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14日訊】說實話，比之海南萬寧、安徽潛山、廣東雷州等地校園性侵案的受害者，江西瑞昌那六名性侵受害小學生還算「幸運」--分管教育的女副市長已經「承諾」：由市政府給每一名受害家庭撥出三萬元撫慰金。
且不說瑞昌是不是貧困落後地區，也不說三萬元該算少還該算多，遭遇性侵後能得到政府撫慰金，怎麼說，都算得上「不幸後的小幸」。至少，對性侵受害者一毛不拔的還是大有地方在。無疑，瑞昌的「愛民」形象出來了。在這裡，我們祈願瑞昌市政府能夠盡快兌現承諾，不讓不幸後的小幸變成不幸家庭只是望得見卻摸不到的流星，不使仁愛二字只停留在政府的舌尖，不教發生性侵案的地市相互揶揄，最後落個五十步笑百步的罵名。
言歸正傳，正是這位承諾撫慰金的女副市長，在面對受害孩子的家屬時，竟然大言不慚地說，若是她的孩子遭遇這種傷害，她會靜悄悄帶上孩子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治療，絕不向政府要一分錢。而正是這句衝著維穩去的勸說話，不重也不輕的，擊中了民眾那顆原本就很脆弱的法治心。
於是，鄙夷、鄙視，旋即而起。我也篤信，更多的鄙夷是不失理性的，而更多的鄙視是不露聲色的。
要說人性冷血，女副市長絕對沒有一毛不拔的那些地方的官員夠冰，她「至少」已經答應給每戶三萬撫慰金。要說案件善後，女副市長也不怠慢，性侵的老師抓了，校長也停職了，刑事與行政的「規定動作」已然無可指責。可為什麼就那麼一句話就攤上了體制鄙視與全民鄙夷。
那句在女副市長的認知裡是非常至理、到位的勸說，為什麼非但不能讓家屬們安靜下來，反而惹來一身無法浣淨的官僚餿？
如果穿越回到六七十年代，那句勸說若從像女副市長這麼高級別的領導嘴裡出來，那就是一瞄一個准，扣機準是乖乖一批。那個年代裡，女副市長勸說裡的「自吃倒霉，不吃政府」的精神是軍民與政府都趨之若鶩的一種高尚。若攤上性侵，能有個副市長的蒞臨寒舍慰問就已經很滿足了，為此而感恩戴德不已的更有其人。這是那個時代的轍，是政府的轍，也是個人與全民族的轍。
倉稟實而知禮節，倉稟虛而禮節失。一個民族的道德規範是這麼走過來的，一個國家的法律規範也是這麼走過來的。當年國家一窮二白，長年戰爭元氣大傷後的窮囧把法律賴以為基的禮節都餓得不成形了，法律自然也一窮二白，人人事事都無可適從。實在沒轍了，沒轍的轍就出來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從政府到個人，因為沒有法律可供遵循、使喚，高風亮節就成了管理社會和治理國家唯一可使喚的先鋒。
但現在，國家倉稟實了，法律也在回歸，公民權益意識日益在增長、增強，時位深刻移人，也深刻移了政府。政府與國民不再僅靠個人的高尚、靠民族的風格、靠「沒轍的轍」就可以維持、穩固。
在「依法治國」已被國家確定為管理、發展國家的科學手段並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今日，用好法與權是當代政府的天職，而守法從權則是當代國民的天職。攤上「該吃政府」的法律事兒，政府與國民只當「各司其職」，而不當齊揚高尚、共舉風格。像女副市長那樣，愣是要求百姓自覺高尚，不「吃」政府，那就有逼民棄權索賠的嫌疑。最低最低，唆使民眾放棄索賠合法權益也該夠得上官員失職。
即便從動機上一分為二去看女副市長的勸說，她也難辭其咎，難卻鄙夷。
如果她當時確實是在試圖以身作則去遊說家屬忍抑不幸，那她就是於法無知，於時代無察，於副市長職位根本不勝任。若是在四五十年前的時代，她或會是個稱職的、難得的「好市長」；但現在，她就是嚴重不懂法，嚴重無知，且過度天真，難勝其職。
可視其情，女副市長又不像是真天真、真高尚。如果她自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或是受他人意而為，哪怕勸說純屬為了維穩（只能因為草木皆兵），那她也是偽高尚，真矇騙，是欲將民眾當法盲，當傻子，企圖通過連哄帶騙，讓政府逃脫監管學校不力和學校監管師生嚴重失職的連帶責任。
若不幸是後一種情形，那麼，要坑騙家屬的就不僅僅是女副市長一人，而是她身後的、比她位高權重的某個高官，甚至是她所代表的當地政府抱團欺詐民眾的權力集團；而權力集團所要坑騙的，也不再僅僅是那六個不幸被性侵的瑞昌家庭，而是人人皆樂於置身法律之下的每一個中國公民。
人在法律下是一種美麗的幸福。政府亦然。
（原題：女副市長「天真高尚」，為何慘遭體制鄙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