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薄熙來與王立軍在山東濟南的法庭上對質。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中，沒有觸及薄案最隱秘的「炸彈」之一——活摘器官。
【看中國2013年08月28日訊】（看中國記者歐陽光編譯報導）8月26日（週一），中共對薄熙來案結束五天的庭審，德國之聲形容這是「狗血劇情和荒誕政治」。在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中，並沒有觸及薄案最隱秘的「炸彈」之一 ——活摘器官。
在2012年出版的《國家器官》（STATE ORGANS）一書的引言中直接點名了薄熙來和王立軍。引言中說：據報導， 2012年薄熙來被免職後，溫家寶在一次中南海的會議中談到了活摘器官問題及薄熙來牽涉其中。
以下節選自Torsten Trey醫生在《國家器官》一書中撰寫的論文「處在十字路口的移植醫學」。他以器官移植醫生的眼光，試圖洞察這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幕（小標題為譯者加）。
2012年出版的《國家器官》（STATE ORGANS）一書的引言中直接點名了薄熙來與王立軍。
文章說，2006年初，一則小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說中國的器官移植醫生被指控從活著的「良心犯」身上強行摘取器官。這讓我感到困惑。不久，我閱讀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合著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的第一版，說的正是這些指控。這份調查報告給出了17項證據，包括中國醫院裡醫生的電話錄音。這些醫生在電話裡說：他們有「來自法輪功學員的新鮮器官」。
這一年的7月，我到波士頓參加「世界移植大會」，特意找中國來的醫生交談。其中一位是「天津東方移植中心」資深肝移植外科醫生Liu W。天津有三家醫院做器官移植，該中心是其中之一。
當我問他們醫院做過多少肝移植時，他答道「去年做了兩千例。」我聽了非常吃驚，僅僅一家醫院就做了這麼多的肝移植手術。於是我又問：這些器官從哪裡來？但是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後來，我和另一位中國醫生交談。當時，他正在德國漢諾威大學一個與移植相關的研究實驗室工作。他說他已收到了中國兩家醫院的邀請，那裡要新開一個器官移植科。
我問，「中國並沒有公眾捐獻器官的體系，為什麼中國的器官移植領域還發展得如此迅猛？這些器官從哪裡來？」 那位醫生答道「去問問在外面的法輪功學員吧。」在會展中心外面，法輪功學員在那裡展出了有關中共當局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資訊。這位醫生以他的方式回答了我的問題，即器官來自於這個受迫害的修煉團體的成員。
之後，我對在中國如何獲取器官的做法進行了更深入的瞭解，才意識到其違背倫理標準已達到了何種程度，讓我想起了納粹集中營裡的人體實驗。
由於有醫生的參與，我覺得有責任從醫學界內部對這種反人類罪的行為作出反應，因此，2006年成為了我醫學生涯的轉折點，我決定主持 「反對強迫摘取器官醫生組織」（DAFOH）的工作。
死刑犯「自願捐獻」器官？
我想深入檢視一下中國官方如何解釋死刑犯「自願捐獻」器官的說法。2003年至2009年期間，在整個中國，只有130例的自願器官捐獻。眾所周知，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講究死後保持「全屍」。因此，在中國，公眾捐贈器官的體系很難站得住腳。那麼，這又如何解釋在這樣一個國家，在死刑犯中突然有這麼高的比例「自願捐獻」呢？從另一方面來看，想想看，中國每年1萬到2萬例的移植手術需要多少囚犯才能提供足夠的器官？更何況並非每一名死囚都適合作器官「捐獻者」。
無論有沒有「本人同意」這道程序，在中國，所獲取的器官大多數是建立在「供體」死亡的基礎上，而這種死亡不是由於事故或自然死亡，而是人為造成的。我們在說的是從被處死的囚犯和良心犯身上強行摘取器官，包括在「供體」還活著的時候摘取器官的情況。
1999年後中國的移植迅猛擴張
在中國，從被處死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始於1980年代中期。他們承認從那時起移植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死囚。雖然據估計被處死的犯人人數很多，但是數字穩定。但是1999年後，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急劇增加，2005年達到2萬例的高峰。同樣，中國的移植中心從1999年約150家增至2006年的600家。
從1999年後器官移植超過指數性的增長可以看出，移植中心大規模的擴張顯示了對獲取無限量的器官供應所擁有的超乎尋常的把握。在一個缺乏有效公眾器官捐獻體系的背景下，這就更令人驚訝了。
1999年後，除了器官移植數目飆升之外，人們還觀察到另一個現象。中國醫院的網站表示，可以在1到4週內為外國患者提供匹配的移植器官。此外，中國的大學提前幾週甚至幾個月邀請外國移植專家來做示範，包括向他們徵詢願意在一天中的什麼時段做手術。
如果超過90％的移植器官來自被處死的犯人，那麼，必須等待法官判決後才能去尋求囚犯的器官。中國的法律要求死刑犯在被判決後7天內執行，那麼，可以在行刑前7天內安排器官移植，但不可能超過7天。因此人們會問，怎麼能提前14天或更長的時間安排器官移植呢，還可以預定一天中的什麼時間進行？
人們可能會猜想，是否是處死的囚犯數量超過了估計的數目，因而提供了足夠數量的器官；或是因為實際上還存在著另一個龐大的器官來源。
如何解釋「按需供應」獲取器官？
要達到一年有1萬到2萬的移植數量，每天需做27例到54例手術。由於年齡或疾病，使一些囚犯的器官無法用於移植。血型、組織因子等都增加了更多的變數，令人更加懷疑中國的醫院怎麼能如此快速、具體地響應器官移植的需求？
如何解釋中國這一「按需供應」的器官獲取系統？ 人們很輕易會想到，除了官方用死囚來解釋外，一定還存在另外一群器官供體，隨時被摘取器官。
從《血腥的活摘器官》調查報告第一版中我們瞭解到一些重要的證據，就是法輪大法學員成了這個活體器官供體庫的主要選擇對象。從1999年遭受迫害和酷刑折磨以來，當局非法關押了數十萬的法輪功學員。
我在親自與一名法輪功學員交談後警覺起來。他在被關押的兩年時間裏，儘管沒有健康問題，卻被驗了10次血。許多被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都表示有類似的經歷。為什麼要對他們進行照X光、超聲波、驗血這些專門的體檢，同時又對他們施行洗腦、苦役和酷刑折磨，甚至折磨致死呢？這些體檢肯定不是為了受害人的健康考慮，因為停止迫害就可以不花成本而達到這個目標。這不得不讓人想到，給他們做體檢是為了建立一個醫療資料庫，對潛在的活體器官供體進行系統分類。
我們推測，就在當局開始迫害法輪大法精神運動後不久，大約在 1999年到2001年之間，原本從被處決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與對法輪功的迫害結合到了一起，他們成了移植器官的來源。中國醫院網站上的廣告說腎移植是6萬美元，肝移植是10萬美元。一些軍隊醫院的網站甚至炫耀說器官移植是他們的頭號收入來源。
是醫學界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這種恐怖場景令人們寧願相信這不是真的。正是這種「殘忍到無法相信」 的模式十年來成為最好的掩蓋。或許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對Jan Karski的回答。當Karski報告說他親眼目睹了在納粹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大屠殺時，Frankfurter回答說，「我不是說你在撒謊，只是無法相信你告訴我的事情。」眾所周知，無法相信並沒有阻止人們在納粹德國的毒氣室裡繼續被屠殺。
國際紅十字會1944年對Theresienstadt猶太區的檢查對我們是一種警示——檢查人員錯誤地將毒氣室看作淋浴設施，錯誤的結論帶來了致命的後果。鑒於我們手中掌握的這些間接證據，以及Theresienstadt調查騙局的教訓，我們呼籲對中國進行專業檢查。
沒有了對人類生命的尊重，醫學就失去了其高尚的目的。為了做移植而殺人取器官，這不僅僅是一種反人類罪行，也與醫學的使命背道而馳。現在是醫學界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