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09日訊】這裡記述的是一位退休老教授親歷的事，他說那些已經是遙遠的往事，回想起來讓人覺得荒唐、可笑，惟希望這些荒唐事不再重演。他不願將自己的名字放在公開出版的文章中，於是就有了下面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的文字。
我是1957年考入那所大學的，由於那一年是處於所謂的1956∼1958年之間那個「馬鞍型」的低谷，高校錄取的新生也由1956年的十五萬人降為十萬零七千。一年之間大學錄取的名額如此劇烈下降，難免導致中學畢業生的怨言，我的兩個同學還因這事說了幾句怪話，後來竟被打成了右派份子，一個中學畢業生竟因為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可知反右派鬥爭是何等殘酷了。
那年八月底我帶著興奮、昂揚的心情去學校報到，心裏充滿著陽光，心裏想學校也應該是充滿陽光的吧。學校位於「天府之國」的首府成都市，學校旁邊是一條流淌著清清河水的小河，岸邊高大的法國梧桐遮天蔽日。聽學長們講，原來小河邊有學校配備的幾條小船，每天下午課後同學可去那裡蕩槳河上，更有不少同學或在河邊拉小提琴，吹口琴，悠揚的琴聲隨清澈的流水遠去；或坐在河邊的石凳上看書、聊天，一副天之驕子悠然自得的大學生活。但我們到了學校後，原來期盼的陽光景象沒有出現，河邊再也沒了琴聲，雖然河邊的遊船尚在，但很少有學子划船的倩影了。整個學校的氣氛頗有些凝重，大概是反右鬥爭的餘波尚未完全消散，學生們好像已經沒有了那份閑情逸致。就在上課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可能是學校反右中所劃右派數量沒有達到上級規定的比例，以致給我們講授《普通化學》課的一位老教授被補劃為右派份子。總之，本來十分嚮往的青春生活就這樣在鬱悶中開始了。
二
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中共更加強了對整個社會的思想控制，再也不容許有言論的自由表達。學校更是如此，從1958年的春天開始，學校對學生的思想控制加強了，每個年級、每個班都要進行所謂的「向黨交心」的活動，把自己內心的想法、思想活動講出來，比如，有哪些想法不符合黨的要求；也要把自己的社會關係不加隱瞞的統統講出來。實際也就是把自己的所有隱私都向黨做出交待。中共就是要做到不僅黨員是黨的馴服工具，而且要儘可能讓大學生也變成黨的工具，而學習將來服務社會的知識與技能倒在其次了。
1958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時間內，完成消滅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務。於是，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除「四害」運動。現在覺得搞這種運動非常可笑，可當時卻是作為政治任務來要求的。我們這些在校大學生也被要求停課去完成除「四害」的任務。
記得第一次是在四月份，全校學生都下到農村去捉老鼠。走到農民家裡，到處去翻箱倒櫃，也把農民堆好的的柴草垛等扒開，弄得老鼠四處逃竄，可搞了整整一天卻連一隻老鼠也沒有捉到。第二次是五月份了，學生們又被要求去捉麻雀，那就更荒唐了。同學們帶著從學校食堂拿來的饅頭，然後被派到農村，手裡拿著一個小樹枝，直愣愣地站在田野間，看到麻雀來了就揮舞手中的樹枝，對著麻雀吼叫。那些可憐的麻雀無法停留，只能在空中驚恐地到處亂飛，最後實在飛不動了，就墜落到地上，我們就撿起來繳到學校去。這樣一連搞了幾天，反正我是一隻麻雀也沒有捉到。全國到處都是這樣轟轟烈烈地在「除四害」，試問，古往今來有哪個朝代、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會搞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來。我不是說大學生有多麼高貴，不能從事這種極為簡單的事，而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就這樣荒唐，竟向全國人民下達這樣的命令，這是亙古未有的！而搞了一段時間，據說專家考證麻雀是整個生物鏈中的一個環節，主要以捕捉農作物害蟲為食物，因而是益鳥，不應該被列入「四害」之中，於是又把麻雀換成了臭蟲，繼續除「四害」。就這樣從1958年開展的除四害一直延續到如今，現在各地仍經常發布「除四害」的條例、規定等等，可見流毒之深。
三
從1958年的夏天開始，各種極度荒唐的事在中國一再上演，當然都會波及到大學校園。「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就在1958年的夏天瘋狂刮了起來。如果說「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只是個虛妄的口號的話，那麼，「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人民公社經過毛澤東的鼓吹、操縱建立起來後，可真把中國農民、進而把全國人民害慘了，1959∼1961三年的人禍致使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毛澤東搞的人民公社可謂「居功至偉」，後來得知我小時候居住過的安徽老家的那個村莊70％的人在那兩年餓死了。一直到今天中共都沒有把這筆賬徹底清算。
而我當時對「大躍進」的感觸尤深，因為是親身經歷。1958年9月，我大學第二學年的生活的開始了。但我們到達學校時並沒有開始上課，而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全系集中起來聽黨總支書記的動員報告，那內容是全校同學都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去大煉鋼鐵，為實現當年年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那上課就只好停止了。我所在的班級以及比我們高一年級的一個班要去川北的江油縣去挖鐵礦。對我們學生而言這是荒唐，而對整個國家而言則是更為荒唐。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宏偉口號」，即5年超過英國，10年趕上美國。一個重要指標就是1958年的鋼鐵產量要在1956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即從1956年的535萬噸提升到1958年的1070萬噸。這個1070成了當時響徹全國的口號。而當時已經過去了三個季度，到9月份時鋼產量只有三百多萬噸，那就意味著必須在最後的三個月將鋼產量推上去。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個不懂經濟學的瘋子才可能提出的要求，但這個要求卻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亦即那個瘋子提出來的，這就不僅是荒唐，而是不顧經濟規律的瘋狂了。
就這樣，開學沒多久，我們全班同學即開赴江油縣，住到離馬角壩車站不遠的一個山頂上去了。全班30個人住在原來農民的房子裡，全班男同學以通鋪的形式擠在一個屋子裡，地下鋪上稻草秸稈，晚上只要一個人翻身必有幾個同學被吵醒。而三位女同學稍微受到了優待，把幾塊木板搭起來作為她們的床鋪。
說是去開採鐵礦石，其實就是去採挖沿著山溝裸露出來的一層鐵礦石，其厚度大約相當於兩層燒餅。那層鐵礦石像一片龐大的赭色壁板斜插進山體中，我們當然不知道它所含鐵元素的份量，而用專業人員的話來說，根本毫無開採價值。只不過我們是無償勞動，國家無須付出任何工錢，我們還要自己墊上每天的伙食費。每天男同學就是在那裡將礦層旁邊的沙石挖去，再把鐵礦石板打斷取出來，由於無須鑽到礦井下，倒也自在。每天大部分同學都去挖礦石，還有幾個男同學要下山買米、買菜，女同學則成了被逼上鍋臺的廚師。說是廚師，其實就是煮米飯，由於經常買不到菜，每頓飯就只有泡菜作陪，有時甚至泡菜也沒有，只能幹吃米飯。由於勞動強度大，且沒有菜，所以，同學們的飯量驚人，當時粗略估計了一下，每人每天是三斤米的飯量，好在那是還沒有定量，飯還是可言吃飽的。但勞動成果卻令人汗顏，一天挖不了幾塊礦石。不過，當時的革命豪情雖不高漲，但小資情調依然，干累了，就在那裡唱蘇聯歌曲，什麼《紅梅花兒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紡織姑娘》等等。有一次全班同學還一起拿著、扛著工具，站在山溝口拍攝照片。記得改革開放後，有一次我還將幾張照片寄給一個雜誌社作為「老照片」給刊登了出來。這是後話了。當然，也有搞笑的事，記得有一次幾個同學爬上山上的板栗樹去偷摘板栗，交給女同學煮來吃。
我們在山上挖礦，而看到山下到處冒出黑煙，聽說那是鄉政府、人民公社組織群眾在煉鋼。而農民田地裡的晚稻、紅苕（即北方所稱的紅薯）根本無人收割，很多就爛在地裡。後來知道全國大都是這種情況，全國人民都在大煉鋼鐵，而整個秋糧收割季節就這樣被荒廢了，再加之人民公社實行了大食堂制，吃飯不要錢，敞開肚子吃，平時一餐能吃半斤飯，現在可吃一斤。如此以來，一方面吃得多，另一方面糧食又沒能從地裡收上來，那後果可想而知了，其後的全國大飢荒就是必然的了，餓死人是不可避免的了，所謂餓殍遍地、屍橫遍野。1960年代的大飢荒被我黨說成是天災加上蘇聯撤回援助造成的，這完全是轉移視線的鬼把戲，是為了逃脫罪責而編的無恥說辭而已。
我們兩個班的同學在山上呆了兩個多月，也不知挖的礦石送到哪裡去了，是否能夠煉出鋼來。等我們回到學校的時候，那種景象讓我們吃驚，學校旁邊那條小河原本清澈的河水變成了渾濁、帶有刺鼻臭味的黑水，據說為了大煉鋼鐵而在上游建了幾個焦化廠，烏黑的廢水排入河道。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校園的變化，哪裡還像什麼大學，完全成了一個大工地，所有的教師和學生都不再上課了，整個學校都在為大煉鋼鐵而奔忙。學校的體育場上建造了幾個「土高爐」。之所以叫做「土高爐」是因為它的樣子實在太土，用磚頭壘起一個類似農家煮飯的鍋灶一樣的東西，上面放一口大的鐵鍋，學生們就在那裡輪番進行「煉鋼」。其實，「煉鋼」的說法根本不確切，用那些煉鋼的同學的話說，那不是煉鋼，而是「炒鋼」！只見那些土高爐周圍堆滿了木材以及從各處撿來的鐵器，比如，公共場所的鐵質靠背椅、樓房通風口的鑄鐵件等等。把木材放入「土高爐」的爐膛裡，燃起熊熊火焰，再把那些撿來的好好的鑄鐵件砸爛，而後放到「土高爐」的炒鍋裡去「煉鋼」。這可能是人類發明煉鋼以來最原始的煉鋼方式了，但那「煉」出來的真的是鋼嗎？鬼才相信！但是，我相信我們學校所煉的「鋼」以及全國各地學校、鄉鎮、城市街道居民所煉的「鋼」肯定都進入了1957年全國鋼產量的統計數據中。因此，黨中央所要求的1957年鋼產量翻番的宏偉目標肯定實現了。
那一個學期就這樣在全國大煉鋼鐵的高潮中度過了，整個學期一節課也沒有上。如果說前一個學期的抓老鼠、打麻雀還只是小鬧的話，那這大煉鋼鐵可就是大鬧了，鬧得身心疲憊，學業荒廢。
當然，那個年代的荒唐事太多了。就在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全國呼啦啦一下冒出成百個新的「大學」，而這些「大學」大都是農村人民公社辦的，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另一個荒唐的是就是「放衛星」了，那一年全國各地都有畝產萬斤的新聞報導出來，後來畝產的衛星飛得越來越高，竟然出現了畝產12萬斤的天量衛星。而在我就讀大學的四川農村也放了很多「衛星」，一次在報紙上看到四川郫縣農村的一幅照片，即將收割的稻田裡，官員帶領參觀的人們看高產稻田，而幾個小孩子竟然坐在田裡即將收割的稻穗上。既然稻穗那麼密，那畝產肯定會很高了，但當時很少有人問一句：稻田密不透風，稻子還能生長麼？
那個年代就是那麼荒唐！而且那些荒唐作為所造成的後遺症至今仍在產生著影響，官場的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商界的坑矇拐騙、喪失良心，學術界的不務正業、以假亂真，教育界的見錢眼開、誤人子弟，演藝界的低級下作、逼良為娼，等等。其實，中國政壇上的諸多世事不是更荒唐嗎？
