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15日訊】如果把皇帝也作為一個普通人看待，那麼我想，朱祐樘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了。首先作為一個男人，他是一個用情專一的男人，他的一生只取了一個老婆，那就是他的皇后張皇后。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另一個皇帝能做到。同時，他又是一個心地寬容，知恩圖報的皇帝。他的親生母親被他老爹的寵妃萬貴妃害死，他自己也差點被萬貴妃所害，但是在他即位以後，卻沒有追究萬貴妃的家人（那時萬貴妃已死），只是把他們罷官了事。再則作為一個皇帝，他實在又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好皇帝，在他在位期間，扭轉了明朝從英宗以來的頹勢，國運蒸蒸日上，四野清平，使明朝的國勢重新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史稱「弘治中興」。可以說，這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缺點的一個皇帝，所以我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之一。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元年（1487）--十九年（1505）
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號為弘治。在位皇帝是孝宗，名朱祐樘，憲宗的第三個兒子。他18歲即位，36歲去世，在位18年。弘治一朝，既無權臣、宦官或後宮的專權，也很少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歷史上被稱為政治最賢明的時期，孝宗也被史書描繪成一位賢君。晚明學者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認為孝宗是夏商週三代以後，與漢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賢主，評價很高。
《明史》對孝宗的評價也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儉有制、勤政愛民」。他的勤政、寬容、尊禮儒臣、體恤民生，使他贏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評，被視作明代歷史上最符合儒家倫理的君主典範。他接受儒家士大夫們的勸諭，並儘可能遵照他們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將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夠聽從周公（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輔導。從個人修養來看，孝宗並不像他的父親一樣，一味迷戀於房中術，而是在詩、琴、畫上的造詣頗深。在治國方面，孝宗任用大臣、修明制度、體恤民情，實際上創造了一個明代歷史上的中興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觀之處。
孝宗的個人修養，首先得益於他較早地合法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他6歲就被父親憲宗立為太子。9歲的時候，就出閣講學了。皇太子出閣講學，是接受正規教育的開始。擔任教育職責的官員一般都是學養深粹之人。例如，擔任朱祐樘的講讀官中，就有彭華、劉健、程敏政等人。彭華是江西安福人，依附萬安，品行不是很好，但畢竟是景泰五年的狀元；劉健是河南洛陽人，與明初的理學大師薛瑄的弟子閻禹錫、白良輔一起學習，據說是「得河東薛瑄之傳」的；程敏政是南直隸的徽州府休寧縣人，10歲被人稱作神童，薦入翰林院裡讀書。
據說，當時輔導東宮太子讀書的人中，學問最淵博的就算程敏政了。單舉這三個人，就可以知道憲宗對於皇太子教育的高度關注。皇太子一旦出閣講學，之後除了大風雨雪天氣以及酷熱與嚴寒，每天都必須舉行講讀。講讀的內容是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以及經、史。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讀，下午再講。講讀的地點，當時是在文華後殿。除了讀書之外，皇帝還必須練字，由專門的侍書來輔導，春、夏、秋三季每天寫100字，冬天每日寫50字。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集天下之英才來對皇太子進行教育。所以，孝宗從9歲出閣講學到18歲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規的9年教育。
除了大臣對他的教育外，據說宮中太監覃吉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孝宗9歲的時候，老年的覃吉每天給太子口授朱熹的《四書章句》。正是在宮中、外廷的雙重教育之下，年輕的朱祐樘才不至於像後來的明代帝王那樣淫佚放縱。當然，按照古代對於皇帝的神化宣傳，朱祐樘天性就是一個賢明的君主。據說，喪母時的朱祐樘雖然只有6歲，卻會「哀慕如成人」。幼年失母，對於孝宗影響深遠，也許孝宗後來的善良、溫和、寬容，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還源於幼年時弱者的心態。孝宗在處理萬貴妃一事上，最能體現他的寬容。儘管傳說母親紀氏是被萬貴妃害死的，但是，當他即位後一位官員上疏要求懲辦已死的萬貴妃及其族人的時候，孝宗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違背先帝的意願，不願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照儒家的教育，尤其是明代重視理學的氣氛下，皇帝所具備的學識應當集中於對倫理的把握和對歷史的領悟，而不是詩文、書畫、琴瑟之類的小技。但是，在明代皇帝中，儘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倫理上做得算是最嚴謹的了，卻不願放棄他對於藝術的愛好。我們翻開《明史·藝文志》，可以看到孝宗有《詩集》5卷，可惜今天已經看不到了。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錢謙益，編寫了《列朝詩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孝宗的一首詩《靜中吟》：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說，詩寫得並不好，前兩句還有些養身術的氣韻（弘治後期朱祐樘也開始迷戀齋醮、符籙），但後兩句最合儒家學者「文以載道」的口味。據錢謙益說，詩歌是從弘治朝臣李東陽的《麓堂集》裡摘抄出來的，並且連帶著將大詩人李東陽的讚詞一併抄了出來，其中幾句說：「大哉王言，眾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
中國古代有「三不朽」的說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孝宗既有詩集，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譽了。只因詩中還提到「周家八百延光祚」，指周朝800年的統治。
除了在詩歌方面的興趣，孝宗對於繪畫、彈琴也很喜愛。清人姜紹書就提到孝宗愛好繪畫與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喜歡樂曲，恐怕將來會滑入貪圖享受的深淵中。因此，一些專門負責糾察朝政的言官們就紛紛上疏，勸說孝宗不要耽於聲樂，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養身心之上。孝宗總是表面上接受，私下裡卻對旁邊的太監們說：「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言之。」意思是說，彈琴與政務又有什麼衝突呢，要你們多嘴。他本人對言官的勸諫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忤，這正表現了他寬容的一面。
他還儘可能地避免來自士大夫們的批評。例如，他擅長繪畫，宮中也有許多畫師。有一次，他賜給畫師吳偉幾匹彩緞，害怕大臣們知道後沒完地議論，對吳偉說：「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說，趕緊拿去，別讓那些酸腐的書生們知道。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們的一致稱頌，主要在於他始終在表面上給士大夫們留下充足的情面。
踐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中國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沒有三宮六院，嬪妃成群的。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個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有人說，他可能是中國皇帝中惟一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只有一個皇后，而且沒有其他的嬪妃。皇后張氏，興濟（今河北滄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後選後的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於平民之家。張氏的父親張巒，原只是一個秀才，以鄉貢的名義進入國子監，也就是說從地方學校保送進了國立最高學府讀書，成為國子監生。張氏出身於這樣的讀書人家庭，家教自然還可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初六日，張氏與時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
同年的九月，張氏被正式立為皇后。張皇后在弘治四年（1491）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了皇長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來，面貌非常清秀，「粹質比冰玉，神采煥發」，舉止非常。因此，孝宗對這個兒子非常疼愛，對於張皇后自然更是寵愛。晚明學者黃景昉說：「時張後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伉儷然。」皇帝、皇后像民間的夫婦一樣，每天一同起居。這在皇帝的私人生活中，真是少見。
身處粉黛成群的後宮中，孝宗這樣的情形的確讓人費解。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
第一，孝宗本人性格溫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對於男女之事沒有特別強烈的興趣。
第二，孝宗幼年為避萬貴妃的迫害，6歲以前一直是秘密養育於宮中的安樂堂內。他對於嬪妃之間的爭寵吃醋以及隨之而來的宮闈鬥爭，可謂體會深切，有切膚之痛。所以，這可能是他不願有過多嬪妃的一個原因。
第三，張後本人的性格也許較為活潑，對孝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約束力。史稱張後「驕妒」，從後來她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來看，張後確實絕非庸常之輩。
第四，大臣謝遷的勸諫。本來，皇帝廣納嬪妃是極正常的事情，一般情況下大臣也不會反對。例如，成化朝的時候，群臣因為憲宗二十八九歲還沒有兒子，竟紛紛上書要求皇帝廣納嬪妃。那麼，謝遷何以會多此一舉呢？事情是這樣的。弘治元年（1488）二月，御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淑女，等孝宗服除後在其中選兩名女子為妃。當時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就上言說：「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山陵未畢，諒陰猶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說，皇帝選妃，自然是應當的。但是，憲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喪的草廬還是新的呢，怎麼就談起選妃的事來了？孝宗號稱以孝治天下，曾經定下了為憲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因此，謝遷既有這麼一說，選淑女以備嬪妃之選的事情就擱置下來了。
後來主編《孝宗實錄》的焦芳藉此非議謝遷，認為謝遷這樣的舉動是為了討好當時的中宮張皇后。但是，也有人為謝遷辯解說，謝遷諫選淑女，不是禁止孝宗這麼做，而是請皇帝緩一緩再做，其實也合情合理。但無論如何，因為謝遷這麼一來，後來選妃的事雖屢經提起，卻都沒有得到孝宗的同意。因此，成化二十三年始成為太子妃的張氏，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後正式成為皇后，而且集專寵於一身，直到孝宗去世。
孝宗夫婦的伉儷情深，雖然令人羨慕，卻對弘治朝以及後來的政治格局，發生了一些影響。從孝宗本人的意願看來，這些影響應當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
第一，弘治夫婦感情之專一，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對地較少。張皇后一生中為孝宗生了兩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煒與皇長女太康公主，先後夭折。因此，孝宗只有朱厚照一個傳人。後來朱厚照又沒有兒子，所以孝宗的血脈便絕了。這在16世紀初期的一些大臣們看來，一個如此賢明的皇帝竟然無後，實在是令人痛心。後來,一幫大臣非要繼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稱孝宗為「皇考」，不無有這種為孝宗立後的心態在。孝宗單傳，武宗無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繼，這種情況引發了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大禮議，對明中後期的歷史影響深遠。
第二，孝宗夫婦感情的專一，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張延齡、張鶴齡的跋扈。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氏成為皇后且受寵於孝宗，給張家帶來了極大的榮華富貴。父親張巒在弘治四年（1491）進封為壽寧伯，不久封侯，死後追贈為昌國公。張皇后的兩位弟弟，也先後受封。
張鶴齡繼承了父親張巒的封爵為壽寧侯。張延齡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時候（1503）也進封為建昌侯。孝宗還在皇后的家鄉興濟為張家立家廟。據說張巒還未因女兒的大富大貴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讀書人，禮敬士大夫。但是，張鶴齡、張延齡兄弟以外戚驟然富貴，不免氣焰囂張，縱容家人掠奪民田，魚肉鄉里，幹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們紛紛向孝宗提意見，要求追查張氏兄弟的違法之事。於是，孝宗派侍郎屠勛和太監蕭敬去查實。但是，事情查實了，卻沒有辦法處理，因為皇后不同意處理她的兄弟。
而且，皇后生氣了，孝宗也得跟著假裝生氣。事後，孝宗將蕭敬找來，對他說：「你們說的我都相信。」然後，賜給了蕭敬一些銀子，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當時的大臣中，像李夢陽、吳世忠，都差點因為彈劾張氏兄弟而獲罪。
也許，在孝宗看來，張氏兄弟雖然有過錯，但畢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過錯能寬免就寬免了。當然，他也知道放任張氏兄弟的後果，所以希望通過自己的教誨來使二人收斂。有一次，皇帝游幸南宮，皇后、太子、皇后的母親金夫人以及張氏兄弟陪同。席間，皇后、太子及金夫人離席。孝宗便將張鶴齡單獨叫來。人們遠遠地看到張鶴齡摘下烏紗帽向皇帝叩頭。從此以後，張氏兄弟的行跡較為收斂。張氏兄弟，後來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間，因為擁護世宗登位，曾經非常受世宗的寵幸。但是，二人最後的命運讓人嗟嘆：張鶴齡被關在獄中死去，張延齡被殺於西市。這固然有世宗忘恩負義的因素，但二人的驕橫無法，無疑是授人以柄。
張氏的晚景淒涼，不堪言說。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而後失去兒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不得不哀求世宗放過自己的兩位弟弟。但是，在她生前，張鶴齡死於獄中。她死後的第五年，張延齡被殺於西市。皇權的尊貴與無常，她都有切膚之感！
用人唯賢的有道之君
孝宗開創了明代的中興盛世，其治國方面可值稱道的東西很多。要詳盡地展開敘述這些政事，卻不容易。簡要言之，孝宗的治國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輩出。內閣的大學士、六部的尚書，都是賢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劉健、謝遷、邱濬三位大學士，六卿之長吏部尚書王恕，都是著名的學者與能臣。成化年間有一句諺語：「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那意思很明白，大學士萬安、劉吉、王翊以及六部尚書，都不過是一些無能之輩。反觀弘治朝的閣、部大臣，則是人才濟濟。
我們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即位才一個月，就罷免了品格不好的萬安，選用徐溥入閣；十一月，又錄用劉健入閣；弘治四年（1491）邱濬入閣；弘治八年（1495），邱濬死後任用謝遷、李東陽為閣臣；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秦濬入閣。徐溥是當時的南直隸宜興人，弘治五年（1492）後任首輔大學士。徐溥的輔政風格，講究「安靜、守成法」，與孝宗的性格有契合處。而且，徐溥與同僚謝遷、李東陽等人之間，不存在權力鬥爭，相互間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間的和睦相處，自然能夠形成一種與皇權相制衡的「文官」權力。這種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曾經非常有效地糾正了皇帝的出軌行為。弘治十年（1497）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遠離誘使皇帝齋醮的宦官李廣，而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處理朝政和接觸儒臣上。原來，從弘治八年（1495）起，已經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據說「視朝漸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這在儒臣們看來，是皇帝走向墮落的初步。但是，與絕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夠非常謙虛地接受大臣們的意見，就在弘治十年的三月於文華殿召見了內閣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議事完後，皇帝賜諸位大臣喫茶，然後散去。召見大臣，面議國事，在當時被稱作為「盛事」。終弘治一朝，從《明史·孝宗本紀》中的記載看，除這一次首開先例外，大概先後還有過四次。像這樣召見閣臣面商國家大事，其對於大臣們的激勵作用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關係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對於儒臣的信任。
內閣大學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書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貫，號石渠，陝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時候就因平大籐峽瑤民起義、安撫荊襄流民而名滿天下了。但因為敢於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雖然也是明代的兩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實際上只是閑官。嘉靖朝的吳廷舉，曾經因授職南京工部尚書上疏辭職，就引了白居易和張泳的詩來說南京官職之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閑煞老尚書」。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書任上仍然是敢於言事。成化末年，官場上有「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之說。所以，孝宗一即位，就聽從群臣的推薦，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在不設宰相的明代，吏部尚書是諸卿之長，掌管對官員的考察與任命，權勢頗重，高於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薦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據說，王恕曾帶著他的第七個兒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為父親接待來訪的朝臣名士，和他們交談，然後將自己的觀察原原本本地告訴父親。所以，從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養了許多人才。繼王恕之後任吏部尚書的大臣中，馬文升也聲名甚盛。李東陽後來有詩，稱讚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說：「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說明孝宗對待大臣總像是對待家人一般親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孝宗又要求加強對臣工們的考察，這便涉及到一個完善考察制度的問題。孟森曾說：「明之一代立法創製，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意思是說，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就已經奠立，後來的皇帝中能夠提出較賢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所以，孝宗一直被視為中興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設，主要體現為會典的編修與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設定。
會典是一種典章制度的彙編。弘治十年（1497），他下令編撰《大明會典》。編修的總裁為當時的大學士徐溥。經過5年的時間，《大明會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應當說，會典的編定，為弘治朝的制度建設提供了一個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孝宗有過許多的制度創設。例如，太廟制度即規定太廟的廟制為「各室一帝一後」。
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命南北兩京五品以下的官員六年一考察。這項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後期往往成為黨派鬥爭的焦點。因為，一旦經由考察而落職的官員，就很難有機會再做官了，等於是再無翻身的機會了。因此，各種政治力量總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機會打擊對立面。當然，這是初設制度的孝宗所沒有想到的後果。但是，在當時，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實施，對於整頓官場的頹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最為仁慈。他對於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視，要求各級官府都要設立常平倉，以應付災荒。在刑罰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這種要求下，一些素以殘酷聞名的特務機構如錦衣衛都變得仁慈起來。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上則出現了李東陽的茶陵詩派、邱濬的理學，號稱太平盛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日，孝宗去世。據說，孝宗因為偶染風寒。太監張瑜、太醫院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等人不診視就開藥，致使孝宗誤服藥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遺命大臣：「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善輔之。」時兒子朱厚照年15歲，後來繼朱厚照之後而入承大統的侄子朱厚熜（cōnɡ)還未出生。當時，「深山窮谷，聞之無不哀痛」，「哭聲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