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26日訊】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家鄉湘西的芷江縣有個廢棄的「國民黨機場」。不過，在那年月，國民黨和反動派三個字，就如臭肉連皮一樣。等到上高中，從老師嘴裡才知道，芷江還有座受降紀念坊，有座凱旋門。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派今井武夫於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飛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1947年2月，國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紀念坊」。這是一座四柱三拱門的「血」字型碑坊，亦稱「中國第一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從7.7盧溝橋事變，到8•15日本投降，一共8年零42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中國僅僅軍人就傷亡三百餘萬，206位將領為國捐軀。中國是在血海中迎來了勝利。「八年烽火起盧溝，一紙降書出芷江。」為了紀念那個來之不易的歷史性時刻，有了凱旋門、有了受降紀念坊。
世事難料。中國唯一一座紀念抗戰勝利的凱旋門，唯一的紀念受降的標誌性建築，卻曾遭到損毀，和那一度舉世聞名的芷江機場一樣，在荒蕪中被國人集體遺忘和冷落過一個又一個春秋。1978年10月，當日本靖國神社正式放進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時，芷江受降紀念坊和中國凱旋門還在等待著批准修復開放……。
幾十年了。越來越多的國人已經意識到，無論政見如何，任何為抗戰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過的血，出過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他們的名字應該永遠留在中國的英烈譜上。人們不甘心遺忘。許多塵封的歷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現。
日本無條件投降67週年（此文寫於2012年）的日子在慢慢臨近，但中國是否戰勝了日本這個疑問，卻是六十年也揮之不去。有的日本人就說，「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或者說「日本敗給了美國，而沒有敗給中國。日本在中國業已獲勝」。日本人的這種論調，在中國人裡面也並非沒有一點市場。也許，坐落在芷江的凱旋門，就是一座中國人自吹自擂的紀念碑。
平心而論，日本在美國面前遭到了軍事上的慘敗，這是事實，而且還是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應該世代銘感的事實。比如，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日本喪失航空母艦4艘、重巡洋艦1艘、飛機275架，陣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形勢從此逆轉。此後，萊特灣之戰，日本海軍幾乎被全殲，四艘航空母艦、三艘戰列艦、六艘巡洋艦和十二艘驅逐艦被擊沉，飛機損失數百架，並有一萬多名飛行員和水兵喪命；萊特島之戰，5萬6千日本人喪命；塞班島一役，日軍死了4萬1千人；沖繩島戰役，日軍在戰場上死亡的，至少有10萬7千人；在打了六個星期的硫磺島戰役，2萬要塞防守日軍陣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國戰場找不出這樣的戰例。那大陸官方津津樂道了幾十年的平型關「大捷」，也只殲滅了幾百敵人。
應該清醒冷靜地看到，中國當時並不具備打出像中途島之戰中那般戰績的國力。美國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產記錄是每天生產一艘船，每五分鐘造一架飛機。6年的戰爭裡，美國生產了8萬7千輛坦克，29萬6千架飛機和5千3百萬噸位的船隻。自然，不僅中國根本不具備這樣的國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備這樣的國力。戰爭結束時，日本一半的城市化為廢墟，三分之一的工業遭到毀滅……，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那是美軍打擊的直接結果。
而貧弱的中國在堅持抗戰的過程中，也受過至關重要的美國之惠。且不說美國對中國有別的什麼援助，就拿當年為國人熟知的飛虎隊（「中國空軍美國誌願援華航空隊」）來說，它不僅在中國最艱難的歲月裡飛越駝峰，從印度接運戰略物資到昆明、重慶，而且到抗戰結束時共擊落日軍飛機2600架。這個數字對喪失了制空權的中國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自從中途島戰役之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是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可對中國來說，日本卻從來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紙老虎。尊重歷史是正確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可以說，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絕大部分被日軍佔據的國土並沒有收復，絕大部分日軍也沒有遭到包圍或者殲滅，而且純粹從軍事上來說，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確實是勝多敗少。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中國也無須證明自己在打敗日本上發揮了與美國同樣重要，或者比美國更重要的作用。
尊重歷史不等於妄自菲薄，更不等於說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無足輕重。這一點無須旁徵博引，1942年羅斯福對兒子伊里奧特說的那段話，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答案：「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調到其他地方？」
中國建造了凱旋門並不是中國往自己臉上貼金，日本向中國投了降那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戰勝國，也就是說，中國戰勝了日本。中國抗戰的最終勝利，是世界史上弱國擺脫強國欺凌壓迫的成功範例。不過，中國最大的勝利不是軍事上的勝利，而是戰略上的勝利；不是物質層面的勝利，而是精神層面的勝利。日本失敗的歷史，成了如果戰略失當強國也會挨打這一教訓的經典註腳。雖然中國在軍事上並沒有取得像盟軍在歐洲北非那樣的戰績，但是中國軍民表現出的不屈不撓抗戰到底的忠勇精神，並不比其他國家遜色。中國的勝利，就是這種忠勇精神的勝利。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必須明白中日兩國的國力對比。
日本是當時的工業強國之一。從1931年到1937年，日本經濟在世界上可謂是一枝獨秀，工業增長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近60億美元，佔國民經濟總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產能力達到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餘輛，造船能力為40餘萬噸，造艦能力為5萬噸。而中國是飛機基本上沒有生產能力，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沒有生產能力，僅能生產少量小型艦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須依賴進口。1937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
7.7事變前，現代工業僅僅佔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而且這還包括相當數量的外資企業的產值在內，工業總產值不過13.6億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國人口卻大約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戰略資源方面，7.7事變前，中國的鋼產量是4萬噸，而日本是580萬噸，僅為日本的1/145；中國石油年產量為1.31萬噸，日本為169萬噸，只有日本的1/129；中國銅年產量為0.07萬噸，日本為8.7萬噸，是日本的1/121。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工業與日本相比，居於絕對劣勢。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能夠參加戰鬥的飛機只有223架，而七七事變時日本陸軍航空兵團共有作戰飛機大約960架，海軍陸基和艦載作戰飛機共640架。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實際作戰艦艇只有60餘艘，排水量共約6萬餘噸，且不說多為超齡舊軍艦，僅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軍的1/20。中國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還是1896年從英國購買的。當時日本的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
這一組組數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這些枯燥的數字，我們才會明白，中國軍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開始了他們漫長的戰鬥；只有知道這些枯燥的數字，我們才能理解，什麼叫血肉長城。也正因為這樣，193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裡的中國。日本陸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問戰爭所需時間時，說「一二個月就足夠了」。
可正是這個中國，在民族英雄蔣介石的領導下，在1941年12月8日美國和英國向日本宣戰之前，獨自跟日本鏖戰了四年多。這是幾十個「一二個月」。日本「予敵一擊，結束戰局」的美夢化成了泡影。中國軍民是在用血寫歷史，用血捍衛疆土，用血證明中國不好惹。雖代價之慘重史無前例，可中國在戰鬥，沒有屈服，沒有膽怯。
英國不是在實力如此懸殊的狀態下迎戰德國。法國不是在強弱對比這般鮮明的格局裡跟納粹較量。斯大林不是在這樣的劣勢中跟希特勒對抗……。可蘇聯被希特勒長驅直入，英國不得不在敦克爾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國也算是一個大國，可它卻在六週之內就被德國征服了。貝當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慶還在戰鬥；昔日被稱為「法蘭西救星」的貝當元帥在為法國掘墓撒土時，中國的精神堡壘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此時展現在世界面前的中國，是一個英勇頑強的國度。
可是，時光再往後移，同樣是這個中國，同樣是這個中國的政府，卻在9•18事變後一再被指責賣國投降。9•18事變後，要求「絕交宣戰」的呼聲響徹雲霄。主戰情緒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就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為阻攔請願學生挨了頓打。確實，中國從1928年5月的濟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個接著一個，而中國政府是一忍再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在1935年6月10日發布《睦鄰敦交令》要求：「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1935年1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蔣介石是在罵聲中停戰、妥協、退讓、交涉。中國的和平努力，在血氣方剛者看是軟弱投降。如果無論什麼時候不管什麼情勢都只能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流盡最後一滴血不罷休的話，那中國七七盧溝橋事變前的對日關係史，就只能寫成國民政府賣國史了。蔣廷黻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這位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傑出外交家、學者，難道就是賣國賊了？愛國離不開理性。蔣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記中就說：「倭寇咄咄逼人，戰禍終不能免，然必有相當之準備時期，始得應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弱國的獨立與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實上，誰都不能迴避當時中國內憂重重，以及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些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面，中國除了來復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約合4.17億美元。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客觀地看待實力對比，不是膽怯，不是軟弱，而是冷靜、明智。面對日本這樣一個敵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形勢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1934年初，蔣介石在日記中為自己列出的一項任務「決不任總統與行政院長，專心建設西南」。1934年12月29日，蔣介石日記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就是說，蔣介石想「以剿匪為掩護」建設西南作為抗戰基地。此後，蔣介石一面在西南追擊紅軍，一面加緊建設西南，統一雲、貴、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蔣介石在廬山規劃國防工業方案，電令趕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慶提出「四川應為復興民族之根據地」。這一切對後來的中國抗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國在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那就意味著中國孤立、倉促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時間。當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這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能就會像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所說的那樣——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
說正義必定戰勝邪惡，那是一種鼓勵，一種自信。需要這種鼓舞、這種自信。但這不應該妨礙我們還能意識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國消失在強權鐵蹄之下的悲慘案例。冷靜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對於保家衛國同樣重要。只有理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是弱國這一歷史事實，我們才能夠客觀地看待蔣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談話中所說的：「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有時，委曲忍痛不是貶義的軟弱，更不是投降主義，而是冷靜、理性和明智，是弱國的生存智慧。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絕對化地用到國際問題上，那是對國家前途不負責任。強硬需要時機，需要條件，需要資本。臥薪嘗膽不等於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委屈忍痛沒有底線，沒有時限。誠如廬山談話所言：「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
血淋淋的八年抗戰，就是這麼走過來的。可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夠理解中國奉行的弱國戰略的智慧。當然，有的是別有用心，有的僅僅是鹵莽氣盛。正因為這樣，張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長，忍辱負重留在北平與敵週旋卻招來罵名，被認為是「華北特號漢奸」，報紙稱他「張逆自忠」。對於招來的非議，張自忠將軍說過，「事實勝於雄辯，必死而後能生」。他最後用戰死來表明自己對國家的赤膽忠心。那些罵過張自忠將軍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曾英勇抗戰過，甚至不惜以身殉國。
在國家危亡真到了最後關頭，中國軍民只有犧牲，只有抗戰。巴黎屈服了，歐洲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倫敦、莫斯科還在戰鬥。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東南亞在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蹂躪，重慶還在戰鬥。這是一個不屈的國家，生活著不屈的人民。正如軍事家蔣百裡將軍1938年8月說過：「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不錯，南京是淪陷了，但中國還有重慶。日本要想打跨中國，必須打跨重慶。但重慶沒有垮。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
雖然在戰爭中有韓復矩這樣的貪生怕死之輩，有汪精衛那樣賣國求榮之流，有喪師失地，有指揮失當，有貽誤戰機，有腐敗墮落等等，但是，卻不可因此而抹殺中國將士的赤誠。他們在力量那樣懸殊的戰鬥中，其忠勇精神並不比其他任何反法西斯國家的軍人遜色。就拿弱小的中國空軍來說，他們是在用生命譜寫保家衛國的悲壯旋律。比如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迎擊日本航空兵，其中三架日機被擊落，一架受重創而不能再用，中國空軍無一損傷。為紀念首次空戰勝利，國民政府將8月14日定為「空軍節」。這一天，是個永遠不該忘記的日子，當是中國空軍永遠的節日，永遠的光榮。再比如1938年5月20日，中國空軍直屬第14中隊徐煥升等人駕駛兩架馬丁B－10重型轟炸機，自寧波起飛，到達日本九州長崎上空，沿途撒下數以萬計的傳單。中國飛行員在遠征日本本土後安然返回漢口基地。他們的英勇無畏，誰能說比敵人的武士道精神遜色？就一個職業軍人對國家的效忠而言，他們是軍人中的軍人。
中國空軍弱小但不軟弱。史沫特萊的《中國戰歌》裡寫道，她剛到重慶的時候，「有多達二十四架的中國戰鬥機升空攔截那些轟炸機，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中國戰鬥機的數目越來越少。有一次，我看見單獨一架中國戰鬥機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轟炸機。在那樣一種時刻，我曾希望有能力為那一架小小的飛機寫一首不朽的詩。」這個一架飛機戰鬥的故事，發生在1940年的重慶。
雖然史沫特萊不朽的詩沒有留下，但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卻可以留下萬代千秋的敬意。軍人為了保家衛國，他們拋妻別子，血灑疆場，他們用自己的忠誠和熱血鑄就了抗戰精神。在忻口保衛戰中殉國的郝夢齡將軍，1937年10月10日在給妻子的遺囑中說：「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我即犧牲後，只要國家存在，諸子女教育當然不成問題。別無所念……故余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為國家戰亡，死可謂得其所矣！」千萬將士用自己的行動表明，軍隊是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黨派的軍隊，他們不是為黨派而戰，為領袖而戰，為主義而戰，他們屬於這個偉大而不幸的祖國。這也是中國抗戰精神的靈魂。
正是千萬將士不成功即成仁的軍人精神，才成就了一個威武不屈的中國，以求最後的勝利。今天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勝利是一個弱國在戰略上的勝利。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和後來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確立了正確的戰略方針。1938年2月蔣介石發表《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他提出：「廣大的土地和眾多的人民兩個條件，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最大武器。……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在「持久消耗戰略」、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下，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出現喪師失地，或者主動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簡單地描述為貶義的「大潰退」，或者貶義的「消極抗日」。雖然他們沒有取得過美軍、蘇軍那樣的驕人戰績，但這支弱國的軍隊卻用血戰打破了強敵徹底征服中國的美夢。衛國是一門藝術，英國也有敦克爾刻撤退。
在艱難歲月裡，中國人流著血，咬著牙，撐下來了。中國始終在戰鬥。我們不能苛求先輩沒有打出像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那樣的戰績，如果考慮到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跟日本鏖戰，那麼他們應得的是敬意而不是鄙視。要求一支還背著大刀穿著草鞋的軍隊取得跟美軍同樣的戰果，那是不切實際。作為弱國，中國的戰略是以持久戰和消耗戰來對付日本，堅持就是成功；作為弱國，中國的戰略並不是將勝利建立在單純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礎之上，爭取與國一直是中國抗戰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1936年6月蔣介石和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時說：「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尚不足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盡量使之拖延。……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這是弱國的智慧——面對生死存亡挑戰時的弱國的智慧。對外援寄予希望並沒有錯，不是說只有單挑才是好漢，將爭取與國的努力說成是「對外乞援」，如果不是無知或者幼稚，那就是污蔑了。我們應該承認和尊重先輩們衛國的智慧。
應該說，避免與美國交戰而征服中國，也是當時許多日本侵略者的想法。換句話說，他們認為沒有美國介入日本就能夠打敗中國。比如，山本五十六就反對跟美國交戰，不主張跟德國和義大利結盟。他說，「設法迴避同美國交戰，才是良韜妙策。帝國萬不可同德結盟」。在他看來，「失去美國，就無法堅持戰爭」。「如果一定要同美國交戰，我只能堅持一年到一年半，再長，就很難說了。」「如果我們把艦隻撒向南洋，不用多久，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要得到的一切，包括軍艦的食糧——石油在內。」應該說，山本五十六是日本侵略史上一位出色的軍事家。其眼光之毒辣，卻也從反面襯托出了中國政府持久消耗戰略以待時局變化方略的正確。近衛文縻在1941年12月8日聽到日美開戰的消息就十分震驚。在日本人勝利狂歡中，他說：「後果嚴重啊！我確實感覺到悲慘的失敗已不可免！」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山本的主張得到了採納，也不意味著日本就一定能夠避免日美衝突，滅亡中國。由於日本三個月征服中國的美夢破滅，中國的持久消耗戰略使得日本陷入了中國泥潭而不能自拔。僅就軍費開支而言，1937年軍費預算為14.1億日元，佔當年國家總預算的47%。1939年，日本軍費開支高達61.56億日元。日本的軍費開支1937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4%，到1941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8%，高達29億美元。日本如果不能速戰速決，結果不得不在中國也搞「持久戰」，那就面臨著對華戰爭轉移成國內危機的政治風險。日本不甘心中途撤兵，也不敢中途撤兵。1941年10月14日，東條英機在內閣會議上就慷慨激昂地說，「屈從美國撤兵，將使中國事變的成果毀於一旦，並危及滿洲國，更危及朝鮮統治。形式上的撤兵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那樣做，軍隊士氣即將喪失。讓步到如此地步，這叫什麼外交？是投降！這將玷污青史，遺臭萬年！」面對這樣強硬的「愛國」言論，閣僚們都不吱聲了。仗只能繼續地打下去。
因此，日本如果想吞下中國這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龐然大物，就必須切斷中國的外援路線，以盡早解決中國問題。而日本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不控制東南亞地區，這樣一來，就勢必跟英國、荷蘭發生衝突。此時，局勢到底會怎樣發展，就不是日本自身能夠掌控得了的。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成立，蔣介石在9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此在抗戰與國際形勢上於我實求之不得者，抗戰必勝之局定矣。」在證實日本堅持進軍法屬印度支那之後，美國先是在1941年7月25日宣布凍結日本在美國的一切資產。英國和荷蘭採取相同措施。接著在1941年8月1日宣布對日全面禁運石油。就1941年而言，日本的石油產量只能滿足平時所需的20%，而所需要大量進口的石油，其中有4/5依賴美國。這對日本來說，形勢一下子就變得嚴峻了起來。原本是想通過進駐法屬印度支那以截斷美英物質經法屬印度支那運往重慶的交通線，盡早征服中國，卻讓自己陷入了更深的泥潭。11月1日，日本決定向美、英、荷開戰。當齋籐良衛拿著日美交戰新聞到前外相松岡洋右家，這位任外相時主持締結了日德意三國同盟的甲級戰犯含淚說：「現在越發痛感締結三國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日本從此不能不傾力跟美國在太平洋上交鋒，因為一旦喪失了制海權和制空權，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小小的島國來說，那就是末日到了。
直觀上看，如果僅僅從傷亡人數，從是否喪失陣地而言，中國確實留下了一個又一個戰場上慘敗的記錄，而日本佔領中國的國土是越來越多。然而，最後趴下的是日本。因為國家間的戰爭不是拳擊賽，不是說那身強力壯的拳手最後就一定能打敗那身體瘦弱的拳手。戰局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而各種因素並不會只按日本的如意算盤出現。20世紀不再是滿清或者蒙古大軍風掃殘雲南下的時代了。經濟技術的發展，已經改變了17世紀之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日衝突不只是中日之間的事。其實，老謀深算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權威北一輝早就看到了這個問題。1932年4月北一輝在《關於對外國策建議書》裡就說，「在現代世界中，已不復存在諸如日俄戰爭或德法戰爭，僅限於日美兩國間之戰爭矣。考慮日美戰爭時無疑必須只能考慮日美兩國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開始國。」「一旦發生日美戰爭，除對抗美英兩國海軍力量外，還必須將與中國、俄國進行的大陸戰爭同時進行到底。」北一輝看到了「中國寄希望於美國最終能攻擊日本」。儘管北一輝迷戀於日本稱霸世界的狂妄，但他也清醒地看到，日本應該「擔憂和警惕」英、美、俄、中的對日大戰。局勢的發展，正如他所料。
雖然戰場上消滅的敵人有多少之別，但是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盟國一起打敗了法西斯國家，而不能孤立地割裂開來。所以，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不能說只向美國認輸，因為日本吞併中國的圖謀徹底落空了，而中國持久消耗戰的戰略目標也已經實現，這就是成功，就是勝利。八年戰爭，日本以笑開始，以哭結束。矗立在湖南芷江的凱旋門、受降紀念坊，中國建之無愧，當之無愧。
我們不僅要記住日本侵華的罪孽，而且更要記住先輩衛國的壯烈和智慧。
我們需要理解智慧，我們需要知道感恩。
1938年3月12日，毛澤東曾說，「郝夢齡將軍等的熱血是不會白流的」。然而，歷史進程的殘酷遠遠超乎了善良愛國者們的想像。郝夢齡將軍葬在武昌卓刀泉的墳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日本鬼子被趕走了，在他們誓死保衛的國土上，殉國者連座小小墳塋的地方都不能享受。九泉之下的英雄裡，遭受過這種待遇的並不只是郝夢齡將軍。盧溝橋畔的趙登禹墓也曾被挖開，骨殖被拋擲荒野；南京的航空烈士墓在日佔期間遭到了破壞，文革風暴中再遭劫難——而這居然還是發生在曾經被日軍屠城的南京。先烈們在衛國戰爭中拋頭顱灑熱血，竟然一度得到的是和汪精衛一樣的待遇——葬在南京梅花山的汪精衛墓就在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炸毀了。許多英雄的親人日子也並不好過。佟麟閣將軍的親人被吊銷了北京的城市戶口，押送到佟將軍的原籍河北高陽縣邊家塢村當農民，1968年7月1日，他的夫人彭靜智死了在邊家塢村的茅草屋裡。……
然而至今，沒看到有人懺悔，也沒聽到有人謝罪。至今，還聽到中國大陸人時刻爆發出的反美鼓噪，聽到「紅歌」的喧囂，聽到對蔣介石的啟齒痛恨。江山依舊在，鮮血已無痕。只有含著眼淚，才能看清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看到的是什麼？是一個忘恩負義、背信棄義、不仁不義的龐大族群……
原標題：中國大陸人是忘恩負義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