢慢往外滲，總覺得有點什麼問題。應該說對這個行動的具體安排，自認還算是縝密的，對自己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會是這方面的問題。那是什麼呢？這必須弄清楚，但一時又弄不清楚，我有點不安起來。突然覺察到是「人命關天」的古訓在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不安地躁動，在察覺到這一點後，這焦慮就開始不可遏制地往外湧，按都按不住。是不是這個決定根本上錯了？我反覆想了一下後的結論是否定的。雖然這個決定有點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論從革命理論還是從眼前的實際情況來說，我們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邏輯的發展。那是什麼讓我焦慮不安呢？對，是槍斃四個人多了，要減。明確了這一點，人頓時感到一陣輕鬆。我找到符軍，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發住的寢室。
何儒非、柳英發是66屆高中的，我是66屆初中，比他們小三屆，我們一起從最初的「一小撮」走過來。雖然有時我們之間也會有不同的意見和想法，甚至可能衝突一下。但從心底裡我把他倆看作是比我年長、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時我需要他們對我想法的認同；從公而言，我要改變會議的決定，也需要他倆的同意。
屋子裡只有我們四人。我講了對行動的具體安排後說莊洪運昨天那一頓打挨得不輕，估計給他的教訓也差不多了，肯定會有所收斂。是不是可以把他從名單上拿下？
沒一個人有異議，他倆簡潔地用一個「好」字作了回答，幾乎連想都沒有想，看來不管他倆意識到沒有，內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樣的焦慮。符軍也連連點頭，我很高興他們的認同。他倆又詳細問到一些具體的行動細節，我一一作了回答，離開時，他倆一再叮囑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點，四十多個同學準時在後操場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紅十月戰士。四週一片寂靜，只有陣陣北風嗖嗖地襲來。雖然天氣很冷，但大家情緒高昂。很顯然，這次出發和「624」那次迥然不同。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在「624」那天，當造反派在楊園地區的唯一據點鐵道部第四設計院被人多勢眾、手持長矛的「百萬雄師」包圍，鐵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頭巷尾風傳鋼工總總部派去救援的裝滿戰鬥隊員的三十多輛大卡車正在開往鐵四院的途中。實際上當時只有五輛車（臨出發時壞了一輛，最後只有四輛車）到了武漢重型機床廠，組織戰鬥隊員去援救。在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這種援救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沒有赴死的決心，沒有慷慨捐軀的勇氣，是不敢登上這幾輛車的。武漢重型機床廠是鋼工總成員最集中的地方，據稱有戰鬥隊員三千多人，此時卻鮮有人影。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那邊鐵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這邊卻遲遲湊不齊這幾車人。正在武漢重型機床廠準備演出的我校「紅十月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坐不住了，不能眼看著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戰友被「百萬雄師」屠殺，宣傳隊隊長把隊旗一揮：我們上。
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幾個洋娃娃般的宣傳隊員，不論男女都抓起長矛，齊刷刷地跳上車。那幾個女生怎麼勸也不下去，還是旁邊的工人戰鬥隊員實在不忍心讓這幾個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強行把她們趕下了車。四輛卡車飛速地向鐵四院駛去，「百萬雄師」早已在鐵四院周圍設下了路障，汽車過去連調頭的機會都沒有，在組織嚴密的數千名「百萬雄師」面前，等待這四車人的將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車隊在大街上駛過，「紅十月」的旗幟極其悲壯地迎風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歡呼，但當發現只有四輛車時，更多的人說慘了，慘了，這幾車人是在趕赴黃泉。當時我和幾個紅十月的同學正在從鐵四院返回學校的路上，剛才眼睜睜看著鐵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萬雄師」手中，其狀慘不忍睹，我們滿腔的憤怒和悲傷。
這幾輛車迎面開來時，沿路的歡呼聲讓我們知道了車上是援兵，「百萬雄師」是絕對得不到市民的歡呼的，但怎麼也沒想到會有我朝夕相處的同學。當突然看見了紅十月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大旗，看到了旗幟下面的紅十月戰士，我的心一下子發緊，想喊都發不出聲音了。我的好戰友，你們真要為捍衛毛澤東思想做千秋鬼雄死不還家了。不能讓我慷慨赴死的戰友暴屍街頭，拼著一死也要讓我的戰友保持最後的尊嚴，我們發瘋似的跟著汽車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們到達鐵四院前的幾分鐘路障剛被撤掉，車隊只是呼嘯而過，人們所擔心的慘烈場面很僥倖地沒有出現，但還是有一個工人戰鬥隊員被飛來的長矛刺中心臟。
如果說上次出發是籠罩著一種慷慨赴死的悲壯氣氛，那麼這次出發就洋溢著一種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們這一代人是吮吸著濃稠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乳汁長大的，從小就認為自己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從小就認為為革命犧牲、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種無上的光榮。「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這絕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我們隨時隨地準備實踐的誓言。現在我們出發了，雖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樣神聖，我們是去打擊一夥膽敢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流氓。
隊伍排成兩列出發了，領路的同學走在最前面。偌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經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爾從遠處傳來的零星槍聲彷彿在告訴人們現在的夜並不平靜。好一盞壞一盞的路燈讓我們的身影時而有時而無，印象中漢壽亭離我們學校並不遠，但今晚這段路好像變得有點長。終於，在一處不起眼的地方，領路的同學指著一處房子說到了。
我讓隊伍停住，和幾個組長一起隨領路的同學圍著房子轉了一圈。
這是漢壽亭臨街的一處住房，兩層樓，三棟連在一起。每棟只有一開間，進深不超過十米，三棟加在一起所佔的面積並不大。孔威住在中間一棟二樓臨街的一間，這棟樓有前後兩個門。只要把這兩個門一堵，他孔威插翅也難逃。四個小組四支槍正好前後門各一半，我帶隊在前門。
我開始叫著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帶上下轉軸的木板門。
誰呀？許久樓上才有回音，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同學。
他睡了。這麼晚了還有麼事？
我們有點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會兒不見有動靜，我又敲門時，聽到頭頂上窗戶的吱吱聲。我後退兩步抬頭一看，窗戶慢慢打開，露出一張女人的臉。聽符軍介紹過孔威有個姐姐，看來就是她了。她盯了我們一眼說孔威已經睡了，有事明天來。神色顯出她的懷疑和擔心，但語氣顯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說話時，她背後有個身影一閃，估計是孔威，雖然不認識，但只可能是他。這種老式的房子不高，雖然光線很暗，但裡面明顯的動靜還是看得見的。
我身後有人說我們有急事一定要見他。同樣沒有商量的餘地。
窗戶關了，我們幾個繼續敲門。終於，我們不屈不撓的努力有了回應，開門的是一個披著棉襖的老太太。從熱被窩爬出來她一臉的不樂意，衝著我說這麼晚了還來做麼事？吵瞌睡。她突然看見我手裡拿著槍，還想說什麼的嘴立刻閉上了。
屋裡很暗，只有從右邊房門虛掩的屋裡透出的一點光亮，我以為樓梯在裡面，就推開這虛掩的門，正準備往裡邁，老太太攔住我說這是我的屋，樓梯在後面。我轉身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後摸，行動很慢，這時聽到隔壁槍響了。槍聲讓我知道自己進錯了門，趕緊轉身出來，看到方興國正貓著腰往裡面開槍。
我問他情況怎麼樣，孔威有沒有槍？他頭也不回地說沒有槍只有刀，已挨了槍。
我說那你在這裡開什麼槍？！心裏對他很有點不以為然。
我趕緊朝前走了幾步，發現地上坐著一個人，身邊還有一把長長的馬刀，在幽暗中發著寒光，是孔威無疑了。幾乎是抵著他的人，我連連扣動扳機，也沒有數開了多少槍，直到再扣扳機沒有了反應。心想他肯定完了，轉身走出大門說了聲：撤。
大家朝學校方向撤去，顯得有點慌亂，已經不能排成有序的隊形。我剛走了幾十米，同班的陳志忠從後面趕上來告訴我孔威還沒死。沒有死？那怎麼行，我一聽二話沒說就和他一起轉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開了三槍。
再轉身出來時大多數同學已經走得很遠了，途中被告知負責堵在後門的高勝祖和岳中傑分別被流彈傷著大腿和小腿，我腦子嗡的一聲像挨了一棒。這兩個都是我的同班同學，岳中傑是數學課代表，綽號「學者」，高勝祖是物理課代表，綽號「老屁」，這是兩個很有天賦的同學。有句很髒的話要往外湧，但想到還不是傷在要害部位，又忍住了要罵人的衝動。班上的負責人已經把他倆送往醫院，我趕緊叫一個同學趕到醫院去，囑咐有什麼意外情況馬上和學校聯繫，就帶領其他的同學回到了學校。
在學校的前操場，參加行動的同學稍許休息了一下，我又安排了兩個同學去醫院瞭解高勝祖和岳中傑的傷勢和醫治情況。然後檢查了槍支彈藥，給子彈打光了的同學補充了子彈，此時才清楚包括彈夾裡和已上膛的子彈，我朝孔威一共開了十一槍。
又準備出發了，要趕在傅強知道消息之前行動。出發前我簡單說了幾句：一、打孔威的行動很成功，他肯定完蛋了。二、打傅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吸取前面的教訓，只許近距離開槍。
傅強的家離學校比較近，就在御碑樓，很快就到了。在只有一個出口的巷子裡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傅強的家在這排平房靠中間的位置，也是有前後門，但後門的右面是一堵牆，只需守住左邊就行了。隊伍分成了兩組，一組負責後門，吸取上次的教訓，我囑咐只能側身站在一旁，傅強不出這個門就不要過去；另一組守在巷子口，盡量隱蔽好。佈置好後，符軍上前敲門，我和方興國站在一旁。裡面的問話和外面的回答幾乎同剛才在孔威那裡完全一樣。不同的是這回比上次順利，只稍稍僵持了一下，門就開了，一個大媽走出來，隨手又把門關上。
夜裡開槍殺人
大概是太面生吧，她有點疑惑地看著我們幾個，然後又看看四周，似乎覺得沒有什麼明顯的異常，但還是不放心地問是不是傅強的同學。符軍說你忘了？前幾天我還來了的。
她盯著符軍看了一眼，在猶豫中還是讓開身子推開了門，屋裡沒開燈，她朝裡面指了指。
順著她指的方向，藉著外面路燈的餘光，我隱約看到一張單人床，我朝這單人床走去。大概是看到有人過來，睡在床上的人坐了起來，看來他就是傅強了。我不認識他，怕搞錯，還是想先確認一下，就走到他面前問你是傅強？他點點頭。也許是剛被叫醒，還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線下，他一臉的木然。我認出了他，在昨天發生的事中，在辦公大樓三樓他站在旁邊始終一言未發。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裏突然產生了一絲猶豫，握著那支已經上膛手槍的手有點沉，我開始希望他這時能開口說句軟話，說句不再與紅十月為敵的話，哪怕說句過去的一切只不過是場誤會，從來就沒有有意與紅十月過不去的話。這樣，事情就會發生一個大逆轉，我會鬆開槍，把手從口袋裡面掏出來，拍拍他的肩膀說句這次放過你，以後不要再給自己找麻煩了，然後調頭走人。我都認出他來了，他應該認出我，昨天不就是從劍拔弩張戲劇性地化為平安走人？我盯著他至少看了十秒鐘。
見他沒有開口的意思，想引他開口，只要他開口，就可以把內容引向我希望的地方。我再次問他是不是傅強？他仍然只是茫然地點點頭。符軍和方興國不知道我在等什麼，在我身後緊張得大氣都不敢出，傅強的家人更不清楚我們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也在疑惑中不安地看著我們，大概心裏在想，說是同學，怎麼又一問再問？
一時間屋子裡悄然無聲，只有無邊的黑暗一陣一陣襲來。在猶豫和期待中這時間過得特別慢，對我來說，每一秒鐘都是對神經的殘酷折磨，但他始終只是木然地望著我，沒有任何想說點什麼的意思。真有點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感覺，我對自己說不能再猶豫了，他們那一夥人幹下的種種壞事又開始在腦海裡湧現，革命導師幾乎就是針對我們的箴言又在耳邊響起，行動的決心在飛快地恢復。可是在告誡自己不能再猶豫的同時，又有一個聲音頑強地要自己再等幾秒鐘，到時他還不開口再動手不遲。
一、二、三。我盯著他的眼睛心裏盡量緩慢地數完三下，還是沒動靜，我掏出手槍幾乎抵著他的腦袋就是兩槍，他沒吭一聲就往後倒在床上。傅強的家人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一時驚呆了。等他們反應過來，我們已經出了門，隊伍迅速撤出了這條巷子。
一個驚天動地的喊聲從後面傳來：他們殺了我的兒子。在冬日的深夜，這聲音十分瘮人，讓人心裏發毛，這聲音同時又顯得那麼無奈和淒涼，無助地在夜空裡飄蕩，鑽進它能經過的每一個角落，四周沒有一點回應。
在撤離的途中這支隊伍又聚集在了一起，我清點了一下人數，一個不少。因為這次的乾淨利落，大家都有點興奮。符軍又領路往丁洪寶的家走，準備去完成最後一個任務。
我的腳步卻開始有點沉，「人命關天」的古訓不知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又冒了出來，可能是傅強的母親那一撕心裂肺的喊聲喚出來的，也可能是它一直就沒有離開。但革命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需要是最高的法律。」什麼都不能和我們的革命理念發生衝突，在革命面前什麼都要讓位。要保持無情鎮壓這夥流氓的革命熱忱，革命導師的教導還在耳邊迴響，該怎麼辦呢？隊伍在繼續朝丁洪寶的家行進，並且速度越來越快，幾乎是在小跑，我的心跳也越來越快，內心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理智在告訴我打掉孔、傅二人就夠了，這個行動現在可以而且應該停下來。越往後走，要停止就越困難，此時能中止這後面行動的只有我，但要中止必須得到大家的認同，而且必須和我們心中的革命理念一致。這個中止的程序該怎樣開始？開個緊急會議討論？很難，沒有時間也沒有那個氛圍，而且人多嘴雜，重現《紅十月》編輯部那一幕怎麼辦？必須當機立斷。情急之中，心裏突然閃現一個主意。我叫停隊伍，快步走到符軍跟前，用大家都能聽到的聲音問他：打掉孔威、傅強後，剩下的這些人還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們作對？
誰也沒有想到我會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尤其是符軍。但此時誰都明白我提出這個問題的用意，符軍的回答將影響下一步的行動，大家一下子都看著符軍。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時沒有回答，足足有十幾秒鐘沒吱聲。我的對策已想好：如果回答是預期的，當然最好；如果不是，我就說那再觀察一段時間，如果他還敢為非作歹，再打掉他也不遲，今天就行動到這裡，回校。說完就帶領大家往回走，就是有人反對也不理。
符軍在一陣遲疑後，終於說話了：估計不敢了。
我不再給任何人說話的機會：那好，回校。說罷就讓隊伍調轉了頭，沒有人反對。雖然事先有幾分把握，但真正落實後還是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隊伍朝學校方向走去，除了有點雜亂的腳步聲，沒人發出其他的聲音。黑夜使我們無法看到孔、傅二人最後的模樣，就視覺衝擊而言沒有什麼感覺，但內心所受到的巨大衝擊卻是無法言喻的，不管此時的感覺是緊張，是興奮，是後悔，是害怕，還是其他什麼。在當時集聚了一批武漢市最優秀中學生的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一群十七八歲的學生懷著對「偉大領袖」的一片忠誠，懷著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熱血，懷著對流氓惡勢力的深惡痛絕，憑著對革命最單純的理解，幹出了這樣一件石破天驚的事。這個行動雖然不是我的初衷，但對這個行動的正義和必要是沒有懷疑的，是義無反顧且身先士卒的。儘管離完成全部計畫還差一步，那也只是在我們希望的目的已達到後而自覺中止的。
聽說此事的人沒有不感到意外的，說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其他學校，不說正常，至少可以理解，但你們是群書生，搞文的你們怎麼樣出格都不意外，《江城質疑》只有你們搞得出來，沒想到搞武的你們同樣不同凡響，一晚上就搞掉兩個，而且最初還是準備幹掉四個。我曾回答其中一個人說，你們來和這夥人比鄰而居看看，等你們有了和我們一樣的遭遇和感受，你們只會比我們更出格。
別說在武漢市，就是在全國也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學和一所最末流的學校只是一牆之隔地緊靠在一起。兩所學校成員的認識、境界、追求、行為方式有太大的差別。對方那群人唯一的行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125事件」，他們除了暴力還有過什麼？什麼都沒有。後來我想過，如果當時在聽說他們離開二十二中後沒人提出來到他們家裡去打，或者說有人提出來但被堅決否定了，這件事是不是就過去了？我的看法是沒有過去。沒有「125事件」，會不會有「127」、「128」事件？是可能會有還是必然會有？我的結論是必然會有。可能會沒這嚴重，但也不一定。這裡的根本原因就是兩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間必然會發生的衝突，以我們當時對社會的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個能安全釋放這種衝突的渠道。只要這種衝突的能量沒有安全地釋放，這個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
我們從心底裡是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是一群社會的渣滓，從來沒有同這類人打過交道、缺乏處理這類問題能力的我們，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糾纏了我們大半年的頭疼問題。我們不是把解決這個問題看作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們的思想中是想把這問題解決了，好不受干擾地進行我們的文化大革命。
截然不同的兩個層次的人群，僅一牆之隔，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只受內心信念束縛的環境裡，發生劇烈的衝突是不是一種必然？這一批有責任感、有思想的中學生在使用暴力的過程中及之後靈魂受到極大的震撼，幾個主要的當事人從此以一生為代價，在最殘酷的精神和物質環境裡體驗、感受、反思，煉獄的烈火無情地在腳下燃燒，正是在煉獄裡他們重新審視了自己和那個年代，讓自己真正從那個年代裡走出來。
第一次殺人後的瘋狂
對這個人生中絕無僅有的一次舉動，對這個將要而實際上已經改變一大批人命運的夜晚，這批置身其中的人沒有一個人有起碼的思想準備，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沒一個人真正轉過彎來。
回到學校後我向所有參加者說了幾句要保密防止流氓報復的話後，大家就散了。不住校的同學回了家，其他的同學回寢室睡覺去了，我和符軍到了何儒非、柳英發那裡簡短地匯報了一下這次行動。他們沒有在意對丁洪寶行動的中止，看似平靜地聽我說完後，沉默了好一會。當決議付諸行動並且成為事實時，顯然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嚴重性在心理上對他倆的衝擊同樣是巨大的。
不知是一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何儒非有點不相信地問：孔威、傅強真的死了？
我說：死了。
柳英發問符軍掌握孔威、傅強的材料多不多？
符軍說多。
當衝擊波過去後，柳英發恢復了本色，說起話來幹練利落：把他們材料整出來，提上綱，貼出去。你們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三十多年後我在《文革親歷者口述（柳英發）》中看到：李乾回來匯報的時候，「臉色嘎白，渾身發抖。」那應該是我的真實狀態，一個未滿十八歲的中學生在巨大的心理衝擊下的真實狀態，或者說是必然反應。
此時應該是凌晨三點多鐘，同寢室69屆初中的小屈偉還坐在床上等我，他是我班同學屈慧君的弟弟。見我回來，連忙把我的被子打開，又要去打洗臉水，我搖搖手，示意不用。真的有點累了，連衣服都懶得脫就倒在了床上。平時見了我沒一點正形，走路都恨不得趴在我身上的屈偉也識趣地躺在自己床上一聲不吭，沒有硬擠到我旁邊，要我給他講點什麼。
剛躺下，住在隔壁的汪文博拿著一小瓶淺紅色的藥水走進來，告訴我是鎮靜劑，他擔心我睡不著，要我喝掉。我連忙起身說用不著，他還是堅持把藥放在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才離開。我在（3）班，汪文博是（4）班的勤務組負責人，能文能武，不僅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校初中部籃球隊的絕對主力和百米冠軍，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關係就很好，現在就更不用說了。每次有危險的時候，都會看到他的身影。這次行動他是四個行動小組的組長之一。我很感謝他的細心和關心，同時我想，如果他內心沒有感受到巨大的衝擊，是不會想到鎮靜劑的，但我確實不需要它。
重新躺下後，突然覺得剛才發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實的，怎麼這樣一件天大的事情就這樣做了呢？真希望是一種幻覺。然而我內心十分清楚，這不是幻覺，是真實的，而且這個行動是我一手指揮的，一切都沒法改變了。
抵擋不住陣陣襲來的睡意，在恍恍惚惚中睡著了。
醒來時，天已大亮。雖然睡的時間不長，但感覺已好多了。不久，舒國良、司子林、汪文博等紅十月的中堅來了一大幫。一見舒國良我就問岳中傑、高勝祖的情況。
舒國良說昨晚我們把岳中傑、高勝祖送到醫院不久，傅強也被他家裡人送到了同一家醫院。
他還活著？舒國良一開口就讓我瞪大了眼睛。
你聽我講完，別著急。當時是還有一口氣，醫生把傷勢一看就搖了搖頭說，這是高手所為，這兩槍中的任何一槍都是致命的，沒法救。不久，傅強就沒有了動靜，送到太平間去了。
聽到有人竟稱我為「高手」，內心的活動有點複雜，平生第一次，怎麼就成了高手呢？但只是心裏想，沒表露出來。沒有問也不敢問傅強的家人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我清楚：不管自己的兒子是個什麼樣的壞東西，哪怕該殺該剮，但在父母眼裡總是最珍貴的寶貝疙瘩，總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支柱。傅強的母親那一聲絕望的叫喊在我心裏始終揮之不去。
舒國良接著說我們是在同一個病房裡，他的媽媽看到岳中傑、高勝祖也是槍傷後，問這問那，好像對我們產生了懷疑。怕出意外，他倆又沒有傷到骨頭，我們就辦了出院手續。
我連忙問他們現在哪裡。
高勝祖送回家了，岳中傑在他寢室裡。
我說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傑那裡。
岳中傑半躺半靠，正閉目養神，我們的聲響驚動了他，他睜開眼時，我們已在他面前。
我不無歉意地握著他的手說，對不住你，讓你受了傷。
這不怪你，又沒有傷著骨頭，過兩天不就好了，我沒事。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這個後來從鍋爐工的位置考取武漢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現在美國定居的學者反過來擔心我，話題一下子轉移到我身上來了。
舒國良說昨晚我是沒睡好的，翻來覆去，總有點擔心你的安全。
汪文博接著說孔威家現在圍滿了人，都以為是流氓打流氓，說好戲在後頭。我班上幾個住在漢壽亭的同學有點擔心，擔心街坊知道了他們的事後，傳到那夥人耳朵裡後遭報復。傳到對方耳朵裡是遲早的事，別人的密可能保得住，你的密想保住很難。
說點別的好不好？一個個都搞得緊張兮兮的，有那麼嚴重麼？該緊張的應該是他們。司子林截住大家的話題，你還沒有吃吧？走，過早去。
在去食堂的路上，不論是碰到同學還是老師，大家都很關切地同我打招呼。很奇怪現在全校師生最關心不是昨晚發生的事，而是我們這批人特別是我的安全。
中午十二點鐘我們還端著飯碗，倉促中，革委會召開了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
革委會主任、原學校政治處主任耿祺華神色凝重地說：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我有責任。孔威、傅強兩個是流氓，該不該打死？今天不議論，這裡只落實三件事。一、昨天所有參加了行動的人員的名單要保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不要打聽，尤其是不能擴散。二、學校的安全保衛工作現在要放在第一位，二十四小時要有人值班。三、為防止對方的報復，李乾同志要離開學校一段時間，最好是離開武漢市，等情況明朗了再說。
柳英發說赤手空拳總不行，我到水運工程學院去弄點槍來。
我感到有點滑稽，怎麼緊張的變成了我們？並且緊張到這個程度。不管莊洪運、丁洪寶二人知不知道昨晚到閻羅殿走了一趟，現在應該是他們通身冒冷汗的時候，絕對不敢找上門來。不是說他們個人一定沒這個膽，而是不論從天時、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方面來說，他們都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有這方面的動作，如果我們再散佈一點消息出去，離開武漢的就會是他們。怎麼打擊一小撮流氓囂張氣焰的結果竟成了滅造反派自己的威風呢？依我的性格，會把我的意見毫不猶豫地說出來，但昨天的事情好像讓我的銳氣小了許多，未曾有過的疲勞感一下子襲了上來，每天不到五個小時的睡眠所透支的精力，現在集體來要債了，感到沒有足夠的力氣說出自己的看法並爭取到大家認同。
休息幾天也好，該靜下心來看看書了。在差不多每個人都表示同意後，我也表示沒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