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21日訊】雖然信達已經準備IPO，華融的戰略投資者融資計畫也吸引了眾多華爾街巨頭的興趣。但10多年前中國政府化解銀行壞賬的模式，仍然值得反思。當年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AMCs），可能製造了中國版「壞銀行」道德危機的根源。
華爾街見聞上週就報導，中國版「壞銀行」AMCs不大可能單憑自己的力量「突然」大幅改善了其財務表現。
實際上，AMCs本身已經通過另一種方式，從財政部獲益：財政部一直在「從它們（AMCs）的商業運營中，分拆遺留的不良貸款處置業務」，同時解放它們進軍其它業務尋求利潤（經紀商、金融租賃、私募基金、保險）。這使得財報上的部分數據看起來相當健康：
作為為IPO做準備的一部分，AMCs都披露了更多的財務信息（四家AMCs都披露了2011-12財年的基本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信息），它們的商業運營從財務上看起來是健康的，它們的資本回報率在14-21%的範圍內。這是財政部從它們的商業運營中分拆遺留的不良貸款處置業務的直接結果。因為有財政部的支持，我們預期銀行對AMCs的頭寸（持有的AMCs債券）不存在任何償還風險。
早在10多年前成立AMCs的時候，中國政府就聲稱，不會以賬面價格轉移更多的不良貸款，來避免更多的道德危機。但1999年解決中國銀行業壞賬的方法，可能已經成了所有道德危機的起源：發放不明智貸款的銀行幾乎完全逃過的懲罰。
可以認為，就算這些不良貸款的成功索償，幾乎不能對銀行改善它們的放貸行為提供任何激勵作用。
J資本投資諮詢公司合夥人楊思安女士在今年3月就提出，壞銀行促進更負責任的放貸行為，已經讓步給大銀行統一向強大的國有實體貸款的行為：
如果AMCs接收了其基本面可存活的企業債務，就會把債務轉換成股權。這曾今是大規模的國企企業重組計畫的一部分：AMCs預期將扮演像私募基金的角色——作為利潤驅動嚴厲和不講情面的董事會董事。這預期將有助於創造想法和行為像商業企業一樣的國有企業。但結果是相反的，因為國有企業不會破產的隱含擔保存在，這而支持了忽略企業的負債率和其它償債能力指標的行為。
國有企業被廣泛認為是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因為國有企業經營效益低下，佔有廉價信貸的渠道，同時還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如果銀行的壞賬資產由政府承擔或償還，會導致什麼後果呢？楊思安寫道;
同時，實際的財務赤字看起來已經消失了。部分債務作為債務託管存放在財政部的賬戶上，不管那意味著什麼。另一部分債務已經展期10年，而且不帶任何懲罰性條款。部分債務寄託於人民銀行向AMCs注入的初始資本上，而之後的補貼都是在模糊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國銀行業持續出售新一批不良貸款。比如說，在2004年，人民銀行以賬面價值購買了3200億元的不良貸款，接著以賬面價值的40%賣給AMCs。2005年和2006年，這些交易再次發生。
整體看來，無盡頭的救助已經意味著，可供中國人用於教育、醫療服務、以及像公園、圖書館和環境治理這些公共服務的財富越來越少了：這就是消費越來越低、投資/儲蓄越來越高的背後含義。我同意，與10年前相比，中國人民的平均水平已經富裕多了，但大部分的財富都是在非流動資產中，比如說房地產，相對於今天的賬面價值，這些資產的真實價值最終將大幅貶值。
現在，我們回到中國消費比重奇低的原因，中國經濟的消費比重過去十年一直下降。根本問題是，銀行把資金從私營部門拿走，並轉移到國有企業的賬戶上。當這種轉移累積到銀行失去流動性的地步，國家政府將發行債務，但通常不會顯示在國家賬戶的負債上。
簡單地說，這存在兩種影響：第一，把大量的利潤轉移到政府擁有的企業，第二，通過降低製造成本並控制人民幣價值，補貼出口。
楊思安認為，「政企融合」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財政部、人民銀行和國有企業「混合併匹配每一種金融、財政和信託工具，來達到製造世界級增長水平的共同目標」。
問題是，什麼將終結這種模式？特別是，如果這些由財政融資貸款驅動的投資，仍幾乎完全沒有流向更有用目的的動機（不僅是為了增加GDP規模）。
同時，由財政刺激支出誤導的投資仍然沒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上得到確認。儘管中國有天量的外匯儲備，但楊思安認為大量的不良投資最終會帶來人民幣的大幅貶值和通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